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君，王桢淞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测度的一个新视角＊

刘莉君，王桢淞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是一个非常值得且需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特征展开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规模测度进行归纳和评述，提出从分工演化视角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研究展望。从本质上讲，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上的分工深化，分工理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分工

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人口城镇化任务的重中之重。而如何科学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最基础的就是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体规模是多少，分别往哪些区域、哪些产业转移。因此，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是一个非常值得且需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特征展开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规模测度等方面进行归纳和评述，提出从分工演化视角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研究展望。

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外经济学家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1］。古典经济学鼻祖威廉·配第(W.Petty，1672)最早从经济发展角度揭示人口流动的原因，其在《政治算术》中阐释了收入的比较利益是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A.Smith，1776)从城乡之间日益加强的商业联系和劳动分工的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指出了伴随一国经济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沿三次产业方向变化的现象。配第、斯密与克拉克提供了通过产业结构及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理论，为之后的研究确立了大致方向。二战之后，经济学家们主要沿着新古典主义、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3种研究方法展开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研究。

当然，除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外，人口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地理学家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颇为关注。如，瑞文斯汀(E.G.Ravenstein，1889)最早系统地从人口学的角度全面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原因，总结出那个时代的“人口迁移规律”并扩展了他的“迁移法则”，这一理论被看作是迁移理论研究的起点，为后人研究人口迁移流动创造了深入研究的基础［2］。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结构、经济收入等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制度变革、风俗习惯、归属感等非经济因素视角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因素。

国外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主要是沿着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而展开。Decressin(1995)认为收入最大化是转移劳动力主要考虑的因素［3］。而Spilimbergo＆Ubeda(2004)却认为收入最大化并不是转移者考虑的标准，对于理性的转移者而言，是以效用最大化为标准来决定自己是否转移，而且将考虑长期效用的最大化，城市相对农村丰富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条件、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等)对转移者做出转移决策有重要影响［4］。从国内研究来看，主要是沿着以下3个方面展开:一是集中于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程名望、史清华(2010)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的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是影响转移者决策的重要因素［5］。而阳信生(2012)从农村社会精英流失角度研究其对农业生产、农村基本建设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城乡差距的影响，表明其负效应［6］。二是集中于受教育年限、年龄以及性别等人口特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武晋、徐晓鹏(2011)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主要受家庭(家庭人口结构、家庭耕地占有量、家庭的年总收入等)和个人条件(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状况、是否具有一定的技能或特长等)的制约［7］。张秀倩(2012)认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与转移实现度成正相关关系［8］。三是集中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偏向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抑制性影响。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2011)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会产生显著影响［9］。智广俊(2012)从土地政策、教育政策和技术的进步的方面表明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作用［10］。欧阳峣(2012)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有促进作用［11］。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一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因为只有科学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才能真正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方向和趋势，但是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也绝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李实，1999)［12］。国内学者主要是采用以下方法来估算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一是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假设来进行估算的边际产出估算法;二是按照现有耕地用工量计算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耕地劳动比例估算法;三是利用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模型和均衡条件进行估算的生产函数估算法;四是利用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估算的技术需求估算法。近年来，学者们估计的结果大致是:韩乃辉(2012)根据我国各省2010年的劳均耕地面积，并参照日本、法国的劳均耕地情况测算出我国的剩余劳动力的规模约1亿6千万［13］。胡奇(2012)通过借鉴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两部门法，认为如果外生制度发生变革，即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农村将可能再次涌现出3.4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14］。实际上，由于估算方法和指标选择的不同，所得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和农村已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在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时，就应该搞清楚已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以及潜在转移就业的劳动力规模，这样才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4 一个新的测度视角

如何尽可能地科学而准确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和平台。

但是，就业本质上是指寻求或创造适合于自己的分工位置，从整个社会来看，劳动力希望能够因为社会具有足够多的分工位置而享有较高的就业率。从劳动个体来看，劳动力希望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使自身劳动能够得到高效率的充分利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是一个分工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本地农村传统农业为最初出发点，可以转移到本地农村新兴农业领域/非农产业领域、本地城镇非农产业领域、异地农村传统农业领域/新兴农业领域/非农产业领域、异地城镇非农产业领域。这体现着，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分工结构演化过程中分工位置的改变。在不断分工演进下，劳动力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分工位置，这就实现了就业。而不同的分工水平对应着不同的农业劳动力需求量，也就是对应着不同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所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上的分工深化。分工理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因此，测度与分工演进相对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因为，这样测度出来的转移就业规模不是一个总体上的结果，它将反映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哪里转移就业、转移就业了多少，必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定量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是提出了从分工研究就业的一个思路［15-17］，鲜见从分工演化的视角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这正可以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测度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Ravenstein E G.The Laws of Migration［J］.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1889，52(2):241-305.

［3］Decressin J，Fata’s A.Regional 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Europe［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1627-1655.

［4］Antonio Spilimbergo，Luis Ubeda.A Model of Multiple Equilibria in Geographic Labor Mobility［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107-123.

［5］程名望，史清华.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就业条件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于沪鲁晋364份务工样本的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10(12):11-19.

［6］阳信生.农村精英流失问题及其治理［J］.中国农村发现，2012(1):39-42.

［7］武 晋，徐晓鹏.京郊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77-84.

［8］朱 田，栾敬东.安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71-74.

［9］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1.

［10］智广俊.贫苦地区农村变局与出路［J］.中国乡村发现，2012(1):97-100.

［11］欧阳峣.中国农业转型:困难和出路［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2(19):9-11.

［12］李 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中国社会科学，1999(2):16-33.

［13］韩乃辉.基于现代农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及其城镇化水平测算［D］.西安:西北大学，2012.

［14］胡 奇.土地流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影响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2(5):102-108.

［15］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白小虎.论分工与就业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两大定理及其现实意义的初步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1999(9):31-34.

F241.4

A

1674-5884(2014)02-0162-02

2013-11-1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长效机制研究”(11JZD018);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分工视角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规模测度研究”(13JJ6056);湖南省社科基金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失地农民创业引导机制与扶持政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分析”(湘哲社领［2011］12号)

刘莉君(1977-)，女，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就业经济、土地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

(责任校对 谢宜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