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闫明，安书江

(河北联合大学，河北 唐山 063009)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生态，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网络政治参与的典型案例层出不穷，“大表哥事件”、“李刚门”、“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等系列事件凸显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强大力量，通过网络的传播和发酵，一般性的事件或细节发展成为被众多网民关注并最终引导公权力介入的政治性事件。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定义

我国网络发展十分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初，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18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升至45．8%。预计到2015年时，网络普及率将会达到50%。我国互联网发展经历了跨越式的过程，网络普及率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指标，就发展水平而言也已达到了相对领先的地位。网络政治参与一般是指在信息网络时代背景下，主要以网络为活动平台，有意或无意的将目标指向现实社会的政治系统，同时以网络作为工具载体和表达手段，以网民或不同性质的网络群体为政治参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总和。

网络政治参与较之传统的政治参与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一是便利性特征突出。由于网络信息量的丰富和各种检索工具的广泛使用，个人计算机用户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轻易获得大量政治性信息，以点对面的形式摘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具有可重复性和价格低廉的便利条件。二是参与主体复杂。在网络平台这个虚拟性的世界中，网络政治参与仅受到技术水平和网络协议的制约，过滤掉了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族、身份、金钱等个体属性的干扰，网民群体可以在理论上等同于全体国民。另外，自由注册和非实名制准进的现实，都决定了网民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三是自由平等的表达方式。网络天生具有平等性，主要体现在言论权的平等上。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反威权和集权的，体现了平等自由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上改变了传统的科层等级体制，使信息的发布不再是特殊权力，运用技术手段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虚拟性平等”，使现实政治平等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四是倾向于社会批评。在任何社会中，批评都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网络言论和新闻兴奋点绝大部分是对于现实的批判，再加上中国所处转型期的时代背景，网络舆论对政治腐败、贫富差距、弱势群体、拆迁等社会问题充满发泄式的言论，尤其是遇到突发事件或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满情绪便会通过网络集中表现出来。应该说，互联网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公众意见发表和情绪发泄的首选平台。

二、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在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网民肆意谩骂攻击、媒体为点击率不择手段、体制压制正常表达等等。正常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及整个国家宪政制度的完善;无序的政治参与则不利于政治发展甚至会演变成骚乱，所以，认清当前网络政治参与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受到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造成在实践当中的参与不平等。一方面上网的硬件门槛仍旧不可小视，虽然我国网民数量迅猛增长，但是能够做到按照主观意愿时时在线的人群在国民当中还是占到少数，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家用电脑仍旧是大多数农民家庭非必要性的生产生活工具，同时根据人民网的调查统计，201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 元，价值几千块钱的个人电脑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仍旧是奢侈品。另外，我国网络通讯的覆盖率和宽带信号的传输速度、稳定性还是比较落后。另一方面，网络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然界的属性，数字强者也会在信息交换和博弈中不断壮大，而弱者愈弱，信息和话语权被少数精英分子垄断就可能形成新的阶层壁垒，甚至危害言论自由而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网络的虚拟化特征导致政治参与主体行为的非理性化，容易滋生政治谣言和“多数人的暴政”。一方面，网上汇集着海量的信息，真实信息和虚假、甚至恶意信息并存，甄别有效的信息对于参与主体而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任何个人都不能完全摆脱主观好恶在信息选取过程中发挥作用，再加上现实社会的贫富不均、公平缺失现象，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往往乐于采信自己喜欢或揭露阴暗面的信息，众多网民的信息择取倾向的汇集最终形成了宏观上参与主体行为的非理性化特点。另一方面，网络非实名制能够隐藏参与主体的真实身份，使得网上政治表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逃脱责任追究，网络便成了纯粹发泄式的言论甚至恶意攻击滋生的温床，在“三人成虎”心理的作用下，可能事实真相被政治谣言完全淹没，以此基础形成的舆论压力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绑架政府权力，最终形成政治学所谓的“多数人的暴政”。

第三，对于民主价值理念的抽象追求和对于实际利益的具体追求之间存在某种意义上的鸿沟。从现实网络政治参与实践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大多是35 岁以下、具有一定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的青年群体，具有进行政治表达并实现民主权利的需求，通过网络参与实现权利是其追求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在具体的参与实践过程中，他们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尤其是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进行表达和参与。民主权利的追求偏重于对形而上学价值观念的哲学性考量，而对具体利益的追求又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标准，所以说人性对于实现权利和追求利益之间的矛盾仍旧存在于数字世界之中。

最后，“群体极化”和网络政治盲从比较广泛的存在于政治参与过程中。詹姆斯·斯托纳提出“群体极化”概念，是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互联网的匿名环境、海量帖文的气氛渲染，观点相近人群的频繁沟通，更容易产生‘群体极化’，并可能发展为人身攻击，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发展相对欠缺，导致网络政治参与的群体极化现象十分严重。政治盲从则是指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既不被特定的目的和动机所驱使，也不产生于某种压力之下，而是源于自身盲目的本能和不自觉，激荡的政治冲动和对现行体制的不满取代公民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政治参与的出发点。“群体极化”和政治盲从两者互为因果，在一定条件下彼此促进，影响更加严重。

三、网络政治参与规范化的引导路径

网络本身只是一种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工具性手段，并不具备价值判断和自觉引导的功能。因此，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措施来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想办法避免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消极影响，实现新技术条件下的政治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

首先，加快信息化技术开发力度，营造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环境。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不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对信息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的投入，尽量普及电脑和网络的使用范围，消除实践中的信息差别，实现网络资源服务的均衡化，鼓励民众通过网络手段进行积极地政治参与，进而提高全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基础教育和公民教育领域推广网络政治参与的相关信息化技术，让国家主导的规范政治参与模式尽早成为参与主体的实践方式，用健康的参与经验和体验对抗不良的倾向。另一方面，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点确立权威信息体系，防止形成特殊群体利益的“信息贵族”对话语权和资源类的公共信息产生垄断，为通过信息平等、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平等创造条件。

其次，不断规范和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护网络环境和公民正当权利。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青少年儿童的网络政治参与引导，培育未来合格的网络参与群体。信息管理部门要时时注意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针对网络民意的指向及时给出相应的权威信息，实现对网络民意的恰当规制。不断加强立法，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处置相关事件，避免非理性化因素在政治参与中的消极作用，尽量消解网络政治谣言和“多数人的暴政”。目前，我国的网络立法还非常不完善，最新的相关法律就是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内容不够全面、具体，大大滞后于网络政治实践的发展进程。下一步的立法基点在于:融合信息技术和政治民主、推行实名制政治参与立法、规范网络秩序和保障公民自由并重、融合国情和国际惯例等等。

第三，协调民主权利的追求与实际利益追求的平衡点，实现全民福利的最大化。一方面，解决好在网络虚拟环境当中政治表达的“度”的问题，既要保持真实的意思表示，保障网络民意的渠道畅通，又要掌握过犹不及的原则，适度降低纯粹的网络情绪发泄的强度，在表达和克制之间寻求适当的理性政治参与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在抽象化的价值观念追求和具象化的利益追求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高扬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自由、民主，形成全社会向往政治发展的良好氛围，又要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诉求，在逐步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理念靠近。只有以体制主导的形式引入对终极价值的觉醒，才能避免民众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对体制权力的怀疑，最终减少政治不稳定因素，实现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最后，适度掌控群体倾向性，减少极端的群体行为，力争把“群体极化”和政治盲从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减少“群体极化”现象的根本立足点还在于解决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从源头上消除集体性的不满情绪。把能够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具体问题解决好，就能够消除出现极化倾向的导火线;把社会问秩序维护好，就能从本质上消解群体极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为各种声音和观点开辟生存的空间，营造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氛围，使不同甚至矛盾的政治观点能够有机会合理论辩，让网民自己凭借理智判断是非，做出政治选择。相信主流民意的理性能力，创造宽松多元的网络政治环境，通过不同观点之间的博弈，依靠网络体系的自然力量筛选出最为合理的观点，用以规范政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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