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陆东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济南250100)

建构主义理论是在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被普遍认为是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折衷的产物。建构主义将社会本体分为个体与整体两部分，个体就是能动者，整体就是社会个体间形成的关系与规则，被称之为结构。这一结构包括观念构成的结构和物质构成的结构。能动者与结构是相互构成的关系，能动者间的互动塑造结构，而结构又对能动者间的互动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当中，能动者对自身以及结构的认同会产生对利益的重新定义，并会在新的行动中获取新的认同，形成认同—利益—行动三者间的循环往复，这一逻辑是建构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基础。当然，建构主义者视野中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能动者与结构相互塑造与建构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不同的互动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观念与认知决定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属性。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三种结构，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取决于能动者的角色，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霍布斯体系结构、洛克体系结构和康德体系结构［1］。这些不同的体系结构决定了能动者的行为，同样能动者的行为也在塑造不同的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被重新解构与建构。与理性主义过分强调权力的最大化不同，建构主义追求的是与能动者在结构中位置相应的适当的权力和利益。

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观念是一切行动的基础，不同的观念会导致不同的行动。因此，能动者间的共有知识与物质资源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观念是先于行动而存在的，是能动者之间共同利益的认知、规范与价值的认同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互动建构了国际社会，形成了特定的体系结构。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体系结构能够发生变化，但这种结构的变化是非常困难和十分缓慢的，而且也需要体系结构发生变化的客观现实条件。国家间相互角色的认定以及与国际体系结构的互动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结构体系文化，进而通过社会学习、模仿、习得等过程，实现体系结构文化的传承。

根据建构主义对体系结构的认知逻辑，当今国际社会体系结构文化应该属于洛克体系文化，在这种体系文化之下，国家间是一种竞争者的关系。这一关系决定了国家之间已经不再是霍布斯体系文化之下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是认同国际社会成员国身份，对国际法与世界秩序加以肯定。而一些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为国家间合作留下了空间，使国家间合作成为一种可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今国际社会的洛克体系文化减弱了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条件下国家行为体自助的特点。建构主义者背离了理性主义者关于国际机制仅仅是一种国家计算开支和收益的产品观点，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外在的先验去对待利益和认同，建构主义者认为利益和认同是内在地通过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建构起来的［2］。通过国家间互动和社会化，重新界定他们的利益以及促使各方认识到“何为各方能分别做的以及哪些可以联合完成的”［3］。建构主义者采用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强调集体观念和规范的影响去分析行为体利益和认同的形成，他们强调“适当性逻辑”，人类的行为由社会规范和行为体认同来指引，而不同于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者观点。因此，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机制的出现受到规范和认同程度的深刻影响，反映着盛行的规范和广泛接受的规程。

一 建构主义理论视野下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路径

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不仅为分析、解读与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同样也为研究地区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地区层面，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一个地区的观念不仅由其物质存在或地理位置来决定，而且还取决于不同行为体之间互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建构主义者通过从“他者”中划分出“我们”以及通过与其他行为体互动的历史演变中探究地区认同的形成。受建构主义核心理念影响，一些研究地区主义的学者开始将“地区观念”置于分析与研究的中心，关注地区范围内行为体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

阿米塔夫·阿查亚将东盟的形成归因于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迅速增长的作为新型独立国家的集体身份以及共同规范和文化信仰。正如一个地区的概念是不固定的一样，地区秩序的塑造、核心国家的认同和霸权社会化的耐久性也都有一定的时限，必然随着物质和观念的改变而改变［4］。虽然作为一个经常运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东亚地区问题的学者，阿查亚也支持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许多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起点”，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实主义将东盟和其他地区集团排除在外是错误的。同样，他认为由于东亚国家之间还缺乏足够的相互依赖，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分析亚洲地区机制的本质上存在不足［5］。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是第一个将亚洲地区主义的研究上升到严肃的理论层面的西方国际关系权威学者，他充分肯定了研究亚洲地区主义的重要性。卡赞斯坦对亚洲地区主义的研究综合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方法，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领域的跨越。卡赞斯坦认为， “地区”本身就包含有观念建构的意涵，地区不只是在地图上能够准确描绘出来的有形空间，它更需要地区单个行为体的认同，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认知与实践，地区就是经由政治的一种社会建构［6］。

巴瑞·布赞更多时候表现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现实主义之上，他在吸收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安全复合体”的概念。在他看来，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形成相互依存，于是各国在确定自己的安全利益时不能抛开其他国家，在制定本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时不得不对地区层面的因素有所考虑，在这种状况下，各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就形成了具有地区特征的安全联系。“东南亚安全复合体展示出当整个地区由其主导时，弱国在国际无政府下具有的打破平衡的效果。”［7］。

而芬兰学者佩卡·高尔霍宁 (Pekka Korhonen)将东亚地区的认同视为推动了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动力。日本对于发展与其亚洲邻国关系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明显地显示出对东亚地区的认同［8］。也有学者通过对东盟与中日韩“10 +3”合作平台的考察，认为这种地区范围的合作平台成为通向东亚地区主义或东亚集体认同的重要体现，是基于不断提升的经济与政治地区化和相互依赖导致的东亚地区政府间不断增长的互动和社会化进程推动实现的［9］。

韩裔学者康燦雄(David Kang)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将新兴的中国在地区的主导地位看作是一个类似于旧朝贡体系的经济交流和地缘政治规范的良性与稳定的地区秩序。康灿雄并不认为东亚的未来像现实主义者描述的那样黯淡，他支持运用儒家的稳定的规范去解释亚洲国际关系，在确保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和良性的前提下，东亚国家可以选择通过“搭便车”(Bandwagoning)而非制衡中国。因此，亚洲的未来很可能会像它过去的前殖民地时期在中国霸权和朝贡体系的贸易下的稳定与繁荣［10］。但这一观点遭到阿查亚的坚决反对，他认为，一个回归亚洲等级秩序的想法是“混乱和危险的”［11］。搭便车并非天生是稳定的，相反是源于东亚国家的规范和行为，诸如主权和不干涉等才是亚洲国家稳定的关键。而且东南亚已经努力地通过东盟框架将中国融入其中并社会化，亚洲的未来将不会是它的过去［12］。

韩国学者柳弦锡(Hyun-Seok Yu)认为，目前运用于阐释东亚地区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强调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性，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当前的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东亚地区文化的作用、身份、思想和观念等是至关重要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导致亚洲对现有美国主导的地区合作体制的幻灭的重要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通常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各种倡议。因此，新东亚地区主义的未来将受到亚太经合组织是否具有真正代表亚洲国家利益能力的强烈影响［13］。

国内学者从建构主义视角探究东亚地区主义的相对比较多，这与东亚地区特有的文化与地域上的认同感有密切关系。外交学院秦亚青、魏玲在《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一文中指出，东亚缺乏一个清晰的权力结构，也不存在一种明确的观念结构，而且制度化程度很低，但东亚地区合作却得以不断推进。似乎是这一非正式和松散的进程本身塑造了地区内国家的期望和利益。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过程型建构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通过交往互动而导致利益和身份的渐进式变化。东亚一体化进程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展开合作与磋商，孕育共有规范和规则，赋予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以意义，催生集体认同，改变地区内的角色结构，从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模式［14］。刘贞晔认为，在不断增加的经济风险和非传统安全危机面前，东亚各国产生了“同风险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感，东亚各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我们感(we-feeling)”日趋浓重［15］。喻常森通过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的考察，认为二轨外交的认知共同体角色前后跨越三个阶段:认知阶段、政策阶段和制度化阶段，其中认知阶段的主要作用是创制安全合作的话语和规范，形成合作的共识，培养合作的习惯［16］。

建构主义在许多关键领域不同于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他们承认国家是主要行为体，但同时相信，国际体系并不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可以通过与邻国的互动而转变，共同的价值观、规范、信仰、思想、历史、文化和身份的形成对民族而言变得像追求权力和财富一样重要［17］。与新现实主义者排除地区组织不同，建构主义者确信超国家机制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通过机制的社会化导致集体认同，有助于民族国家克服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聚焦于共同体的建设，以及通过共同的规范、对话，促进地区认同的形成。尽管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者对冷战时期国家间关系的解释通常被认为是最合乎逻辑的，但无法解释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为何采取了一个与欧盟或北美自由贸易区显著不同的发展路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东盟的形成植根于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迅速强化的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集体身份，以及共同规范和文化信仰。而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复活了从经济上与政治上国家间的相互连接对地区主义的支持。日本对于地区认同观念的“规范的转变”有助于解释为何日本支持亚太经合组织而非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日本拒绝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因不在于主导权之争，因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实际上确立了日本的领导地位，其原因在于日本认同“亚太”地区的观念而不是“一个亚洲”的认同。这一状况直到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一个“自我与其他的区别”的意识才发展起来，帮助日本的一个东亚认同的形成［18］。

二 建构主义路径说遭遇的困境

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路径是东亚地区社会化的过程，是通过国家间以及地区组织、个人等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逐渐强化一种地区的认同，从而推动整个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应当承认，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描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本身来看，建构主义有关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界定并没有充分的经验的支撑。

首先，建构主义路径说过多强调了观念认同在东亚地区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结合东亚地区客观现实环境，这种东亚地区的观念认同到底有没有出现仍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考虑到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以及其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使日本在东亚地区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而且也由此引发中日之间、韩日之间民众心理上的疏远。这可以从近些年来中日韩进行的各项民调中窥见一斑。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和《韩国日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韩国人表示他们不信任日本，而且在过去3年里，不信任日本的韩国人比例增加了15%，达到了自从1995年首次展开类似民意调查以来的最高值［19］。同年，在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及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双方首次共同发布了在中日两国同步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被调查者对日本的印象“很不好”和“不太好”的占62.9%。而在2010年10月4日《读卖新闻》公布的有关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由于受撞船事件影响，多达84%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不可信赖”［20］，为历来最差。2012年6月20日，一项中日两国年度双边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日本民众首次超过八成，为历年来比例最高。本项调查由日本智库“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联合开展。结果显示，84.3%的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不佳，高于2011年的78.3%。而在日本内阁府2012年11月24日公布的《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高达80.6%，与2011年的上次调查相比增加了9.2 个百分点，创下20 世纪70年代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新高。而回答对韩国“没有好感”的也增加了23.7 个百分点，达到59%，处于历史第二高的水平。有92.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现在的日中关系“不好”，比上次调查增加了16.5 个百分点;认为日韩关系“不好”的达到78.8%，比上次调查增加42.8 个百分点，均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回答现在的日中关系“良好”的仅占4.8%，比上次调查下降14 个百分点;认为日韩关系“良好”的占18.4%，下降41.1 个百分点，均创下历史新低［21］。尤其是中日在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持续升级，无疑进一步侵蚀了本就相当薄弱的互信基础。

其次，东亚地区观念建构存在两个相逆的过程。

东亚地区存在两个相逆的主体间观念建构过程:一种是地区内的良性互动建构互信意识。一般认为，良性互动是以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为外在特征的。当然，合作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与冲突，只是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这需要地区内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另一种是地区内非良性互动。它造成相互猜忌与防范意识。非良性互动是以行为主体间的分歧与冲突为外在特征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行为体间的利益摩擦与互信基础的缺乏，不能将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与程度。能否实现并保持行为体间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参与互动的行为主体，这是维持一个谋求合作与共赢的地区环境的前提与基础。这些互动行为主体不仅包括地区范围内各国政府，也包括各国媒体、组织、社团、个人等等。近两年来，东亚地区环境的恶化，主要原因是互动行为主体间非良性互动导致的。一些国家政府不能从地区合作的大局出发，为了转移国内视线或选举需要，激化地区矛盾，引发国家间冲突，破坏了地区合作的大环境。此外，一些国家的媒体为了博眼球，扩大受众范围，故意渲染国家间的冲突或差异，使得各国民众间的误解加深。众所周知，媒体是了解其他国家的一个窗口，媒体的立场与态度会对受众产生广泛的影响。理性的舆论引导非常重要，正面与积极的报道会让受众对对象国产生好感，反之，则会产生反感，引发越来越多的误解。尤其是在报道一些突发事件时，一些不理智的局部画面常常被刻意放大，以至于人们将其理解为整个事件的全貌。一旦在报道过程中缺乏客观、理性的视点，那么就会以偏盖全，令人们带上“有色眼镜”。如果媒体只能通过单一的角度来诠释对方，那是无法实现“相互理解”的。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上的互动，不仅不会出现建构主义者臆想的地区主义的发展，而且朝向一个难以应对的困境。

东亚地区存在的两个相连的主体间建构过程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则会推动国家间合作与共赢，地区主义获得发展;而当后者居于主导地位，国家间则会出现矛盾激化与冲突，使国家间合作变得困难，地区主义发展也势必出现困难而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大幅度的倒退。东亚地区国家力量差距悬殊，既有世界上一流的经济大国，也有世界上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各国除了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外，各国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很明显，这使得地区各国间的猜忌与防范成为常态。东南亚国家针对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实施了“大国平衡战略”，不仅谋求与中日之间发展等距离外交，而且还积极将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区域外国家引入地区范围，以平衡地区内的力量。尤其是伴随中国崛起，东南亚的一些中小国家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固化观念，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像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崛起一样，会威胁到邻国的安全，尤其是一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杨鲁慧教授认为:“东北亚大国关系利益协调的机制化欠缺，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缺失，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乏彼此的信任度，大国间的政治互信及相互尊重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中心的东北亚大国关系，依然充满着战略猜忌和相互防范及不断的摩擦冲突”， “其后果必然导致国家间信任的再度缺失，反映了国家间信任关系基础的脆弱性”［22］。因此，基于东亚地区现实环境，地区行为主体间的互动与观念建构未必会导致地区主义的深化与发展。

【注 释】

［1］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 页。

［2］同［1］，第167 页。

［3］Peter J.Katzenstein，“Introduction: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Peter J.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Network Power:Japan and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4］ Amitav Acharya，“Made in America?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in Roundtable: Peter J.Katzenstein's Contributions，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7(7).

［5］“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in D.Shambaugh and M.Yahuda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

［6］Peter J Katzenstein，“Regionalism and Asia，New Political Economy”，Abingdon，Vol.5 Iss.3，Nov.2000.

［7］Barry Buzan，“The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complex”，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10，No.1，June 1988.

［8］Pekka Korhonen，Japan and the Pacific Free Trade Area，1994.转引自David Capie，Rival Regions?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Asia-Pacific，http://www.alternative - regionalisms.org/wp - content/uploads/2009/07/capie_ rivalregions.pdf.

［9］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A skeptic's appraisal”，The Pacific Review，Vol.16，No.3，2003.

［10］Kang，David C，China Rising:peace，power，and order in East As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197-203.

［11］［12］Amitav Acharya，“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28，(3)，2009.

［13］Hyun-Seok Yu， “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beyond power and interested-based approaches”，Asian Perspective，Vol.27 (1)，2003.

［14］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 期。

［15］刘贞晔:《“东亚共同体”不可能是“开放的地区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 期。

［16］喻常森:《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 期。

［17］Amitav Achar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in D.Shambaugh and M.Yahuda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Lanham M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

［18］Takashi Terada， “Japan and the evolution of Asian regionalism:responsible for three normative transformations”，in H.Dieter eds.，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ism in Asia，New York:Routledge，2007.

［19］《90%韩国人不信任日本、65%韩国人对中国印象良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 -06/10/content_ 3069989.htm

［20］《读卖新闻:日本八成半人指中国不可信》，http://realtime.zaobao.com/2010/10/101004_ 04.shtml

［21］《日内阁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无好感者占80%》，http://news.china.com/dydzd/gdxw/11127676/2012 1126/17548442.html

［22］杨鲁慧:《东北亚大国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及地区安全共同治理》，《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