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近代华北历史文化】

永远不能忘记历史
——纪念圆明园罹难153周年

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她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曾经走过的历史印迹，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是维系国家存在的根基与纽带，是维系民族向心力的文化魂魄与血脉。无论是曾经的历史成就与辉煌，还是历史上曾经的失败与耻辱，都是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尽管英法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值此圆明园罹难153周年之际，深切缅怀英勇抵抗英法联军的民族战士与英雄，进行历史的回忆与深思，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圆明园罹难；历史印迹；民族记忆；历史责任

153年前的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军队劫掠了北京西北郊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五园三山等皇家园林，稍后，英军又将这一“万园之园”纵火焚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民族永远不要忘记祖国的历史。

一、历史文化与国家民族盛衰兴亡

俄国的大文学家、思想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著名的《战争与和平》中说过，“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第1991页。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她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曾经走过的历史印迹。无论是曾经的历史成就与辉煌，还是历史上曾经的失败与耻辱；无论是对于我们每一位个人，还是对于整个国家与民族，都是至为重要的，都是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人类之所以要修纂历史，目的就是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用中国人的话说，忘记历史，就是“数典忘祖”，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习史可以使人明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是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人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故此，章太炎先生说，自古以来，“凡秉国政者，无不参用经史，以致治平”。*章太炎：《章太炎文集·论读史之利益》，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7月版，第106页。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精神生生不息，更是为我们今后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与条件。

同时，习史又可以使我们从错综复杂的历史风烟中，透视出人类发展的轨迹，培养人们的辩证思维能力，陶冶人们的价值情操，有助于人们把握现在、预知未来。

故此，我国的《周易》有“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和“彰往而察来”*《周易正义·大畜》(卷3)；《周易正义·系辞下》(卷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本，第40页、第89页。之语。唐太宗李世民亦有“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刘昫等撰：《旧唐书·魏征列传》(卷七十一，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561页。之识。鲁迅先生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7页。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出中国的发展方向。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一书中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55页。美国的《历史课程标准》也认为，“历史知识是政治智慧的前提”。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是维系这个国家存在的根基与纽带；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维系民族向心力的文化魂魄与血脉。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都要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与遗存。古今中外的圣贤哲人，无不重视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历史文化悠久，中华民族不但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而且对历史常存敬畏之心。

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班固撰：《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第2735页。

毛泽东提出，应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毛泽东：转引自《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5日。

中国近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多难之秋。故此，近代的哲人对于历史重要性的认识，更为直接而深刻。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论述了史学与国家存亡的密切联系。他首先从正面深刻揭示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81页。同时，他又从反面特别强调了历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极端重要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版，第22页。

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章太炎提出“经者古史，史即新经”*章太炎：《章太炎文集·论读史之利益》，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07页。之说。他认为，汉代学者所谓“通经以致用”，实际上即是通史以致用。这是因为，“当时要籍，全在经典”，经史未分，凡历史知识之流传，“悉备于是”。一个国家的悠久历史，在激发人们爱国志趣，陶冶塑造国民性方面的作用，可谓“至为伟大”。因而亦有“无史之国，每易沦之”*章太炎：《章太炎文集·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107页。的历史灼见。台湾的历史学家连横也认为，“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是乎在。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连横：《台湾通史·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版，第7页。

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历史上金元之交、元明之交和明清鼎革之时的元裕之、*金元之交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危太朴、*即危素，字太朴，元、明期历史学家、文学家，博学善文辞，尤精楷。元朝时任中书左丞、参知政事，后降于明，任翰林学士。钱受之、*即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明末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万季野*即万斯同，字季野，清初著名史学家。康熙间荐博学鸿词科，不就。等人，虽然人品节操不同，学术有异，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理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第362页。这是因为，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页、第3页。

他们的表述语言虽然不同，但都是对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致而明确的。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是整个国家和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是国家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油然而生相互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正因历史科学是激发人们产生爱国思想的重要载体，所以外来的侵略者、征服者，为了真正最后征服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往往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篡改甚至彻底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而被侵略者、被征服者，因为不甘心于做亡国奴，也总是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使爱祖国思想永远留存于心。

国家不能灭亡，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们生产、生存的家园；国家的历史与民族的文化更不能灭亡，因为她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从某个意义上说，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文化，比国家更为重要；历史文化的灭亡比国家的灭亡更可怕。这是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不能紧跟世界发展的潮流，就会社会制度落后，社会生产力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一打就败，最后沦为他人的殖民地，任人宰割。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还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受其感召与激励，就会奋起反抗，救亡图存，兴灭继绝，就必有光复国家，实现民族振兴之希望。

然而，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丧失了民族的精神，就会自我异化，自甘沦落，甚至认贼作父，不打自垮，甘愿受人奴役。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彻底灭亡他人的国家，就必定先要毁灭他们的历史，灭绝他们的文化，使其失去历史的记忆，失去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不知自己的前天与昨天，就不知自己所以来，所以由；不知自己的前天与昨天，就不能预知自己的今天和明天，更将不知所以往，所以终。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历史文化的支撑，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维系，尽管曾经作为这一民族国家的人民仍然存在，却早已迷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彻底失去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根基，失去前进和发展的历史思想根基。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转引自郭圣铭：《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2页。

古代历史上的圣哲先贤，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与议论极其深刻，中国近代的先烈已经为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英勇牺牲，现今的我们，肩负着如何将他们的希望和企盼变为现实的历史重任。

二、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

契诃夫在小说《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中写道，犹太王大卫有一枚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他的意思是希望人们忘记过去的不快与烦恼，一切都要向前看。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恰恰相反，表示一定要在自己的戒指上铭刻“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几个字。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和意见看似完全对立。其实，他们的思想都有其正确之处。犹太王大卫是从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出发，认为一切都已发生，都已过去，没有必要再沉溺于已经过去事情，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与动力，强调的是面向未来。而契诃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是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方面而言，他认为，任何事情事件，都不会毫无痕迹地湮灭，“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路都会影响现在的和将来的生活”。*(俄)契诃夫著，汝龙译：《我的一生——一个内地人的故事》,《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78页、第85页。曾经的过去，对于今天和明天都具有重要学习借鉴意义，强调的是鉴于古而知于今，察于往而知于来。

历史本身虽然是已经过去的社会现实，是凝固不变的，但历史知识与记忆，则可以帮助人们穿越时间的隧道，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现实，预见未来。

一个国家或民族曾经灿烂辉煌的历史，固然不可忘记，因为她使我们产生民族自傲感和凝聚力；同时他又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教科书，有益于人们从中汲取智慧，汲取力量。一个国家或民族曾经落后屈辱的历史，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既要知耻而后勇，激发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激发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向心力，激励奋斗之志，再创强国大业和历史的辉煌，同时也要牢记“居安思危”这句名言，真正以史为鉴，记住历史，牢记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1856年，英国首先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扩大为英法联合对华战争。此次战争，时战时停，持续了四年之久。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先是疯狂劫掠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三山皇家园林，接着，英军又纵火予以焚毁。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圆明园承载着太多的历史内容，至少在国人的心目当中是这样。圆明园历经清朝五代帝王，150 余年的苦心经营，集中国园林与西洋建筑于一体，是中国园林建筑理念与文化意蕴的物化表现，不但是中国园林建筑，而且也是人类园林建筑的典范；圆明园内收藏有众多的中国历代的珍贵典籍书画，珠宝玉器等，是中国文物、文化精华的博物馆，是中国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圆明园是除清宫以外最为重要的权力与政务中枢，是国家及国家权力的象征；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时期，他又是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故此，圆明园的焚毁，才成为中华儿女刻骨铭心，痛心疾首，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巨痛。

英法联军野蛮劫掠和破坏圆明园内的珍贵文物、文化精品，纵火焚毁圆明园建筑等，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同时也是毁灭人类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的罪行，他们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痛苦和灾难，我们一定要远离战争。为了世界的持久和平，为了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睦与友谊，我们可以与曾经侵略我们的国家和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三、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

封建的政治与文化专制，必然导致国家体制与官僚体制的腐败，闭关锁国的政策和保守僵化的思想，导致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于此，我们有惨痛的教训。试以以下三事略析之。

其一，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外的正常贸易和文化交流，遏制了中国的发展机遇。

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无论是其造船技术，还是航海的规模与技术，都处于世界的先进之列。但是到了清代初期，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南明势力和郑成功的抗清活动，不但实行迁海令，命东南沿海居民内迁，拆毁沿海房屋。而且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寸板不许下海”。“凡有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兵律关津》(卷七七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09册)，第523-524页。对于那些虽未同“逆贼”有所交易，但“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盖房居住，耕种田地者”，也要“拿问治罪”。*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吏部处分例·海防》(卷一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00册)，第125页。

1681年平定吴三桂、尚可喜等的三藩之乱，1683年郑成功的后代也降于清，清廷遂于1684年宣布开放海禁，先是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后移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口岸。但1757年起，封闭福建、浙江、江南三口岸，限广州一口通商，对中外贸易仍采取十分严格的限制。

一是严格限制商船的建造规模。早在宋、元两代时，我国即可制造多桅多帆、载重达二千石左右的海船。明代郑和船队的大宝船载重更大。但是，清廷于1684年开放海禁时，却规定商民出海之船，只准用单桅，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凡打造双桅，载重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海者，皆发边充军。

1703年虽放宽了限制，“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但“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如一丈八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三丈者，许用舵水八十人。一丈六七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二丈七八尺者。许用舵水七十人。一丈四五尺梁头、连两披水沟统算有二丈五六尺者。许用舵水六十人。”而一般的渔船，“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不得过二十人”，出海打鱼时，“不许越出本省境界”。凡“欲造船者”，皆需先向地方官报名。“取澳甲里族各长并邻佑保结，方准成造。”俟船只建造完工，还必须经地方官亲验后，将船身烙号刊名，舵水人等，取具船户保结，然后发给出海执照。执照内需“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析填明”*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一》(卷六二九)，《续修四库全书》(第807册)，第753页。后才能出海捕鱼。

1707年，清廷虽允许福建省的渔船使用双桅，但其他各省渔船仍是规定不得使用双桅。非但如此，还规定凡“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边坐’环保结。若船主在籍，而船只出洋生事者，罪坐船主”。*同上书，第754页。

二是歧视出海贸易的华商。清廷认为，这些出洋商贸的华人，多为不安分之辈，其出洋商贸即是自外于清廷，且有可能与外国或海盗勾结，形成反清势力。1717年清廷明确规定，凡此前出洋贸易之人，三年之内，准其回籍；此后私去者，“不得绚纵入口”(即不准回国)。1727年清廷虽宣布废除了这一贸易禁令，但仍规定：“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嵇璜：《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图书集成局，第12页。直至1754年，清廷才取消了这一歧视出海商民的规定。

其二，清统治者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表现出无可无不可的漠视态度，使中国的军事武器和实力，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落后水平。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带来的武器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以及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带来的科学仪器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等；带来的文化产品有“王室成员”和“著名人士”的油画像，“城市、教堂、城堡、桥梁、陆战与海战、船坞、赛马等真实写生画”等，*(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66-67页。目的是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显示英国的科技，特别是军事实力。不料，当英国人兴高采烈在向乾隆皇帝展示他们的透镜时，乾隆帝“观看透镜不到两分钟……临走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同上书，第237页。而清廷的另一重臣和珅在观看英国人用“派克透镜如何能熔化中国的钱币”时，竟想“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和珅虽然提了几个还算是问题的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是，“他并不听回答”。*(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238页。

对于清廷君臣这种漠视西方先进科技的态度，当时的英国人看得很清楚。

马戛尔尼曾极力讨好乾隆帝的宠臣福康安，邀请其观看使团警卫的操练，“福康安拒绝了，他认为这毫无新意”。马戛尔尼当时即想：“‘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半个世纪之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停留在这种状况。”*同上书，第205-206页。

英国人邀请清廷的钦差大臣观看他们自认为性能优良的“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并向他们介绍：“这几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七颗炮弹。”这些钦差大臣们竟也是颇不以为然地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什么新东西。”当时，“马戛尔尼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但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

在对外交往中，清廷君臣保持一定的矜持态度，从而维护自己天朝大国的门面，或稍有些许的由头，但是，将这种无视世界他国先进的军事与科技进步，继续作为自己闭关锁国的国策，则必将使中国陷于极其危险的地位。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即是明证。

其三，清统治者不但对他人的先进武器不以为然，甚至有时嗤之以鼻，对于自己改良武器的努力，也毫无信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原山东巡抚托浑布等人鉴于以往清军火炮的炮弹制造工艺粗糙，“其合缝处有线痕一道，横梗中间”，发炮之时，难免出现“滞碍”等出炮困难，射程不远。建议不但需将炮弹上的合缝线痕，“打磨光净”，而且要制造空心炸弹。其具体办法是，“将空心炮子炼成熟铁，分作两开，中装细铁火药，仍旧扣合，无异寻常炮子。至出炮则一触即行炸裂，四面飞击，一炮可得数炮之用”*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3月版，第2637页。。托浑布等人这一制造空心炸弹的设想，如能会诸实施，必将有益于中国的军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清军国防力量的加强。但颇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建议被清廷最高统治者所否定。道光帝的上谕称：“所奏空心炸子，炸裂飞击一条，亦恐无裨实用。缘炮子既出炮口，空中炸开，飞击何处，并无定准”，并且极其可笑而荒谬地以“即如英夷善于用炮，其所用炸炮，亦多有不能炸击者”*同上书，第2701页。为其立论根据。

尽管153年前英法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尽管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860年10月，中华民族的首都第一次沦陷于另一侵略民族的铁蹄之下；不能忘记英法联军侵略过程中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的罪行。

我们认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历史，否则就是数典忘祖。时间无法消灭过去的历史，只有那些丧失了民族意识与精神，只剩下肉体躯壳而麻木不仁，或是目光短浅，沉溺于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人才会遗忘自己的历史。其他人或许可以不讲历史，不知道历史，但是，史学工作者则不能不讲历史，传承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是他们的本职所在。

值此圆明园罹难153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曾经英勇抵抗英法联军的民族战士与英雄，进行历史的回忆与深思，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我们需要将全民族历史记忆深深植根于现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需要牢记我们曾经蒙受的历史耻辱。

NeverForgetHistory——153rdAnniversaryCommemorationoftheRuinofYuanmingyuan

WANG Kaixi

(College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Every country, every nation has its own history, which is the trace that the nation has gon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and the nation’s collective memory. It is the foundation to maintain the country’s existence and ties, and also the cultural soul and blood to maintain the nation’s cohesion. We should never forget whether it is a historical achievement and glory, or failure and shame in the history, for they are very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Although the fire and smoke of the Second Opium War launched by Britain and France on China had cleared, we cannot forget that period of history of humiliation and shame. On the occasion of 153rdanniversary of Yuanmingyuan’s ruin,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incumbent upon us to pay tribute to the national soldiers and heroes for their resistance of the British and French allied troops and to giv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reflection.

Yuanmingyuan’s ruin; historic trace; national memorie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2013-11-14

王开玺(1949-)，男，河北辛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

K928.73

A

1008-469X(2014)01-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