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开科

1805年5月上旬，俄国庞大的访华使团终于分批陆续从圣彼得堡出发，经莫斯科、喀山，前往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跋涉，访华使团终于在1806年1月14日到达库伦。按照正常程序，一个月以后，使团就可以到达北京。然而，嘉庆皇帝忽然心血来潮，要求库伦办事大臣在库伦训练俄国使臣戈洛夫金践行三跪九拜的礼仪动作。俄国使臣坚决拒绝行礼。于是，俄国使臣与库伦办事大臣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嘉庆皇帝冲冠一怒，下令将俄国使团驱逐出境。2月16日，戈洛夫金率俄国使团，离开了库伦。俄国使团访华遂宣告失败。

争论的前奏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嘉庆十年（1805）所发生的中俄礼仪之争，内容也不外文书格式之争与礼仪跪拜动作之争。

1805年10月29日，嘉庆皇帝在给库伦的谕旨中就说：“朕览俄罗斯来文，其书写朕旨竟比俄罗斯汗之谕旨为低。”因此，命库伦办事大臣迅速将俄国国书退还。清政府对这样的事情历来非常认真。为此，理藩院特向俄国枢密院发了一封“国书”，其中写道：“尔萨纳特衙门之此次来文，格式有错。我大清国乃临中治理之天朝，抚育诸国民众，皆前来瞻觐。凡各国进呈表文书，皆有既定格式。即尔俄罗斯以前来文，亦均按既定格式书写。本次来文所写尔汗旨谕旨高于我大圣主谕旨，甚不符道理，又且文内言辞又甚含糊。故本院未敢具奏，今予驳回，望尔萨纳特衙门领受收。嗣后，凡有来文应仍遵原定款式书写，切不可随意而为。”但，中俄双方就俄国文书格式问题并未引起很大的争论。

嘉庆皇帝于10月19日谕令库伦办事大臣，要求他们严格监督俄国“贡使”先在库伦学会觐见的叩头礼，如果演练合格，经奏报，方准入朝觐见，绝不可敷衍了事。可见，这个时候所出现的文书格式之争本身虽然未起波澜，但毫无疑问，它对俄国使团即将面临的库伦礼仪动作之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月9日，军机处又向库伦转达嘉庆皇帝的谕旨，再次强调：“库伦乃办理边务处所，各国使臣前来我界后，均由我边界大臣等使其习练礼节，方准入京等语。嘱该使臣等习练三跪九叩之记。若戈洛夫金等均能恭顺而行，毫不勉强，如此则蕴端多尔济等再遵朕怀柔外藩民众之至意，一面宴请戈洛夫金，一面从速具奏。”

嘉庆要求戈洛夫金等按礼节进行跪拜大礼，然而，在戈洛夫金看来，使臣正式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是一种人格侮辱，在边镇库伦对着香案学习演练跪拜礼那就更是绝不可能的事了。

戈洛夫金的骄傲

1806年1月24日，库伦办事大臣派贝勒、贝子去见大使，双方谈判有关礼仪问题。大使寸步不让，坚持要越过库伦办事大臣与理藩院直接谈判，并称这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不等库伦办事大臣回复，戈洛夫金即自行主张直接给理藩院写信，信中仔细回顾了俄国使团克服中国方面所设置的各种困难的历程，并特意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俄国使团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做了让步；详述库伦礼仪之争的由来，再次申述之所以不能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礼的原因，其中强调指出在库伦行礼违反旧例，自己能否履行这种新礼仪，要报请俄国沙皇批准；为了避免以后的麻烦，希望清政府一次性地将俄国大使需要履行的礼仪种类告知，不能像在库伦一样，总是突然冒出某种新礼仪；根据条约所赋予的权利，特遣使团一秘巴伊科夫携函前往北京直接与理藩院交涉。

然而，俄国政府的所有公文信函（信使）都必须经库伦办事大臣的允许才能送（到）达京城。在当前这种特殊情形下，库伦办事大臣又怎么会同意戈洛夫金派遣信使携带信函前往京城？于是，在与戈洛夫金屡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1月25日，库伦办事大臣干脆上奏嘉庆皇帝，请旨驱逐俄国使团。奏折主要申述了如下三层意思。

其一，详细回顾了中俄双方库伦礼仪交锋的经过，尤其是将自己如何曲变嘉庆皇帝的旨意造势逼迫俄国人演习跪拜礼的苦心进行了详细的申说；

其二，除了描述戈洛夫金大使的狂妄无礼外，还将其许多不得体的言语汇报（多少有些添油加醋），如：“我们只能按我国习惯行礼”，“关于你们的跪拜礼，我们的确一无所知”，“我等即使行礼，也只能行我方之鞠躬礼，匍匐跪拜犹如尔等，我方所不为也”等。俄国大使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对天朝体制赤裸裸的挑战，是嘉庆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其三，明确禀告嘉庆皇帝，库伦衙门根据此前的谕旨，已通告俄国使团，命其准备打道回府。还适时表述了他们的忧虑：如果允许俄国使团继续前往京城，那么，必定出现类似英国使团的情况。考虑到戈洛夫金曾扬言不收到嘉庆皇帝命他回国的谕旨，他就坚决不回国，因而恳请嘉庆皇帝尽快下旨，驱逐俄国使团。并建议就此事向俄国枢密院发一封国书，谴责戈洛夫金对中国礼仪的践踏。

对于库伦办事大臣此时的态度及其私下动作，戈洛夫金毫无所知。1月28日，戈洛夫金单方面签发了巴伊科夫及一名译员的护照，同时，致函库伦办事大臣，要求根据《恰克图界约》第九条，护送信使前往北京。然库伦办事大臣又怎么会轻易答应让使团信使前往北京？估计此时北京也尚未收到库伦办事大臣前述有关礼仪之争的奏折，对库伦交涉情形的变化尚不知情。因为库伦于同日还收到军机处转来的谕旨，要求库伦办事大臣将俄使在库伦演习礼仪的情形迅速奏告。

此时，外交部驻恰克图的特派员索科洛夫也已知道使团在库伦遇到了麻烦。他于1月29日、30日两次将使团在库伦遇阻的情况逐一报告外交部：戈洛夫金不肯按照库伦办事大臣的安排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大礼；库伦则表示，如果大使不在库伦行礼，库伦方面就只能驱逐使团，目前双方正相持不下。

嘉庆帝的愤怒

1月31日，大使还没有收到库伦办事大臣的回复，于是派一秘巴伊科夫往见库伦办事大臣。但库伦办事大臣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推脱不见。据扎尔固齐说，回复公文尚未准备，供信使用的车马也未准备，向北京派遣信使已不可能。

此时，嘉庆皇帝也已收到库伦奏折，得知库伦交涉情形，不由龙颜大怒。2月2日，先谕令正赶往张家口准备接待俄国使团的瑚素通阿，令其回京官复原职，没必要参与接待事务，因为“该国朝贡一行未遵礼仪，故今嘱该使团不得入京朝觐”。这表明嘉庆皇帝此时已打定驱逐俄国使团的主意。紧接着颁旨库伦：endprint

（1）引经据典，证明所有朝贡国使者觐见皇帝都要行跪拜礼，俄国使者不能例外。查历史档案，戈洛夫金的前辈们都曾行跪拜礼。他如不行跪拜礼，则立即驱逐，所有贡物亦全部遣还。

（2）库伦办事大臣应立即宣示，尽管俄使此前狂悖无礼，但如能回心转意，躬行礼仪，那么，仍如前所议，立刻护送使团来京。如其仍不愿行叩头礼，那就马上将其驱逐回国，绝不宽待。

（3）俄使被逐回国，或有不安全举动，故当俄人返回的路上，库伦办事大臣应一路照应，就像使团来时一样，不可懈怠，以示仁至义尽。同时，密令边境各卡伦，密切关注边境动向及使团的行动。

（4）命理藩院立即行文俄国枢密院，申述使团被逐原委，以免戈洛夫金凭一面之词，迷惑沙俄政府。

（5）同时，命蕴端多尔济入京述职。库伦事务由福海、佛尔卿额两人署理，并明示蕴端多尔济在中俄交涉过程中无任何过失。

紧接着，2月3日，嘉庆皇帝再次谕令库伦办事大臣：

（1）命理藩院翻检旧档，发现戈洛夫金在库伦礼仪之争中所列举的文档内容不属实，其所列举如伊兹玛依洛夫、萨瓦等，在觐见时都曾践行三跪九叩大礼。至于皇帝赐宴时行何礼仪，文档无载。戈洛夫金所声称站立鞠躬之说，毫无根据。

（2）尽量让戈洛夫金答应践行跪拜礼，如实在不愿行礼，那就驱逐；如愿意行礼，库伦办事大臣立即以500里快递速报清政府，依原议一路护送使团来京。

可见，此时清政府与库伦的态度已经趋于一致，事情的结局就看戈洛夫金愿不愿意在库伦演习跪拜礼了。

2月4日，库伦办事大臣致函戈洛夫金称，依据条约派遣信使是指两国之间的交往，而不适用于朝贡使者派遣的信使，库伦也没有义务护送俄国使团信使去北京。

2月11日，库伦收到了嘉庆皇帝的谕旨。库伦办事大臣立即派贝子前往使团驻地宣布皇帝旨意：如果大使不在库伦履行跪拜礼，就要被驱逐。对此，戈洛夫金表示：使团被逐，需要重大的政治原因，且史无前例，因此，强烈要求库伦办事大臣以书面文件形式遣返使团。

同日，库伦办事大臣即致函戈洛夫金，以书面文件形式向使团宣布嘉庆皇帝的谕旨：如果戈洛夫金不在库伦演习跪拜礼，那么“自戈洛夫金以下使团全体人员，既无福享受我圣明皇上之恩典，只能谨遵圣命，带着你们的贡物，即刻回国，无需继续交涉。我等一如从前，派贝勒、贝子、差官、札萨克等护送你们出境至恰克图”。这是库伦首次正式以公文形式公开驱逐俄国使团。

昙花一现的转机

至此，戈洛夫金已是进退维谷。于是，事情开始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

1806年2月12日，这一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戈洛夫金派使团一秘送信给库伦办事大臣。戈洛夫金首次以文字的形式明确承诺觐见时一定履行跪拜礼。此外还强调了四点：（1）根据旧档，这种礼仪的演练应该“在我到达北京后，于觐见博格德汗陛下的前几日，在指定的大臣和大使本人出席的情况下，由使团一秘践行”；（2）希望自己能像先辈获得康熙皇帝的优礼一样，也能获得嘉庆皇帝的优礼；（3）再次声明，如果今后在礼仪方面再有什么变化，且违反先辈们所履行的礼仪旧例，那一定要经过本国君主的批准才能履行；（4）这是他对嘉庆皇帝旨意的最终回复。

这封信函所传递的信息比较而言有两点变化：一是戈洛夫金首次明确书面保证在向嘉庆皇帝递交国书时“行三跪九拜礼”；二是表示可以在使团到达北京觐见的前几日率领使团成员演习跪拜礼仪，不过只能由一秘亲自演练这种跪拜礼，他和清政府官员在一旁监督观瞻。这里所谓“最终态度”应该是指俄国使团在礼仪问题上不会再有其他让步。然而，在清政府看来，此时的礼仪问题已不是在北京躬行何种礼仪的问题，而是在库伦学习和演练礼仪的问题了。所以，只要戈洛夫金不同意在库伦演练礼仪，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承诺，清政府都不会在意了。

第二件事，一秘巴伊科夫趁递信的机会，与库伦办事大臣再次就礼仪问题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口舌之争。谈话伊始，一秘就将戈洛夫金的让步态度全盘告知库伦办事大臣。在得知戈洛夫金同意在北京由一秘代为演练跪拜礼的让步后，库伦办事大臣觉得此事似有转机，便也退了一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是否一秘可以代替大使在库伦演习跪拜礼？在局外人看来，这应该是解决中俄双方的最佳中间方案了。既然同意由一秘在北京代为演练跪拜礼，那么，把北京换成库伦又有什么要紧？谁知，一秘巴伊科夫却一口拒绝：演练跪拜礼的地点只能在北京，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由此看来，把演习跪拜礼的地点由库伦换成北京，完全有可能是戈洛夫金的一种迂回策略。

尽管与一秘的会谈不欢而散，但库伦办事大臣还是答应以信函的形式回复戈洛夫金大使。2月13日，库伦办事大臣派两名官员将回函送给戈洛夫金，其中建议戈洛夫金将日前的信函补充如下几点内容再发回库伦，事情或有转机：

（1）我等将于觐见前数日遵旧例当着御前重臣之面演练跪拜礼；

（2）我诚愿践行皇帝陛下及其圣先祖所订之礼仪；

（3）我本应在库伦行跪拜大礼以谢皇恩，然因未经我国皇帝批准难以成礼；

（4）我在库伦未跪拜香案，罪在不赦，恳请库伦办事大臣代为奏明，请求宽恕，并请降恩，允我赴京，我在觐见皇帝时定行三跪九叩首之礼。特加盖印鉴，以资保证。

库伦办事大臣所“建议”的这些条文，无论内容、语气，都是戈洛夫金所不能接受的。果然，戈洛夫金回函表示坚决拒绝。

同日，库伦办事大臣再次致函戈洛夫金，毫不客气地正式下了逐客令：“尔今既不演习叩首礼，可速奉圣明皇上之旨，即刻回国。所需骆驼马匹早已备好，即刻启程。”不但正式下了逐客令，且要求使团马上出境，由此可见清政府态度之决绝。

2月15日，库伦办事大臣上奏嘉庆皇帝，以证明嘉庆皇帝驱逐俄国使团的圣明。其中颇为引人注意的是大谈了一番对俄国人的恶感。因为此时嘉庆皇帝对俄国使团不行跪拜礼的态度十分不满，任何厌恶俄罗斯人的话都有平息其心中怒火的作用。无论如何，库伦办事大臣的推波助澜，使得俄国使团的被驱逐终成定局。

由于嘉庆皇帝已经下旨，命令驱逐俄国使团，毫无转圜余地，戈洛夫金只好准备行装，回转恰克图。

2月15日晚，俄国使团动身回国。那晚特别寒冷，马匹冒雪奔波，疲惫不堪。一路上使团无处容身，艰难行进。戈洛夫金等彻夜未眠，狼狈之极。

2月16日，使团抵达驿站，补充马匹。此时，库伦办事大臣派贝子造访使团，以退还平日所收礼品。

从此，中俄两国除了边境地区的零星接触，继续平稳发展的恰克图贸易，以及布道团在戈壁滩上的偶尔奔波外，没有重大的外交接触。俄国再也没有向中国派遣过官方使团，直至半个世纪之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