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2014-03-30李婷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4年2期

关键词：林白第一人称叙述者

李婷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一个人的战争》的女性主义叙事策略＊

李婷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回顾林多米从5、6岁到32岁的经历，以元小说的框架，自传式的视角进行女性自我独白。小说通过多变的叙述视角及对叙述时间的巧妙处理体现出女性主义小说的形态。从叙事学角度来解读这篇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作品。

《一个人的战争》;女性独白;叙述视角;叙述时间

1994年林白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在《花城》首次发表，以私人化的女性姿态给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带来一股新潮。她以迥异于以往男性文学话语和主流文学话语的私人化叙事，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1 自传式的女性独白

大多数女性主义作家都倾向于以自传的形式进行创作，她们用自传式的写作来剖析作为女性的独特生命个体。她们在自传式的文字里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甚至是私密的情绪也写进去，向读者们特别是读惯了男性话语形态作品的读者们展示了女性的生活体验以及女性的真实(隐秘)内心。

“自传是有关个人成长或自我如何演变的故事”［1］82，《一个人的战争》以第一人称叙事来展示女主人公林多米从童年到30岁左右的成长过程。由于儿童时期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无暇顾及，多米成为孤单的孩子。她习惯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她也会拉上同龄女孩玩性游戏。长大后的多米还经历了诗歌抄袭、外出旅游遭诱奸、与女学生发生暧昧关系、与一个错误的男人恋爱受伤后逃离爱情，最终来到北京工作与一个老人结合等事情。由于叙事是以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进行，就形成一种明显的自传式倾向，特别是叙事中有许多关于剖析女性内心的情节，细致而隐秘，引起读者以一种窥探叙述者隐私的心态去阅读。

《一个人的战争》中某些情节确实能够在林白的自述性小说中找到相似点，比如她在《前世黄金—我的人生笔记》中写到:“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小镇上，3岁丧父，母亲长年不在家。我经历了饥饿和失学，7岁开始独自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2］，这和多米的童年生活极其相似。可以说林白把自己的童年移植到了林多米身上，使自己的经历在林多米身上重新演绎，使作品看上去是真实的。连林白自己也说过:“《一个人的战争》中的一些大事件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事实上林白确实在做这样的工作，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件写入文学作品中，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写，使作品与生活产生一种“互文性”，真实感特别强烈。

《一个人的战争》能成为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不单单在其自传性上，还由于它是一部女性的内心自白书。小说将女性的内心、生活最大限度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叙述者甚至将自己私密的写作状态也公之于众，这是以往男性作家或男性立场的女性作家所无法也不敢触及的。少女时期就开始的手淫、赤裸上身进行私密创作、对女性身体的迷恋与窥视、与女子的同性恋情结、幻想着被强奸等等，叙述者把这些关涉私人隐秘的情节一一暴露出来，从女性的视角观察独立的女性，而不是从男性的权威视角去建构受统治的女性。

但是，林白创造的林多米毕竟不完全是她自己，小说仍然必须是虚构而不是完全纪实。林白在这部小说中特别地运用了元小说结构，美国批评家马丁指出:“正常的陈述……存在于一个框架之内，而这类陈述并不提及这一框架。这类陈述有说者和听者，使用一套代码(一种语言)，并且必然有某种语境，……当作者在一篇叙事之内谈论这篇叙事时，他(她)就好像是已经将它放入引号之中，从而越出了这篇叙事的边界。于是这位作者立刻就成了一位理论家，正常情况下处于叙事之外的一切在它之内复制出来。”［3］229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元小说的作者会在叙述中把自己“叙述行为”本身讲出来，如果把小说看作是一种虚构的话，元小说则是“关于虚构的虚构”。

元小说结构的运用会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读者能够很明确地认识到作者的写作行为本身，而且这种行为是在虚构一个故事。如果《一个人的战争》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读者会不自觉地将林多米的世界与作者的世界进行对照，认为林多米就是林白。而事实上，林白不可能完全按照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来书写。元小说的运用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而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随着叙述者的视角去审视人物。在《一个人的战争》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现在我要告诉你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现在我们来说多米”、“让我回到母亲和故乡的话题上”、“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头，叙述我的路途”、“让我们再回到车站”、“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这些类似的句子不断地提醒读者，叙述者是在写小说，不是在回忆生平往事。

并且，叙述者自己还会在叙述过程中怀疑自己叙述的可信性，来提醒读者，这种所谓的自传也不过是带有猜测式的回忆，具有不确定性、虚构性，形成一种“不可靠叙事”。比如说:“但那场大火把回忆和想像搞混了，我确实不知道是否真有一个北诺，除非她本人看到我的小说，亲自向我证实这一点。”她也会强调“在这个长篇里，我不能穷尽我的所有秘密。”将自己的经历进行置换自然是虚构，而隐瞒一部分事情不说，同样也是虚构的一种方式:“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隐瞒啊!只要你坚决不说，只要不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不说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坚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谁(连你自己在内)又能找到证据呢?”

所以说《一个人的战争》可以被当做是女性真实自我内心的展现，但绝不能被称作自传体小说，正如陈晓明所说:“这些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作者的内心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真实的女性独白。”［4］

2 叙述视角的转换——对女性的多向度审视

作为自传式的女性主义小说，其视角限制在主人公身上，也就是女性身上。她们只关注、体验女性的生活，只探察、剖析自己的内心，所以她们在对自己情绪、心理的描述时会非常细致、敏感，为探究女性的内心提供广阔天地。男性被退居幕后，作为女性眼中的观察对象出现。他们有些甚至连名字都没被记下，只能以代号的形式被保存。在这里男性不是社会的主宰，他们因为女性的存在而存在(他们只在女主人公的记忆中需要出现的时候出现)，大多成为符号性的动物或者背景。女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其他人无关。《一个人的战争》正是用这种自传式的第一人称叙事强调女性的独白，但是她又不局限于单纯的内聚焦的人物视角，而是有所变化，从多个角度审视女性内心以及女性的行为，显示出女性主义作品的独特风貌。

《一个人的战争》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必然要涉及到两个叙事视角的问题:第一个是“作为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第二个是“作为叙述者正在回顾往事的视角”［5］102。这两个叙述视角在小说里面交替使用，首先一般作为人物的“我”—多米是故事内叙述者、同故事叙述者，她直接参与到故事情节当中，用她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和世界里面的人，此时叙述者与感知者合二为一，都是人物—多米。如“我”与邻居莉莉玩同性游戏、“我”在产房窗户外偷看女人生孩子、“我”在镜子里面看自己的身体等等。当读者随着人物的视角去看其他人以及身边的所有事物时，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亲密无间，这正是内视角叙事的魅力所在，它可以提供最真切的真实感。林白就是利用这样一种人物内聚焦的形式把女性的内心、视野以最大的真实性展示给读者看，这些被展示的内容大多是男性作家或主流叙事无法做到的。

但是作为正在回顾往事的叙述者“我”——小说“隐含作者”会经常出现并且打断作为人物正在经历的事件，她时不时地会跳出来对人物，也就是曾经的自己的行为进行评述:

现在离我写作《日午》的时间又过去了几年，我怀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姚琼的裸体，那个场面只是存在于我的想像中。不管怎么说……我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同性恋者与一个女性崇拜者之间，我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作为现在叙述者的“我”对曾经的“我”迷恋女性身体的行为的怀疑与否定。这时的“我”是一个故事外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的外视角。一般来讲这个叙述者的视角是成人视角，与前面讲到的人物参与式的视角不同，她总是显得更加理性，会分析当初种种行为的得失，也会介绍当初行为的结果，当然有时也起到为自己行为做辩白的作用。

小说里还有一种情况，叙述者聚焦的对象虽然还是在女主人公身上，但却使用了“她”或者以名字代替的限制性第三人称叙述视角，此时感知者和叙述者发生分离—人物是感知者，但是叙述者凌驾于人物之上，她将读者同故事、人物的距离拉开了，形成一种“疏远型”叙述干预(前面那种可以被称为“吸引型”叙述)，叙述者完全处在异故事叙述层，仿佛所叙的人物和事件与自己无关，人物成了“她者”。

比如在讲到多米幻想着被强奸、被王姓男孩企图实施强奸、与《四川日报》的一个男记者交往、与矢村度过初夜那一段等等，都采用的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和其他地方的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产生极大反差。虽然叙述者同样是隐含作者，却故意营造了叙述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感。对此可以有多重阐释，第一是避免作者自身落入被直观窥视的对象，毕竟这是一部带自传特色的小说，读者阅读这些一般人羞于启齿、难以言说的场景时也许会指向作者本人，造成对作者的不良印象。第二“是为了使其对这两个性场景叙述更具备清醒的观察功能，及让作品中的叙述者作更客观的自我反省。”［6］笔者认为两种考虑都可以成立。一方面这是许多作家包括男作家在自传体小说中常见的处理办法，比如郁达夫在写作《沉沦》时为避免读者们将小说主人公同作家自己对号入座而选择了第三人称叙事，同样，我们可以理解林白在这部小说中也作了如此的考虑。从另一方面讲，距离的拉开为更理性的审视提供了条件，毕竟小说的目的就是剖析与审视女性行为、女性内心，将女性世界公之于众。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能够使叙事者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审视与反省人物的行为，转换成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既能对人物内心进行观察，同时又保持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战争》的视角变换非常频繁，里面没有整章的第一人称内视角或第一人称外视角，更没有整章都用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小说里这三种叙事视角交替使用而且在转换时没有非常明确的转换标志。加上元叙事的结构，使得整个叙事结构复杂化，避免了单调的叙事给读者带来的审美疲劳感，而是带来相对较大的阅读“障碍感”与“新鲜感”，而且有时候叙述者和人物还以一种互相“窥视”的情形对话。这样多种视角不断转换，叙述者和读者都得以从多个角度审视女性心理和行为。

3 叙述时间的处理——私人回忆的跳动

“叙述者在讲述中往往有意打破事件的自然顺序，按照叙事需要而进行排列。因此，叙事话语中的时间是非线性的”［7］，《一个人的战争》的叙事时间就是片段式、意象式的，“时间倒错”现象十分明显，“叙述在过去、过去中的未来、未来中的过去与叙述主体此刻的现在之间往复跳跃”［7］，颇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风范。从整个的叙事框架来讲，这种自传式小说当然主要是运用倒叙的手法，如按时间顺序叙述多米从童年到30多岁时的人生经历。然而如果仅仅是以林多米从儿童到少女到女人的自然时间顺序来叙述多米的经历，只会引起读者的厌倦，《一个人的战争》打破的线性时间，让故事情节丰富起来。

以叙述者现在回忆这个动作为起点，我们可以把小说叙述的事件分成各个时间段。首先小说的主体是回忆的内容，除去叙述主体此刻其他的都是回忆，基本用倒叙手法。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倒叙这单一的处理办法，而是将时间切成一段一段，分散地排列在行文当中，充分运用倒叙、插叙、预叙等多种手段，将过去的事按照叙述者断断续续的回忆串起来。比如在第一章中主要是叙述儿童时期的故事，然而却由8岁时对死亡的疑惑，插进一段对在“我”21岁时认识的北诺的介绍，这是从过去跳到了过去的未来。然而叙述者在讲完北诺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到8岁的童年，而是进入到叙述主体的此刻，怀疑起北诺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接着又叙述了一件“去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又是曾经被“我”写进另一部小说里的一件并不一定发生过的离奇事件。叙述完以后才又回到童年时期害怕天黑害怕鬼、幻想被强奸的情形。在幻想的情节中，作者又巧妙运用预叙的手法，“这是多米在童年期想像的一幕，就像多米在幼年时所做的梦到了成年之后往往有所对应一样，被强奸的幻想在她的青春期也变成一件真实而带有喜剧性的事件。”将未来即将发生的滑稽事件预先告知了读者，然而这只是一种概括的预告，引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去挖掘那段往事。尔后作者就自然又转到那件滑稽有爱的强奸事件了。

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安排穿插，作者做的各种处理使得这部自传式小说的内容无限地丰富起来，这也再现了作为叙述者的一位“女性作家”回忆本身的片段性、意象性、跳跃性特点，也正是女性在处理叙事时间时的常见手法。

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作者还十分注重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关系，读者阅读时能明显感受到时间节奏上的跳动。叙事时间不可能与故事时间同步，必然是或快或慢的。在叙事上，作者刻意拉长自我内心活动的叙述，又故意缩短甚至省略对男性的描述，以此来突出女性的主体地位。

比如叙述林多米小时候一次被迫与“肥头”睡一张床的情形时，林多米与母亲女同事的对话是明显的“零时距”，此处用的自由间接引语表明没有完全“还原”对话，顶多算一种“再现”，也就是说虽然是再现当时场景，但绝不是完整的场景复述。有关“肥头”这个男生的个人表现被完全“省略”掉，未着一字。“肥头”当时的表现是害怕、哀求?这些要靠读者去揣测。这种省略是故意的，因为作者意在强调在“我”对不得不与另一个人分享本属于自己世界的小床所表现的不情愿，对作为男性的“肥头”的不屑一顾，以及因“我”比“肥头”有出息而生的虚荣感。所以在叙述林多米的表现时，采用了拉长叙事时间的办法，强调“出息”对我的吸引力。

当然这只是整篇小说中一处小例子，还可以从其他的行文处看到作者的这种有意的处理。比如在林多米与N的恋爱中，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多米怎样等待N以及等待时的种种焦虑与渴望的心情，她会将这种等待时间拉得很长，叙事时间明显大于故事时间。然而对N的表现则用笔省之又省，读者阅读时也是一晃而过，这一长一短就造成了阅读时的节奏感。从这种阅读的节奏感中读者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小说的女性主体地位，男性只是陪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