谢冬文

(湖南科技学院大学 英语教学部，湖南 永州 425199)

国家的强大不一定会导致对外扩张，可是不幸的是很多国家强大后走向了扩张的道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就是一个典型。对外扩张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国家课题，也必然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有一个影子一直萦绕在19 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那就是殖民扩张。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殖民是遥远的事情，他们的作品中会出现流放殖民地的犯人，从殖民地暴富而归的闯荡者等等，轰轰烈烈的殖民事业是一个想得到看不见的背景。康拉德是一位认真探讨殖民话题的作家。他亲历过殖民，目睹殖民的场面，进而以不常见的冷静思辨对殖民进行批判。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是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专注帝国殖民事业的文学家。作为英国人，吉卜林生于印度，童年在印度度过，学成后再次回到印度工作，他的文学作品关注印度殖民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殖民文学关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为了维护殖民的正当性，殖民话语体系中的殖民者通常都是文明、进步的，被殖民者则是愚昧、落后的。殖民者以文明进步使者的身份出现在殖民地，不仅可以将殖民正当化，还可以将其崇高化。康拉德笔下的库尔兹曾经说过，每一个殖民贸易站“应该是通往美好前景的灯塔……是人道、进步、教化的中心”［1］94。史称第一次国际会议的1884-1885年柏林会议旨在瓜分刚果，形成的共识文件中也不忘标榜“旨在教化土著，以带领他们走向文明”［2］。彼时的欧洲舆论界充斥着殖民文明论。然而对大英帝国最大一块殖民地了解比较深入的吉卜林则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关英印属地的殖民体系，吉卜林有自己的理论与思想观点。吉卜林比较鲜明地提出，殖民者在印度殖民不应该是为了印度的文明化，而应该是保护印度人。

一、无法完成的文明使命

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中，有殖民者满怀崇高理想与善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在印度复制文明。殖民者期待着“文明亚洲的伟大使命”。然而“这将无法实现，因为亚洲不可能遵照西方模式走向文明”。［3］179 在长篇小说《瑙拉卡》中，塔文认为印度人是“活死人“、是“木乃伊”、是“木头人”，是极度不文明的人，凯特将改变印度人这种不文明状态视为己任。“正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如果他们聪明，如果他们睿智，那我们还能为他们做什么?正因为他们迷失方向、身陷混沌，正因为他们是愚蠢的人类，他们才需要我们。”［4］122印度人的文明事业是殖民者的一种崇高使命。在吉卜林的作品中，这种文明使命感屡见不鲜。吉卜林一方面肯定这种文明使命的善意，一方面认为靠殖民者是无法完成印度的文明使命的。

首先，吉卜林认为，印度目前的发展状态无法判断文明与愚昧;既然无法判断则无法接纳与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从而无法文明化。文明发展阶段论是吉卜林时期英国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知识和环境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也直接决定了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社会达尔文主义起源于达尔文的科学进化论，是一种唯科学论的学说。斯宾塞认为“一般知识”和“科学知识”“只是科学本身——或者知识本身——不同阶段的称谓而已。”［5］157-161换言之，科学就是知识，就是科学知识。可以肯定，吉卜林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奥里利安·迈克高根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Aurelian McGoggin)中，吉卜林书写出了“斯宾塞”［6］P107的名字。吉卜林的作品中还极度重视知识的重要性。印度人有掌握知识的潜力，但是当前环境下大部分人尚没有掌握科学知识，与之相反的是，很多人太迷信了。愚昧的印度人无法解释白人身上所掌握的知识，于是将他们视为拥有神奇力量的“上天之子”(heaven-born)。印度人的理解能力还停留在对现象的解释上。伊姆雷(Imray)有一个忠实的印度仆人巴哈杜尔·坎(Bahadur Khan)。坎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有一次，伊姆雷“说他是一个帅小伙，并拍了拍他的脑袋”［7］48。此后不久，小孩因季节性发烧死去(在吉卜林的作品里，发烧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许多殖民者逃不过发烧死亡的命运)。坎认为“上天之子无所不知，而我又是上天之子的仆人。”“他对我的孩子下了魔咒，所以我杀了他藏起来了”。［7］P48伊姆雷拍脑袋与小孩的死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仅仅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印度人无法解释自己孩子的死亡，以现象为逻辑，判断自己的主人就是凶手。这种极度迷信无知的印度人是吉卜林笔下多数印度人的写照。《未经教堂见证》(Without Benefit of Clergy)中殖民者霍顿(Holden)拯救了印度女孩埃米拉(Ameera)，两人最终同居生子。(两人的事实婚姻生活是未经教堂仪式见证的，实际上是不被殖民世界承认的，所以殖民者认为霍顿还是单身。)霍顿是现世生活中埃米拉的拯救者，然而埃米拉笃信神灵，她总是用神灵来解释种种现象。一方面，她深爱着霍顿，另一方面她的认知世界里充满了神灵等超自然主宰。两人的孩子夭折，悲伤愚昧的埃米拉于是愈发无法理解文明理性的霍顿的处事原则。一场瘟疫最终夺走了悲剧的埃米拉的生命。在弥留之际，埃米拉说道:“我见证了——我见证了——没有所谓的神灵，只有——你，亲爱的”［8］265。埃米拉由文明人霍顿拯救，与霍顿朝夕相处，却死守着自己迷信的世界，最终无缘文明的道路。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将死之时，埃米拉领悟了自己信仰的虚假性，领悟了文明掌握在像霍顿这样的殖民者手中。

吉卜林的话语体系中有些印度人有幸走向了文明的道路。最著名的当属《亚洲的眼睛》(The Eyes of Asia)中的大英帝国印度军团的四位印度士兵。不过这四位士兵是在欧洲亲历了文明，继而文明化。他们的文明化不是被迫的，不是伟大的文明使命使然。他们是自发自愿的。身处于文明的环境中，有文明潜能的四位士兵摒弃了迷信的思想体系，接纳了以科学知识为核心内涵的所谓现代西方文明。文明后的士兵意识到“我们［印度人］在他们面前就是傻瓜”［9］70。吉卜林暗示，印度文明化不能靠殖民者崇高的使命感，而需要印度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找到文明的内动力。

其次，吉卜林认为，印度既得利益集团是民族文明化的内在障碍。西方文明体系与印度愚昧落后的体系是格格不入的。宣扬一方自然意味着抛弃另一方。殖民者在印度的文明化尝试主要依靠基督传教与礼拜学校(Sunday school)。(礼拜学校很早就在英国出现，目的是免费教授穷人的孩子学习知识。)在印度大多数礼拜学校与基督传教紧密结合在一起。在《顿加拉的审判》(The Judgment of Dungara)中，传教士贾斯特斯(Justus)不顾前人的失败，毅然领着妻子女儿深入传教使命前哨(Mission outpost)。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几乎必死无疑。”但是，“对于文明的白人而言，英雄主义、失败狐疑、绝望、甚至是自我牺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拯救那些迷信植物神灵、岩石妖精以及河神等等的半人性灵魂。”［10］228-9传教就是牺牲。但贾斯特斯坚信传教的结果会是产生“一个文明的布里亚科尔地区”(a civilized Buria Kol)［10］233。然而贾斯特斯一次次的进展却严重地威胁到了当地当权者，印度当地庙宇主持阿桑·达泽(Athon Daze)。阿桑眼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皈依基督教，还有贾斯特斯妻子娜拉(Nala)为他们教授英文，觉着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即将失去权利与权威。他于是假装皈依基督，并且与贾斯特斯商定，在官员前来视察基督传教成果当日，为所有皈依者以及欢迎仪式上的牲畜提供白色的服饰。阿桑在衣料里掺入了未经浸泡处理的蝎子草纤维(Nilgiri Nettle)。这种纤维必须浸泡六个礼拜，否则哪怕就是做桥梁绳索，接触者也刺痛难忍。当天披上这种服饰的人与动物刺痛难忍，漫山遍野凄惨之声。人畜尖叫着奔向河流。“这是顿加拉的审判!我身如火烧!我身如火烧!跳进河里，否则得死。”［10］234原以为文明在望，一夕之间前功尽弃。《瑙拉卡》中凯特认为自己“使命”就是“终其一生在东方为了改善印度女性的环境而努力”［4］2。她运用自己的现代医学知识救死扶伤。然而现代医学知识与印度巫医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凯特的文明化努力与塔文的行为无意间妨碍了皇后的图谋，皇后欲除之而后快。怀着崇高的文明理想与使命来到印度的凯特，差点因为自己的使命感而葬身印度。在吉卜林的作品中，许多殖民者因为这种使命感而命丧黄泉。

吉卜林认为殖民者虽然有文明化的善意，但是无法凭着善意在印度推进文明。在他的话语体系中，执意推行文明的殖民者是可悲可泣，甚至可怜到狼狈不堪的地步的。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并没有认同传统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心思想“传播文明“，他认为以“保护者“的身份出现才是更正确的。

二、穷苦人的保护者

吉卜林写过很多诗篇，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作于1899年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有些诗行是这样写的:去为别人谋福利/去为别人的利益工作。(To seek another＇s profit/And work another＇s gain．)喂满饥荒之嘴/让疾病消失;/当你为别人追求/的目标即将实现，/当心懒散与异教愚昧/将你的希望化为泡影。(Fill full the mouth of Famine/and bid the sickness cease;/And when your goal is nearest/The end for others sought/Watch Sloth and heathen Folly/Bring all your hope to nought．)［11］371吉卜林殖民话语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殖民是为了殖民地土著的利益，是为土著工作与服务，是为了保护土著。故事《成墙上》有这么一段话:

但是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有关最高政府的一些事情，有关这个高高在上、无比谦卑、而又是坚强后盾的最高政府的一些事情。来自英国的绅士们在印度呆几个星期，在这个巨大的斯芬克斯平原上转悠一番，沿途写写有关这里工作的文章，任由自己的无知去指责或去赞美。于是乎全世界都知道了最高政府的所作所为。可是没有谁，甚至最高政府也不会，知道这个帝国上的一切。年复一年，英国派送一批批新的工作人员战斗在最前线，战斗在被官方称为印度公民服务的最前线。一个个工作人员死去，或者劳累致死，或者忧心致死，或者累垮，他们只希望这方土地能够被保护起来，免受死亡、疾病、灾荒以及战争的摧残，只希望其最终能够独立自主。它将永远不能独立自主，但是这是个美好的想法，为了这个想法人们乐意赴死，于是年年持续着这样的工作，以催促、引诱、责骂甚至是哄宠这个国家向美好生活迈进。倘若有些许进步，所有功劳归土著，英国人只站在背后擦拭额头。倘若有失败，英国人将会走向前承担责难。［10］298-299

吉卜林认为印度这块次大陆平原太复杂了，不是呆几个礼拜就可以参悟的，所以他认为当时英国国内有关印度的作品很多是无知的(有关吉卜林对这类作家的看法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均有出现)。他认为英国殖民政府将保护印度公民看作是战斗的最前线，是重中之重。殖民者应该保护土著免受疾病、灾荒等的摧残，直到土著们学会了自我保护。由于土著自身发展阶段的限制，吉卜林断言土著将永远无法自我保护，无法独立，即他们永远需要英国殖民者的保护。在保护土著的过程中，殖民者展现出了无私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是一种史诗般可歌可泣的保护与奉献。

吉卜林将自己殖民话语体系中理想的殖民者称作“穷苦人的保护者”(Protector of the Poor)。这个词在《基姆》、《丛林故事》等等许多吉卜林作品中一再出现。比较容易看出穷苦人的保护者主要工作内涵包括在饥荒与疾病来袭时保护印度人。

饥荒(famine)与战胜饥荒是吉卜林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征服者威廉》中威廉是一位投靠殖民者哥哥的白人女性。她因为和白人殖民者一起战胜了一次极大的饥荒而成为了征服者;威廉以及所有战斗中的白人都成了饥荒的征服者与土著的保护者。总共有八个灾区，受灾人数庞大，而救灾白人寥寥。每个人都是超负荷运转，任劳任怨。灾难来袭之时，白人殖民者斯科特(Scott)没有想到印度人自己的愚昧无知竟然成了救灾的一大障碍。救灾粮是小麦、黍米、大麦，然而灾区人民主食是大米。“他们吵嚷着要大米……当他们发现没有大米时，四散开哭去了”［12］213-4。无论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一边是大量的救灾粮派不上用场，一边是灾民没有粮食一天天死亡。作为权宜之计，斯科特命人抓来山羊，喂食上好的谷物。几天后山羊产奶，奶水用来喂食饥荒中濒临死亡的婴儿。母亲们看到孩子有救了，勉强“进食些奇怪的食物”［12］216。这是个“荒诞”(absurd)［12］216的场面，这种荒诞折射出了印度人的进化状态与愚昧无知，也反映出了殖民者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拯救保护印度人。威廉不算殖民者，她只是前来投靠哥哥的一位殖民者家属。灾荒当前，威廉毅然承担起白人的责任，与救灾总指挥的妻子吉姆夫人一同收养濒临死亡的婴儿。在这一次救灾战役中，有三位白人累死。吉卜林只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三个严重不称职的人死了，他们的位置由更称职的人接替了”［12］219。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中，殖民者的本来就是来奉献的，只要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牺牲是正常的。吉卜林的作品中一再地出现饥荒与白人引领战胜饥荒的书写，战胜饥荒成为白人保护印度人的注脚之一。

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中，白人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疾病。白人不但要自己对抗疾病，还要帮助印度人对抗疾病。许多白人如果不来到印度殖民，就不会患上诸如高烧与霍乱等的疾病，不会因此而丧命。吉卜林似乎暗示，白人来到印度，患上这些疾病，并最终死亡，都是为了印度人，都是为了保护印度人。

在《娶个异教徒》(Yoked with an Unbeliever)中有这么一句话:“众所周知，印度均分为丛林、老虎、眼镜蛇、霍乱与印度人”［13］35。霍乱常常在印度肆虐。要保护印度人，英国殖民者不得不与霍乱做长期的斗争。《未经教堂见证》中一场霍乱瘟疫袭击了几十万的神殿朝拜者。“许多人在他们神灵的脚下丧命;其他人在这方土地上四处逃散，传播瘟疫。瘟疫于是重击一座城池，一天致死两百人。”［8］261灾民在车站等地聚集，尸横遍地。印度人不知道如何控制瘟疫。殖民者奉命救灾。霍顿虽然没有战斗在救灾的最前线，他每天有13 个小时在办公室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接替救灾工作中阵亡的白人殖民者。印度太庞大了，殖民者人数有限，时常是一个地区有难，很多地区的殖民者增援。在《口述》(By Word of Mouth)中，身在旁遮普的医生都莫伊(Dumoise)即将启程前往别处工作，突然间接到电报去往努迪亚(Nuddea)支援霍乱灾区，11 天后就死了。［14］323-324除了霍乱，殖民者还必须与高烧等其它疾病斗争，以保护当地土著。

殖民者除了跟灾荒、疾病等斗争以保护当地印度人以外，还运用文明的法律武器跟印度的野蛮习俗作斗争，从而保护印度人。如果产生冲突，野蛮的印度人常常会想方设法置人死地，这是文明的英国殖民者所不允许的。英国人常常运用法律的武器组织这种非法的杀戮，从而保护印度人的人身安全。在故事《楠加·多拉》(Namgay Doola)中，身处喜马拉雅山区王国的楠加拒绝向国王纳税，国王忌惮英国人的法律规定不敢杀他。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教派之间相互仇恨，因此常常产生教派冲突。白人殖民统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阻止、处置教派冲突，保护印度人。吉卜林作品中出现的多次教派冲突中，都由殖民者成功处置平息。《丛林之书》中的狼孩毛格里(Mowgli)与群兽有本质的区别，毛格里是人类，是文明进步的代表，群兽是野蛮的代表。(在人类世界里，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是文明进步的，殖民地人民则是野蛮的。毛格里虽然是印度人，在人类世界里，他是野蛮的，但是在丛林世界里他无疑是进步文明的代表。)毛格里的使命不是将丛林文明化，是赋予丛林以和平的秩序，保护群兽免受诸如老虎等邪恶势力的攻击。

小结

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文明的殖民者与野蛮的土著。殖民者不应该急于强制性传播文明，应该明白土著的进化状态，并且意识到土著的文明化过程需要内在的动力。殖民者应当担当起“穷苦人的保护者”的角色，保护土著免受灾荒疾病等的折磨，用文明的方式保护野蛮的土著，尽量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1］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M］．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柏林会议:［EB/OL］．(2013-03-30)［2014-04-25］．http://kasieconomics．com/2013/03/30/scramble-for-africa-berlin-conference-of-1884-1885-to-divide-africa/

［3］Kipling，Rudyard．“The Man Who Was“．Mine Own People［M］．New York:United State Book Company，1891．

［4］Kipling，Rudyard．Naulahka ［M］．New York:Doubleday＆McClure Company，1899．

［5］Spencer，Herbert．Recent Discussion in Science，Philosophy，and Morals［M］．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71．

［6］Kipling，Rudyard．“The Conversion of Aurelian McGoggin“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899．

［7］Kipling，Rudyard．“The Recrudescence of Imray“．Mine Own People［M］．New York:United State Book Company，1891．

［8］Kipling，Rudyard．“Without Benefit of Clergy“．Mine Own People［M］．New York:United State Book Company，1891．

［9］Kipling，Rudyard．．The Eyes of Asia［M］．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18．

［10］Kipling，Rudyard．Soldiers Three，The Story of the Gadsbys，In Black and Whit［M］．New York:Doubleday ＆ McClture Company，1899．

［11］Kipling，Rudyard．Rudyard Kipling＇s Verse ［M］．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1922．

［12］Kipling，Rudyard．“William the Conqueror“．The Day＇s Work［M］．New York::Doubleday ＆ McClture Company，1899．

［13］Kipling，Rudyard．“Yoked with the Unbeliever“．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899．

［14］Kipling，Rudyard．“By Word of Mouth“．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M］．London:Macmillan and Co．，Limited，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