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訇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张绍曾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爱国将领和民主革命家。他青年时代立志救国，率先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为加速清王朝的灭亡作出了贡献。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他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反对复辟，主张共和；反对军阀混战，倡导和平统一等一系列运动中起了促进作用。他是一致向前看、向前迈进的人物，尤其是1912年10月他任绥远将军期间，利用群人智慧，平等对待蒙古王公，成功地召开了著名的“西盟会议”，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在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近年来，不多见这方面的文章，本文仅就张绍曾主开西盟会议的来龙去脉及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浅薄的看法，文内不妥之处，期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一

张绍曾（1879－1928年）直隶（今河北省）大城县人。1888年随父在天津附馆读书，1895年秋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刻苦学习，学业优异。1898年被官费保送至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在该校学习炮兵科；1902年与吴禄贞、蓝天蔚致电清廷提出返国组织义勇军对俄军作战，结果为清廷所拒绝。同年毕业回国，被任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教官，后调北洋陆军第二镇任教官，正参谋官。1903年升任第五镇炮标统带官（相当于炮兵团长），1906年升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1909年升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后改任陆军部一等咨议官，1910年随载涛出国考察英美军事，1911年2月继陈宦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统制（相当于师长）驻沈阳，3月尝给“陆军副都统衔”。

张绍曾出身贫寒，从小就立志救民救国，在日本留学时“受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和主张”①，与士官同期同学吴禄贞，二期同学蓝天蔚，志趣相投，往来密切，故结成莫逆之交，被誉为“士官三杰”。1907年春，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宋教仁，在奉天（今沈阳市）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张绍曾和挚友吴禄贞、蓝天蔚一起加入同盟会，并为“辽东支部负责人”。②从此张绍曾更加“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参加了东北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

张绍曾担任第二十镇统制官后，给军中革命官兵以极大鼓舞，推动了革命组织的迅速发展，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孙谏声、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人“以读书为名”成立的“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等革命团体，以“传播革命思想，联系革命同志，密图举事”①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滦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版。，张绍曾本人也在静观形势，待机行动。旧历七月初，他曾向同盟会驻沈阳代表王葆真表示：“同情革命，将来有机会时，一定有所表现。”②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实绩史料汇编·起义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1911年秋，清政府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卢龙）举行第三次秋操，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吴禄贞的第六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都被列入东路军参加秋操。“士官三杰”企盼着把这次京畿秋操变成操地起义，直捣北京清廷巢穴，于是他们“秘密议决”，“乘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志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③《辛亥革命》（六），第339页。正当张绍曾率第二十镇参加秋操的混成协驻军滦州，秋操开始之时，武昌首义发难，清政府将参加秋操的各镇，先后组成第一、第二军开赴武汉前线镇压革命。张绍曾的第二十镇被编入第二军准备南开，在形势突变之时，张绍曾拒绝了清廷要他率军南下的命令，在滦州按兵不动，静待时机。不久，革命党人彭家珍押运军火从奉天运往武汉前线接济，事先电告张绍曾在滦州将军火扣留。有了枪支弹药，张绍曾便征求蓝天蔚意见，他们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他与驻奉天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统卢永祥联名用“兵谏”的形式于10月29日向清廷提出改革政治十二条政纲，并要清廷立刻答复。清政府害怕第二十镇由滦州进逼北京，于是用开快车的方式要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并对张绍曾传谕嘉奖，不久又下罪己诏，用以敷衍张绍曾等新军将领。这便是辛亥革命时期轰动一时的“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虽然迫使清廷接受并颁布了立宪政纲，但它已为时过晚，失去了“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政纲的作用。尽管如此，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削弱了清政府镇压武汉民军的力量，因此对清政府说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武昌起义是—个有力支援。

“滦州兵谏”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推翻清廷的要求，可见张绍曾的革命勇气是不足的，在客观上使清廷和袁世凯钻了空子。事后，张绍曾也识破了清廷和袁世凯的骗局，所以当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消息发表后，张绍曾立即给军咨府打电报指出：“临时政府必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敕任的内阁总理大臣不合宪法。”④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9卷第30辑），1962年版。矛头指向袁世凯。虽然他在接受吴禄贞等革命同志的劝告后，积极策划武装起义，但为时晚矣，时被袁世凯奏请清廷免去他的第二十镇统制官的职务，离开军队，回天津休养。未几，张绍曾以“长江宣抚使”的身份去上海推动南北议和。孙中山打电报召张到南京，计划任命张为陆军总长或广东都督，张则说：“我以在野之身，不为个人名利，奔走和平，谋求国是，容易获得人家谅解，并且处处都好说话，如果有了职位，就受到局势限制，不大好办事了，报国之日方长，做什么事都是效命国家，不在有无官位。”⑤同上。孙中山先生敬重张绍曾“志趣高尚”，也就不勉强任他的职了，不久张绍曾回到天津。当年当选为进步党直隶支部长，4月任总统府咨议官，9月授陆军中将，10月被任命为绥远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二

武昌起义，各地响应的时期，沙俄政府认为“中华帝国的解体”时机已到。于是唆使外蒙叛国集团，搞所谓“独立”活动，12月5日，驱逐了清朝驻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三多及全体官兵出境，16日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活佛为“皇帝”，改元“共戴”，拼凑了有内蒙古王公参加的“内阁”。随后又驱逐了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外蒙“独立”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孙中山首先发电，劝告外蒙活佛取消“独立”。1912年4月北京政府发表声明：“凡蒙藏回疆各地方为中华民国领土”，“蒙藏回疆各民族同为中华民国国民”。库伦叛国集团在沙俄支持下，不仅拒绝了这些劝告，而且向内蒙各盟旗发出《劝降文告》和《优待条件》等反动文件，并派出骑兵闯进内蒙古向各盟旗施加压力，妄图“将全蒙一齐联合起来”，共同脱离中国。⑥王光祈：《库伦条约之始末》，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62页。首先响应库伦“独立”的是哲盟科右前旗反动扎萨克乌泰，他接受外蒙劝降后立即向俄借款五万两，募集兵丁五千之多，又向库伦递交了《蒙旗情欲投降蒙古国》奏折，要求援助。库伦当即嘉赏乌泰亲王爵，沙俄援助步枪五千支，①《关于蒙王乌泰事项》。乌泰在沙俄援助下，利用扎萨克权力和喇嘛教的势力，大肆挑拨民族关系，胁迫群众参加叛乱，一时间全旗“老弱及不愿应募者，号哭于道，纷纷迁避”，一片恐怖悲惨景象。②同上。1912年8月20日乌泰勾结葛根庙活佛宣布“独立”，发表《东蒙古独立宣言》。同时宣布“独立”的还有扎赉特旗和科右后旗。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翼两旗部分王公也先后发动叛乱。此外还有部分扎萨克王公和喇嘛活佛秘密投奔库伦，“如哲盟的科尔沁左翼前旗的扎萨克郡王棍楚克苏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公爵那孙阿尔比吉呼，克什克腾旗的台吉诺勒嘎尔扎布，卓盟喀拉沁右旗的管旗章京海山和土默特左旗的匪首巴布扎布、穆荣阿等”。③博彦满都：《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至此，蒙古脱离中华民国的危机已十分严重。

为了阻止和平息这场由沙俄直接导演的叛乱丑剧，民国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下，除对蒙古王公喇嘛颁布了一些安抚和争取的法令外，于10月初任命张绍曾为绥远将军前去那里平叛和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并要他稳住西二盟之局势。

内蒙分为六盟：哲里木、桌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盟为东四盟，简称东盟；乌兰察布、伊克昭盟为西二盟，简称西盟。西盟共十三旗，人少地广，南北五百里，东西一千三百里是“秦晋、直陇、伊新以及察哈尔一带之屏障也，是故乌伊两盟而安也则秦晋直陇伊新及察哈尔等处亦随之而安，乌伊两盟苟有与库伦结合之事，则秦晋直陇伊新及察哈尔诸地扰攘无宁日，而中原之大局将亦因而牵动矣！此地理上所必至之势者也，然则乌伊两盟之关系不亦重且大呼”。④《西盟会议始末记》，天津：商务印书馆，第3页。“况且库伦称‘独立’以来，文檄乌伊两盟，希图煽惑者二次。”⑤同上书，第5页。他们打着“同族同教”的旗号，妄图联合各盟“自立为国”。并指使西盟王公训练兵丁“拱卫活佛，维持黄教……固守地面”。⑥同上书，第6页。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对这一重大事变因民族、阶级、阶层之间的利害不同而看法亦有不同。在蒙族中的一些当权人物中，他们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口号中的“驱除鞑虏”一句的反感很强烈，他们虽然也明白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者，但“鞑虏”二字有牵连到蒙古的意味……因此，他们对辛亥革命表现了极其冷淡甚至抵触的态度。中华民国建立后，西二盟的蒙古王公们认为自己已受清廷厚恩，子孙享受着“世袭罔替”的爵禄，清廷被推翻后，怕本身的富贵爵禄也随之取消。因此，反对民国的倾向日趋发展，随时都可能发生叛乱，尤其是库伦“独立”后，影响已波及内蒙。张绍曾到达绥远后，便被许多蒙古兵包围起来，张指挥第二十镇第八十标打退蒙兵后，乘此兵威安抚败退的王公。随后，于29日照会乌伊两盟各旗王公到绥远城“共同筹议一切解决办法”。

张绍曾召开西盟会议的用意在于：一，“断绝库伦之羽翼。”当时情势已十分清楚，外蒙叛乱集团在沙俄的大力支援下，接连不断“招降”内蒙各盟旗王公，两盟形势已岌岌可危，如果放手旁观，势必西盟会迅速变成库伦继续南犯的桥头堡。因此，张绍曾果断决策断绝西盟与库伦的关系“欲断库伦之羽翼，非联络乌伊两盟不可；欲联络乌伊两盟，非召集两盟重要人员公同会议不可”。⑦同上书，第14页。二，宣传共和之真旨。两盟地处西北，很少了解甚至误会辛亥革命和共和的真正含义，外蒙叛国集团正是利用这一点极尽挑拨和拉拢之能事，妄图达到“自立为国”的目的。张绍曾高赡远瞩，决定召集会议宣传共和的真正含义，“欲蒙人晓然于共和之真旨，有利而无害，就顺而去逆，又非集其通达政体之人员于一处耳，提而面命之决不能去其疑虑”。⑧同上书，第14页。可见张绍曾召开西盟会议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然而却遭到了乌盟上层的反对，张绍曾并不灰心丧气，11月5日电告民国政府，21日便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派朱泮藻率部前往四子部招抚和勒命乌盟盟长勒旺诺尔布到绥远城开会。勒王抵绥，张绍曾隆重欢迎，并对勒王“晓以五族共和大义”，勒王慨然感悟，输诚悔罪说：“民国之待遇蒙人，较胜前清优加万万，五族共和，诚非虚语，本盟前此悖谬，皆由误会而生，望将军恕之。”⑨同上书，第19页。随后张绍曾以大总统命令，进封勒王为亲王，以劝来者，“勒王感谢之忧莫可言罄。”不久，伊盟盟长阿尔宾巴雅尔也来到绥远城参加会议，12月1日勒王通告乌伊两盟各旗官员速来绥协商。他在通告中不仅说明他自己受到张将军的恩礼，了解了共和的真旨，而且还指出：“我蒙地按俄疆，俄人窥伺已久，辄欲假保护蒙古之名，以遂其并吞蒙古之愿，即以此次俄库协约条件而言，蒙民自由处更何堪设想，此皆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等蠢尔无知，甘受其愚之所致也。凡我蒙遗隐尤，本王有见于此，幡然醒悟，调悉共和政体之善，深望我蒙族诸公与我同心协力，赞助进行……本王拟请张将军筹设良法，安我西盟，惟此事关重大，本王未便独断专行，拟请诸公刻日亲身来绥，共同商办一切为盼。”①《西盟会议始末记》，天津：商务印书馆，第21页。从乌盟勒王11月24日到绥后，由于张绍曾诚心实意的邀请及乌伊两盟长的极力协助，陆续来绥者有：达尔罕旗的蕴栋旺楚克、茂明安旗的拉什包楞多尔济、乌拉特前旗的克什克德勒格尔、中旗的巴宝多尔济、后旗的拉什那木济勒多尔济、伊盟杭锦旗的阿尔宾巴雅尔、达拉特旗的逊博尔巴图、郡王旗的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图、扎萨克旗的沙克都尔扎布和鄂托克旗代表绷苏克巴拉珠尔绰册济尔噶勒、准噶尔旗代表那逊达赉。总之除伊盟乌审旗扎萨克因居住不定未接文前来，其余十二旗的扎萨克或代表都前来参加会议。

张绍曾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决定以“不刚、不柔、厥德、允休”为其宗旨，又以“破除专制旧习，做到五族平等和灌输共和思想”为其会议精神，可见张绍曾为召集西盟会议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起初他设想向到会的扎萨克和代表宣传“利蒙族，安国家”的思想，后又觉得过于空虚，于是组织吕均等人就西盟的政治、外交、军事、实业、教育等诸方面为蒙人“设身处地”地进行筹划。吕均总司其事，最后形成“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其内容是：实行赞助共和，不承认俄库协约，请民国派兵保护西盟要地，筹划蒙生计，振兴蒙人教育。1913年1月9日开预备会，张绍曾说明会议精神后，将大纲交蔡汇东向会议作了说明。蔡汇东最后说：“张将军此次交议各条，有一不为蒙旗谋福利否？有一不为国家策治安否？望诸王公熟思而慎虑之。设有重要之事为此条所未列入者，诸王公增之可也，如此条所列而各蒙旗情势有不能办到者，诸王公减之可也，……前清办理蒙族事件不问蒙族之愿否，而惟以压力使之服从者，民国无此政体也”，各扎萨克和代表听后大悦，随后进行讨论。几天后讨论完毕，对纲要中的采矿、伐木和开垦提出异议，其理由“则以为有碍牧畜，坟茔召庙”。张绍曾等认为言之有理，表示接受，照王公意图修正。“各扎萨克乃大悦，自是张将军交议各条，遂于彼此谈话之间，全体同意矣。”②同上书，第31－33页。

1月23日西盟会议正式开幕，各扎萨克一致钤印通过会议纲要。乌盟盟长勒亲王首先讲话，他说：“前者本盟各旗，不知共和国体究为何物，是以种种误会，因之而生，幸赖贵将军抚临兹地召集各旗会议，决定大纲五，子目十八，从兹以往，本盟当遵守勿渝，岂惟乌伊两盟之幸，抑亦民国安边永久之图也。”③同上书，第35页。接着伊盟盟长阿亲王也登台演讲，他在谴责库伦叛国集团后肯定了西盟会议的召开。他指出：“本盟各旗承将军召集来绥，招待之优，数百年来未曾一见。本王代表各旗谨谢将军厚意。今与乌盟议定关于西盟重要条件大纲五子目十八，谨呈将军……从此西盟巩固日即大同，国家其无西顾之忧乎。”④同上书，第35－36页。

两盟长演讲完毕，张绍曾在热烈掌声中讲话，他首先表彰西盟诸王公“赞助民国，实出诚心”地通过了西盟会议大纲。接着他讲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他说：“天下祸福利害之事本属无常，亦在当事者之自种其内耳，其所种之因为祸为害，则其将来之所受也，祸耳害耳决无福与利之可言，其所种之因为福为利，则其将之所受也，福耳利耳，亦决无祸与害之可言。”⑤同上书，第36页。最后他谴责了沙俄支持库伦叛国集团的种种罪行，指出他们是自取灭亡，别无他途。最后，潘礼彦先生还代表来宾讲了话，进一步肯定了西盟会议的作用。

会议期间，乌伊两盟各扎萨克联名发出通电拒绝承认俄库协议，指出：“库伦仅外蒙一隅，本不足以代表全蒙，哲布尊丹还只系教主不能干预政权，乃敢背叛祖国，私与外人订约，殊属冒味。本盟万无承认自取灭亡之理……佛俄协约实乃断送蒙命，本盟绝对否认。”①《西盟会议始末记》，天津：商务印书馆，第41－42页。与此同时西盟又发出劝告库伦弃邪归正的电文“……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夫俄人之谋并吞我蒙者已非一日，现以我蒙古有与民国密切关系之故或用甘言或用厚利耸我分离，万一入其范围，种种实权尽归俄人掌握……”②同上书，第43－44页。

西盟会议最后的一项是进爵和授勋仪式，乌伊两盟盟长分别由郡王进封为亲王，由贝勒进封为郡王并给予一等嘉乐章；其他扎萨克及其代表也都进封一级并给二等嘉禾章。会后张绍曾举行盛大宴会，隆重地招待了西盟盟长和各旗扎萨克及其代表，王公们十分感动纷纷表示“一定服从将军的命令，死心踏地地效忠民国”。③张绍程：《张绍曾事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9卷第30辑），1962年版。至此，西盟会议圆满结束。

三

西盟会议是在沙俄支持库伦叛国集团疯狂入侵和大肆招降内蒙各盟旗，民族行将分裂的危难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张绍曾等人宣传五族共和，精心图治以民族平等之精神对待西盟王公以及一切为西盟着想的种种政策，在短时期转变了西盟官民对民国的看法，王公们顿开茅塞，大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从而表达了维护民族团结效忠民国的决心和愿望。由此可见，西盟会议在民族团结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

尽管袁世凯时代的民族关系是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与被压迫民族反抗这种民旅压迫的关系，尽管西盟会议期间张绍曾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袁世凯收买西盟上层的策略，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召开这次会议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正如孙中山先生在打给贡桑诺布尔等蒙古王公的电报中所说“……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戮力一心，共图大计……”④《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四号。

张绍曾在民族关系危急关头，及时召开西盟会议，揭露沙俄侵略行径，宣传五族共和思想，团结西盟官民共同防御外蒙入侵并制定开发两盟的计划。这就是“群策群力，奚以图存”，这就是戮力一心，共图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大计。总而言之西盟会议对库伦叛国集团是一个打击，对国家的统一和对西盟的开发是一个贡献，从此西盟人民更加珍惜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在张绍曾指挥晋东北三路军队同库伦军作战过程中，西盟人民进行了大力支持，有的送粮带路参军参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绍曾召开西盟会议，安抚西盟王公，宣传了五族共和，平息了库伦对内蒙古的骚扰，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张绍曾真心实意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是与袁世凯欺骗和利用的权术大相径庭的，张绍曾是真心实意安边和解决西盟问题，而袁世凯却是利用张绍曾换取对西盟的欺骗，一旦达到目的，张的事业也就从此终结了。张是个老诚持重的人，因此他能得到袁的利用，张任长江宣抚使是被袁利用，张任绥远将军也是袁的利用。如果张绍曾拒绝其利用，历史上也就没有西盟会议了，从这个历史的侧面看，张绍曾倒是利用了袁世凯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样讲也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袁世凯任命张绍曾为绥远将军，但他始终对张绍曾是不放心的。为了监视他，曾派总统府中唯一的女顾问沈佩贞任绥远将军府高级参议。待等绥远局势稳定后，于1914年4月，袁疑张与国民党有关系，乘调整行政区划之机，将张绍曾调离绥远，授给张一个“树威将军”的徽号，月薪一千元在北京将军府养了起来。然而张绍曾并没有心灰意懒，他鉴于复辟帝制与反复辟斗争形势的发展，便挺身而出，与蔡锷密议讨袁事宜，他给蔡出了不少谋略，并约定：“蔡到滇发难，张即与联络好的北方军人，共同响应”，⑤张绍程：《回忆张绍曾二三事》，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指使景耀月密电张作霖反对帝制，因其受监视未能做出响应。1916年10月任陆军训练总监。

1917年张勋在北洋军阀利用下在北京演出了复辟的丑剧。张绍曾十分气愤，极力支持冯玉祥在廊坊誓师讨伐张勋。

1921年9月，与张一麟承吴佩孚之意旨发起“庐山会议”，因主张脱离实际，终无所成。直奉战前联络各方人士极力调停，无济于事。1922年6月任陕西省长，张未就职，同月忍辱负重出任三届内阁陆军总长，并兼任“蒙疆善后委员会”会长。1923年1月接任二十三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和政治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虚心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并与孙中山共同提出和平倡议。由于各派军阀不顾国家统一，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直至曹锟贿选总统前，6月，张绍曾宣布辞职，在天津闭居下来。

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后，张绍曾劝冯玉祥说：“能请出中山先生来治理国家，是最可喜幸的事情”，“除了孙中山先生来做领导，中国前途是不会好的”。由于张绍曾支持冯玉祥，主张革命，为张作霖、孙传芳等军阀所怀恨，1928年3月23日于天津采凤班被刺客杀害。

张绍曾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作出了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他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反对复辟，反对军阀混战，顺应时代潮流起了进步作用。但是在有的问题上例如：“滦州兵谏”提出立宪十二条政纲和对待军阀问题上，暴露了思想上的中庸、守旧和行动上的迟缓和优柔寡断，坐失革命良机。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01页。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张绍曾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因而决定了他在革命中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尽管如此，他的历史功绩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