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李 洁

一九五五年五月，翟永明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南下的革命家庭。在那个激情四射、处处充满革命情结的年代，因为父母都是“革命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的青春、激情都与革命有关”，①翟永明：《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纸上建筑》，第21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翟永明的出生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革命队伍和革命家庭中多余的一员”，因为家中已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再加上工作繁重，父母已无暇顾及小女儿，翟永明出生后就被送到了父母战友家抚养。因为养父调到贵州工作，翟永明的童年在养母的母亲家——贵州桐梓县——度过。

在翟永明的心目中，童年一直是缺席的，“在贵州，我像个影子式地长到了七岁”。②翟永明：《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纸上建筑》，第21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成长对于她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以至于她在以后的写作中很少谈到关于童年的细节。在贵州，翟永明生活在桐梓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人烟稀少，古风犹存。那个时候，祖母成为她情感的主要寄托，堪称是她童年时期代替母亲的人，对于祖母的记忆也是她七岁之前唯一清楚的回忆。老人对戏剧的爱好使得翟永明从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祖母出入镇上唯一的一家戏园。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这家破败的旧戏园衰草丛生，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厅堂，演出团体也是一些草台班子，但演出却热闹非凡。童年时代的翟永明就在这些戏曲人生当中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喜怒哀乐，虽然当时她并不完全懂得戏剧的内容，也不十分明白演员的唱词，但这并不妨碍她随着舞台上演员的唱念做打而兴奋或惊惧。这些经历在她日后创作的戏剧性文本当中大量地体现。对幼儿园求学的日子翟永明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除了建在山坡之上的幼儿园晚上传来的狼嚎声让敏感胆小的她常常感到害怕。

一九六一年，七岁。六十年代初，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七岁的翟永明虽然已经逃脱了先天营养不良的劫难，但还是经常因为饥饿而哭闹。这一年和翟永明相依为伴的祖母去世，翟永明经历了人生当中第一次死亡的洗礼，虽然年幼的她并不理解死亡的意义，只是关心着祖母以后还能否带她去看戏，但这个关于死亡的场景深深地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黑色的灵柩、突然消失的人和事、死亡的气息，这一切对于七岁的翟永明来说意义重大，也成为她早期诗作中经常出现大量死亡意象的最初诱因。

一九六四年，九岁。这一年她结束了在贵州的寄养生活回到了出生地四川成都。贵州的生活对于翟永明来说虽然充满了离别和孤单的阴影，但那段时间的生活却对她以后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童年的记忆后来成了她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比如长诗《称之为一切》）。

回到四川后，翟永明进入小学二年级读书。初到成都时，因为方言不通，使得她颇为苦恼，这一时期连环画成为她的心灵寄托，也开启了她最早的阅读生活。在后来掌握新的方言适应环境后，搜寻连环画成为翟永明课余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九六五年，十岁。翟永明读小学三年级。这个时候她认识了不少汉字，具备了基本的阅读能力，连环画已经不能满足她的需求，于是，她开始带着父母的借书证从她新家旁边的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借书，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欲使得翟永明在这一时期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开始，唐诗、宋词等大量的古典书籍开始走进她的视野。

一九六六年，十一岁。翟永明读小学四年级。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学校也宣布停课。可喜的是，从小性格温和的翟永明并没有跟随同学参加批斗运动，而是留在家中继续自己的阅读。翟永明的父亲虽然专业是财务会计，但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家中有不少藏书，这些书成了翟永明“文革”期间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因为父母对戏剧的偏爱，再加上童年时期祖母的影响，她的阅读也涉及大量戏剧文学，包括 《京剧声韵》、《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梨园史料》等，甚至一度迷上了中国古代俗文化，包括话本、弹词、戏曲等。汤显祖的“四梦”成为她这一时段最大的兴趣所在。翟永明对于戏曲的爱好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特殊的经历在以后的诗作 《祖母的时光》、《孩子的时光》和《脸谱生涯》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一九六八年，十三岁。这个时期的翟永明敏感多思，因为成长带来的种种青春期的变化让她的内心充满了痛苦与忧伤，后来在《那时，我刚满十三岁》的散文中她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年龄段微妙的心理变化。

一九六九年，十四岁。在成都二十六中读初中。中学时代的翟永明开始写诗和填词，第一次填词是《金缕曲》。虽然这些创作并没有严格的平仄之分，但她仍旧兴致盎然。在经过了大量古典诗词的熏陶之后，这一时期翟永明开始接触外国文学，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这些作品几乎填补了她全部的课余时间，甚至她还将这些书籍带进了课堂，“我完全被这些书迷住了，连上课也没了心思，常常把书放在抽屉里偷着看”。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的诗歌让翟永明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信徒，并开始“白天黑夜地抄写这些让我内心激荡的句子”。①翟永明：《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纸上建筑》，第219页。这一年翟永明在班主任的要求下，创作了一首关于样板戏的朗诵诗，这也算她创作的第一首新诗，尽管这首诗并没有发表，但在当时的班级中仍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翟永明的朗诵诗从此成为班级的保留节目。

一九七四年，十九岁。翟永明高中毕业，她选择在成都附近的新都县桂林公社静安大队插队落户。中学时代的翟永明是简单而快乐的，虽然成长过程中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也曾给她带来过烦恼和困惑，但这一段时间丰富的阅读体验让她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自由、充实的最佳状态。这一时期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那句“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成为翟永明青年时代的精神支柱，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她后来著名的组诗《女人》的写作之时。但在这一年，翟永明的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因为争夺她而产生的裂痕，让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孩子一度无力承担，最后她只能选择无奈地逃离。

插队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翟永明形容这一段时间的生活 “完全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劳作——刨地、插秧、收割稻麦、挑粪、种菜、打麦……样样农活儿都干过”。②周瓒：《翟永明：编织词语与激情的诗人》，《名作欣赏》2011年第4期。到了每年五月份，打麦一开始就会连续几天几夜不能休息，持续劳作。除了很大的劳动强度之外，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翟永明一个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土坯墙垒成的保管室里，与她做伴的只有一些残缺破烂的书籍。劳作和生活的艰苦让翟永明暂时忘记了那些带给她痛苦与压力的琐事，她把这样的生活描述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并在这里写下了一些农家乐题材的诗作。在插队的两年中，翟永明回城时曾经在一堆被当作废纸卖掉的旧书中，找到了全年的《星星》诗刊，这些书成为她当时贫瘠的精神生活中的宝贵食粮，这段时间的经历后来被她写成了组诗《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二十一岁。翟永明结束插队生活回到成都。

一九七七年，二十二岁。进入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后来通过兵器工业部内部考试，被推荐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现改名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翟永明与一直向往的中文系擦肩而过，一直厌恶的理科却变成了她的专业，这让深爱诗歌的她备感失望。在大学期间，翟永明仍然坚持写诗，虽然对所学专业毫无兴趣，但天资聪明的她每次考试总是能够顺利过关。现在回过头去看，理科的训练对她的思维和情感表达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翟永明在二〇一二年也曾写过一首关于激光的诗，在一次采访时她谈到虽然不喜欢以前的专业，也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但这些训练仍然让她在以后的创作中时时受到影响，比如理性的思维、追求诗歌的逻辑性、有很强的结构意识、喜欢科幻，等等。

一九八〇年，二十五岁。翟永明大学毕业后回到西南技术物理所 （时名兵器工业部二〇九所）工作。这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工作单位，有着丰厚的待遇和许多的晋升机会，但对于这时已经疯狂爱上诗歌的翟永明来说，这里却是一个充满压抑的地方。一位与她的父母是老相识的单位领导和她的第一次谈话，就让她感觉到自己被套上了一道符咒，充满了难以摆脱的宿命感。父母和领导都对她寄予厚望，希望她在专业方面能够深入钻研，但是她在这一时期对于诗歌的热爱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她在《阅读、写作与我的回忆》一文中，袒露了内心世界的秘密。原来她从学校毕业后，清楚自己对专业没兴趣，也不会有什么造诣，为了能够争取时间读书、写东西，于是就要求到机关做一般性事务工作。

一九八一年，二十六岁。在工作之余，诗歌成为她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翟永明的诗歌《我和月亮》（《滇池》十月号）发表，“今晚月亮与我捉迷藏/一会躲在草堆后/一会跳进小水塘/我寻它，它用云彩将脸遮上/我走了，它不让/将我的影子拉长”，这首充满了童趣的小诗憨纯可爱，将孩子的天真烂漫与月亮的阴晴变化完美结合，尽管看似简单，却不矫揉造作，与翟永明后期的创作风格迥异。

一九八二年，二十七岁。翟永明在《纸上建筑》中写道：“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我读了大量的书，写了不少失败之作，大部分是些风花雪月的胡乱抒情：对童年的回忆和带点理想主义色彩的爱情诗”，这一时期发表的诗歌有组诗《小草》（《星星》六月号），其中《童年纪事》一首可惊地触及到女性从幼年向成年过渡的一个微妙的心态，将女孩子从幼年开始对异性的依恋到成年后的独立描写得细腻感人，全诗充满了淡淡的忧伤与无助，真实生动。《昨夜，我有一个构思》、《蒲公英》（民刊《次森林》，一九八二，钟鸣主编）等诗作基本上属于对朦胧诗人的简单模仿。发表短诗《十月的玲蓝花》（《青年作家》第十期，二〇一一年再刊于第四期）。

一九八三年，二十八岁。翟永明一边在单位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边沉湎于阅读和写作。因为长久以来和家人的意见相悖，她的情绪和心态极端糟糕，在这样一个科研单位中，她对诗歌的热爱显然也让她成为一个异类，来自周围的压力和不解让她一度充满了绝望和无助，所以诗歌成为她这一时期宣泄与依靠的精神支柱，更加狂热的阅读和写作也成为她生活的主要内容。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翟永明大量地阅读西方现代主义诗作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安娜·伊瓦沃罗、波德莱尔、普鲁弗洛夫、西尔维娅·普拉斯、罗宾森·杰佛斯这些诗人的作品与翟永明当时的心境形成了深深的共鸣，也彻底地改变了她以前那种简单细腻的创作风格。特别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对翟永明八十年代创作的影响被评论界普遍认可，翟永明也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写作曾深受美国自白派的影响，尤其是西尔维娅·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威尔……我当时正处于社会和个人的矛盾中，心灵遭遇的重创，使我对一切绝望，当我读到普拉斯‘你的身体伤害我，就像世界伤害着上帝’以及洛威尔‘我自己就是地狱’的句子时，我感到从头至脚的震惊，那时我受伤的心脏的跳动与他们诗句韵律的跳动合拍。”①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回答臧棣、王艾的提问》，《纸上建筑》，第 237 页。翟永明在接受这些西方诗人的同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复制翻新，而是从自身的经验出发，通过自我沉淀与积累，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风格。同时，翟母因病住院，翟永明一直在医院陪伴亲人长达两年之久，这些经历不仅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也让敏感的她过早地体会到了死亡的阴影。趴在母亲的病床上，她写下了《女人》的初稿。

这一年成为翟永明创作历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同年，流沙河的排列文章 《一种微妙的心态——在翟永明的诗中我看见的》发表于 《文谭》第二期。在这篇文章中，流沙河对翟永明的《我和月亮》、《童年纪事》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尤其《童年纪事》中所描写的女性从幼年向成年过渡的微妙心态，被认为是在这方面的诗文中不可多见的。

一九八四年，二十九岁。组诗《女人》在长达一年的写作之后完成，当时正值反精神污染运动，所以没有杂志愿意发表这组诗。翟永明用单位的油印机印出了二十本打印稿，送给朋友，得以流传，直到两年后它才面世。《女人》的发表不仅让翟永明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使得中国新诗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但开启了日后几个写作阶段诗学命题的源头，而且这颗‘精神化石’使女性主义诗歌的话题成为可能，昭示了女性主义诗歌的纹理走向。”②罗振亚：《“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女人》由四辑构成，共二十首诗，主要描写了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精神上所遭遇的痛楚、裂变，组诗以其惊世骇俗的强烈女性意识、特立独行的诗学风格震撼文坛。组诗中的“女人”，是包容了“女权意识”、“女性主义”后，以个体生命的体验书写精神的奥秘的“女人”，她以比异性更直接的生命体验发现、描绘身边的晦涩与死亡。在《旋转》、《夜境》、《臆想》、《生命》、《瞬间》等几首诗当中，扑面而来的“死亡”、“痛苦”、“血液”等字眼儿，使读者的感官产生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进而捕捉到诗人那种恐惧、无奈、绝望和悲哀的情绪。诗集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也被视为诗人的诗歌宣言在诗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所呈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与黑夜意识一度成为八十年代女性诗歌的源头。在这篇文章中，翟永明写道：“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含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因为女性千变万化的心灵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更能容纳一切，同时展示它最富魅力却又永难实现的精神。所以，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两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唐亚萍、孙桂贞、陆忆敏、海男等诗人在自己诗作中也纷纷亮起女性意识的旗帜。同年，创作完成短诗《白色的走廊》、《房东》等。

一九八五年，三十岁。翟永明创作完成组诗《静安庄》，这组诗以她下乡时所劳动过的村庄静安庄为背景，结合时节的流转，抒写了当年下乡的经历和劳动的场景。全诗依然采用了自白与诉说的语调，充满了死亡与绝望的气息，展现了女性的无助与痛苦。对翟永明来说，组诗《静安庄》中“十二个月份的设置既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序划分，也不是一个供诗句凭附的外在框架，而是意味着一个心理上完整的来去入出过程。这是一个具有浓重的宿命色彩而又似乎与己无干的过程，一个‘以虚幻的风度’进入虚幻，却又因穿行其间而显得至为现实的过程。由于这一过程，一个莫须有的‘鸦雀无声’的村庄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而一个蒙面而过的女性在内心分裂的痛楚中体验并揭示了它不可测的‘沉默的深度’”。①唐晓渡：《从死亡的方向看》，《山花》1994年第7期。与同时期的寻根文学相比，《静安庄》承载了翟永明知青生活的一段特殊的“精神历险”，诗中所表现的乡村有着“极为庸常的物象和夜晚，以幻象形式进入诗人的眼睛和心里后，变得神秘恐怖，笼罩着死亡的阴影”。②罗振亚：《诗人翟永明的位置》，《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而翟永明则以为《静安庄》应该属于成长题材，它是自己年轻时下乡到一个陌生农村的精神历程，涉及个人成长期的经验，这个成长期是伴随女性的生理成长期。比如说涉及青春期，人对自己的心理、身体的发育，有一个全面的关注。这个写作的角度有点特殊，题材上，不仅仅是女性的，它是一代人的经历。但是从一个女人的视点去表达的。

同年，创作完成短诗《黑房间》、《迷途的女人》等短诗。

一九八六年，三十一岁。写作完成了长诗《人生在世》。

六月，《女人》选诗和序《黑夜的意识》，首次在《诗歌报》上发表。《女人》其余部分在《诗刊》（第九期）的“青春诗会”发表。同年发表组诗《人生在世》（《诗刊》第十一期）、《母亲》（《诗刊》第九期，二〇〇五年《诗选刊》第五期再次刊出），这两组诗都是站在女性主义诗歌的立场上，为女性独特的审美经验和生存方式申辩。

这一年，翟永明参加《诗刊》举办的第六届青春诗会，认识了参会的诗人于坚、韩东、宋琳、车前子等人。并在《青春诗话》上发表了她的诗歌理论，她提出 “我的诗歌都是来自我的内心……我一直希望我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一个女诗人”。③翟永明：《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第11期。这一思想对后来的女性主义诗歌影响深远。

这一年翟永明从人人羡慕的单位辞职，开始无业游民的日子。期间她当过临时工，做过出版社编辑，当过临时记者，给电影导演做过场记。在一个雕塑家工作室工作了很长时间。有几次差点就有了工作，却因为进人指标等问题失之交臂。从这段经历开始，翟永明与艺术和电影圈有了交集和交流，为她以后的创作和生活打开了一扇视野开阔的窗户。

一九八七年，三十二岁。创作完成《死亡的图案》。这首长诗是翟永明经过几个晚上的努力一气呵成的，它再次以时间为主题，探寻死亡的真相。翟永明坦言：“在这首诗中我把死亡推向了经验的极致，我感觉我急于清洗那停留在我体内的太多的死亡气息，我通过写作清洗，彻底地清洗，《死亡的图案》就像一个倾倒死亡的水瓮。”④翟永明：《面向心灵的写作》，《纸上建筑》，第198页。翟永明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意识到创作中大量涉及的“死亡”、“黑夜”意象已经成为自己创作的一个节点，通过这首诗，她逐渐开始超越“死亡”而走向了“永生”，在翟永明的心目中，正是这首 《死亡的图案》帮助她完成了一个蜕变，从张扬、自白的语调，含混迷乱的思维开始转变为一种新的沉静与张力。与《女人》略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翟永明的创作多少削减了箭拔弓张的气势，对对象的逼视不再是一种完全的占有、主宰、霸道，转而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分享式的审智”，⑤陈仲义：《夜，及其深渊的魅惑——翟永明诗歌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正如在《死亡的图案》中所写到的那样：“死亡是一裘珍贵的衣裳/为我们遮体”，“在生与死的脐带上受难/孪生两种命运”，“当我们亲尝死亡/诞生只是它恶意的模仿”，“死亡仍在四壁显现/和我交流末日的秘密”。同年，发表诗歌《始终》（《上海文学》第五期）、《今夜》（《诗刊》第一期）。

一九八八年，三十三岁。创作完成带有自传性质、描写在贵州生活的长诗《称之为一切》，短诗 《年轻的褐色植物》、《我的蝙蝠》、《土拨鼠》。发表组诗《肖像》（《诗刊》第八期）。

发表长诗《静安庄》（《人民文学》第四期），获得稿费四百八十元，相当于当时半年的工资，这让翟永明看到了一些希望，觉得也许可以从此步入专业作家之列。

一九八九年，三十四岁。出版诗集《在一切玫瑰之上》（沈阳出版社），该书包括《迷途的女人》、《绝对的爱情》、《永久的秘密》等近四十首诗作，大多表现了身处爱情当中的人们所产生的各种情感变化，“主要想展示的是那些分裂和失控的内在意识与原始状态中的词语的美学上的围合”。同年，发表《“女性诗歌”与诗歌中的女性意识》（《诗刊》第六期），反对只强调“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漠视女性诗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质。在她看来，女性诗歌是女性意识和艺术品质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产物，两个标准的共同发展才是女性诗歌理想的状态。同年，发表组诗《何等的状态》（《上海文学》第三期）。

一九九〇年，三十五岁。创作完成长诗《颜色中的颜色》、短诗《失眠之夜的印象》、《午夜的判断》、《我策马扬鞭》。这些诗作与初期的作品逐渐表现出一些细微的变化，特别是短诗《我策马扬鞭》，摈弃了以往女性意识鲜明的特色，逐渐地呈现出戏剧化的效果，从结构、音韵、意象等方面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同年，思想界又一波运动初起，《年轻的褐色植物》在《诗刊》上被人撰文批判。诗歌的发表又一次陷入停顿。

年底，翟永明跟随画家何多苓旅居美国。

一九九一年，三十六岁。在美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除了创作完成《西部的太阳》、《孤独的马》之外，翟永明的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也是她自从开始写作之后产量最少的两年。远离家乡、初到异国的迷茫和不适，使她常常被乡愁和怀旧的情绪所包围。她曾说：“在美国待了一年半，我对美国有了局部的了解，尤其是对中国人在美国的境遇有所了解。对我个人而言，我离开了母语环境。这种‘失语’体验因人而异，很多作家或诗人能够在异国他乡继续从事写作，或者说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战胜跨越国界的变化。母语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对英文始终没有掌握，甚至在潜意识里排斥英语。回头来看，当时我并没有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语言。”①转引自张晓红《走进翟永明的诗歌世界》，《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附录一，第27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除了精神状态上的不稳定之外，翟永明对自己的写作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正如她在《女人》的结尾所发出的“完成之后又怎样”的反问，对于理想写作的一种执著追求，以及对于八十年代后期诗坛纷乱与枯燥的状况进行警觉与反思，翟永明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未来的写作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

一九九二年，三十七岁。在纽约的生活让翟永明无法找到自我，对故乡的怀念也时时萦绕在她的心里，在最终决定回国之后，她与何多苓、朋友蹦蹦一起开车穿越美国二十二个州，并于圣地亚哥出境进入墨西哥境内旅游。期间的经历多年后被写入随笔集《纽约，纽约以西》。

五月，应邀赴荷兰参加第二十三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这是翟永明第一次参加国际诗歌节，当时一起同被邀请的中国诗人还有北岛、杨炼、多多、王家新。

六月，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参加“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

七月，经由香港回到成都。创作完成《壁虎与我》和一些短诗。《壁虎与我》与后来的《甲虫》、《玩偶》是翟永明在诗歌风格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品。在这几首诗中，“我”与抒写对象构成了互相关照的客观化场域，对象不再是“我”倾泻而出的感情的承载者，而是“我”在观察、描述的同时，进行交流互渗的对象，壁虎、甲虫、玩偶成为“我”内在哲思、自我交流的关照物，是一种隐喻的象征。

一九九三年，三十九岁。创作完成《咖啡馆之歌》，关于这首诗，翟永明在《与木朵的对谈》中这样说道：“我自己是很满意《咖啡馆之歌》这首诗的，它是我写作《女人》之后的又一次出发。我相当重视它，这是因为当一个诗人风格成熟之时，也正是他创作进入僵持阶段之时。成熟意味着瓜熟蒂落。如果你还希望自己的 ‘文学之树’常绿、再次开出‘奇葩’，那必得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你既希望保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写作风格的魅力，又想在此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写作可能。而这种你已经习惯了的思维和风格会如影随形地附着于你。一个人不去复制别人很容易，可不复制自己则很难。尤其是这种个人风格演变成集体风格时，怎样保持自己‘独特的声音’更是一个考验。九十年代我写的作品如你所说：它们上可以追溯到我八十年代的风格，下则为我提示了此后十年写作的可能和演变的依据。所以，九十年代的写作，尤其是《咖啡馆之歌》是我写作生涯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如果说：‘永明体’这个过去时代的风格曾经在诗歌史上留下过 ‘多位诗人杂糅的风格属性’，那么我希望我个人的‘永明体’则是个人声音杂糅的混合属性。这个声音既是独特的，也是多变的。”①翟永明、木朵：《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诗江南》2012年第 3期。

之后的作品有：《我站在横街直街的交叉点上》、《重逢》、《玩偶》、《星期天去看贝岭》、《祖母的时光》、《莉莉和琼》、《俄罗斯舞蹈》等。经过在纽约两年的沉淀，翟永明对于自己的创作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写作状态也更加自信，更富有激情。这些诗歌大多数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但那种狂热的自白语调已经转变为一种更为沉稳、更为细腻的叙说风格。在结构上，这些创作延续了《我策马扬鞭》当中的戏剧性，一改往日随意自由、一泻而出的结构模式，更多呈现出细节性的对话与描写，虽然在题材上仍停留在怀旧、追忆的内容上，但是却达到了一种客观化的效果。其中《重逢》尤为翟永明所喜爱，诗中最后一节描述了她最终回到故乡生活的理由与姿态。特别是《咖啡馆之歌》，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对话与生活场景的描摹，将时间、地点、事件统一在诗歌的有限格局当中，呈现出叙事文学的风格。陈仲义指出：“如果说翟永明八十年代后期（《在一切玫瑰之上》、《称之为一切》等作品），津津于个人的自我指涉中采撷生活片段，还残留着女人生命秘密痕迹，以及无法逃遁的宿命哀挽，显得还有些紧张、惶惑和高度戒备。那么一九九三年《咖啡馆之歌》则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写转折，她正式告别普拉斯的竭尽全力的自白语调，全方位转向带有冷艳色彩的叙说风格。”②陈仲义：《夜，及其深渊的魅惑——翟永明诗歌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可以说，“从容、大度、冷眼旁观的客人心态”③敬文东：《从“静安庄”到“落水山庄”——诗人翟永明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成为这一时期翟永明的主要特色。

《我站在横街直街的交叉点上》发表于《诗刊》第九期。

一九九四年，三十九岁。《翟永明诗集》（成都出版社）出版，《莉莉和琼》发表于《大家》第四期，《去过博物馆》发表于《诗刊》第六期。同年，创作完成《敏感的萨克斯》。

《莉莉和琼》为一首叙事长诗，带有小说式的叙述和平缓风格写出了身处于异域的女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伤感与匆忙，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在这首长诗中带有复杂的哲思意味，成为翟永明对女性心灵关照的又一力作。它以场景式的描绘接近女性日常生活的境遇本身，现实感强烈，你也许从中找不出诗里的微言大义，但却会被一股温馨凡俗的生活气息所包围，感到亲切。

写作《祖母的时光》及续诗《孩子的时光》，以孩子的视角描写儿时与祖母一同看戏的过去时光。

其年应邀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建筑师的一个重要研讨会，开始对现代建筑感兴趣并阅读了大量建筑史。对建筑的兴趣影响了其后的散文集《纸上建筑》和诗歌。

一九九五年，四十岁。创作完成《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孩子的时光》。这几组诗都是来自翟永明童年时期的经历，在家人影响下，她从小就接触戏剧，并将这种爱好一直延续了下来。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大量阅读 《四梦》、《京剧声韵》、《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梨园史料》等戏剧方面的书籍，甚至在美国被乡愁和寂寞包围的日子里也是这些鼓笛箫声、浅吟低唱陪伴着她一起度过。所以戏剧因子在翟永明的诗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论是题材上的选择还是结构上的安排，都受到这种情结的影响。在随笔《看戏》中，她写道：“我想用我最喜爱的写作形式——诗歌来表达我对一个曾经滋养过我的喜怒哀乐的艺术种类所怀有的热爱。”④翟永明：《看戏》，《山花》1996年第10期。在这些诗作中，翟永明将现实生活与戏剧场景相结合，写出了传统戏曲当中的艺术人生所蕴含的无尽美感和无限感慨。在《道具和场景的述说》、《孩子的时光》所构建的戏剧化场景中，翟永明利用戏曲与人生的关系，在两者的对比与交流当中让人浮想联翩。周瓒指出：“翟永明的场景式诗歌，在日常经验与回忆中建立了奇异的互补关联。日常生活和诗人的记忆，对于历史的想象建构等等，在翟永明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占据了重要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她艺术触角的多向性特点，中心不同的丝线共同系在经验的整体性层面上。”①周瓒：《翟永明诗歌的声音与述说方式》，《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第23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在这些日常经验的反讽式描述中，戏剧性因子的渗入完成了翟永明“向现实回归，由神性到人性写作”的转换。

同年，写作《落水山庄的故事》、《以山中房子的名义》、《一个朋友的死讯》。发表文章《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诗探索》第一期），对于八十年代发表的“女性文学”观点进行了再阐释，并对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和未来寄予了新的期望。翟永明写道：“无论我们未来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女权或非女权的），有一点是与男性作家一致的：即我们的写作是超越社会学和政治范畴的，我们的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向也是建立在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在她看来，“女性经验是区别于男性经验的特殊范畴。这种特殊并不指向或不应该完全指向男权话语下的性别体悟，它是与男性经验并行或者说互补的一种人类体验、一种生命意识”。②左杨：《从生命意识到生存意志——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的嬗变》，《星星》2010年第4期。发表散文《纽约：小矮人的故事》（《人民文学》第五期），诗歌《试管人》、《圣诞之夜》、《西部的太阳》刊于《西藏文学》第三期，《祖母的时光》、《女友和一个陌生男子》、《俄罗斯舞蹈》、《星期天去看贝岭》刊于《大家》第二期，组诗《称之为一切》刊于《人民文学》第九期。

一九九六年，四十一岁。创作完成《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卡洛》、《时间美人之歌》、《三美人之歌》、《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小酒馆的现场主题》。这些诗作或取材于当下生活，或得之于民间传说，均显示了不同于以往的诗歌经验，开始由女性个体经验的内在言说转向外部事件的关注，“用批评的术语说，便是一种伪陈述。这种陈述，不是把某件事，某个人，某种气氛，抽象一番，用词语排列出来，而是抓住一种近似于哲学的本质性，对事物的基本原子，进行陈述”。③钟鸣：《快乐和忧伤的秘密：〈黑夜里的素歌〉代序》，门马主编：《黑夜里的素歌：翟永明诗选》，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这种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超越了性别与时空的局限，进入到了人性、命运和存在等抽象命题的思考。

《三美人之歌》即分别取材于中国戏曲、小说、民间传说中的三位女人——孟姜女、白素贞、祝英台，诗中分别以红色、白色、黑色三种颜色象征三位女性。该诗巧妙地以“眼睛”为支点，运用时间蒙太奇转换意识上的时间场景。而诗中娇嗔的语气运用更是不由使人想象到叙说者眼波流转中的无限留恋。“我看到了来自远古的影像……我感到了来自远古的激情”，由强烈的感官刺激，更确切地说是臆想“看”的刺激，提供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另外，创作完成长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这里的“母亲”形象一改《母亲》、《死亡的图案》中被质疑与控诉的形象，“女儿”开始走向 “母亲”，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去审视“母亲”，对于母亲那一代人的艰辛与不易进行了思考，成为女性对于自我历史的有力陈述。如果说《母亲》是一首带有青春与叛逆激情之作，那么在《十四首素歌》中，在更富有智性风格和后现代色彩的书写中，则抵达对“母亲”含义的深层认识。在这组诗里，诗人通过对母亲的世界、女儿的世界和那象征着女性共同命运的黑夜世界这三重世界相互交替出现，在它们的相互应和对比中，既显示出诗人自己强烈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出对母亲及女性共同命运的理解与包容。

关于《十四首素歌——致母亲》诗歌批评家张晓红曾说：“《十四首素歌》是一首关于和母亲对话，关于女性成长经历，关于女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诗，细读起来，仿佛是一部女性史。”④张晓红：《走进翟永明的诗歌世界》，《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附录一，第273页。翟永明本人也曾在一封写给别人的信中说这首诗是自己有意对《母亲》那首诗遥相呼应之作；也是自己多年后对母亲那一辈人的致敬之作；也可以说是在经历两代人不同的世界观冲突之后的握手言和之作。在诗里，自己有意使用更为接近口语、歌谣、叙事诗的语气，与八十年代强烈、浓厚、快节奏、高密度意象的方式完全不同。

同年，发表散文《面向心灵的写作》（《作家》第二期）、《一个墨西哥女人》（《天涯》第六期）、《看戏》（《山花》第十期），诗歌《翟永明诗二首》（包括《飞碟》、《游泳池边》，《山花》第十二期）、《道具和场景的述说》（《大家》第三期）、《诗三首》（包括 《变化》（一）、《变化》（二）、《孩子的时光》，《上海文学》第三期）。

一九九七年，四十二岁。创作完成组诗《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出租车》、《潜水艇的悲伤》等，这段时期诗中的叙述者扮演的是冷眼看现实的旁观者。出版诗集《黑夜里的素歌》（改革出版社）、《称之为一切》（春风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纸上建筑》（东方出版中心）。

刘春耀在《潜水艇的悲伤》的评论中写道：“从整首诗来看，这是对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的思考，以对潜水艇的命运变化为载体，讲述了它的过去和现实的矛盾，在现实的无法‘适宜’，来暗示了写作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下的无奈，人生在丑陋的物质时代的创伤，表示了对当前现实的批评。诗人试图去寻找一种理想的完美世界，去创造这种世界，或是恢复，或是进化。”①刘春耀：《潜水艇的悲伤》赏析，http：//blog.sina.com.cn/chunyao1008。

翟永明谈到开白夜酒吧前后的一系列写作改变了她的风格：“《小酒馆的现场主题》和《周末与忙人共饮》都是我开白夜前后的写作。此后我也有过许多写到饮酒和酒吧的诗。这些诗都是从咖啡馆或小酒馆的一隅近距离观察而来的，也确实有一种空间意识。因为我发现：在一个封闭空间和一个特殊时刻，人是最松弛的。也是最真实的。这是对人性洞察和描摹的最佳角度。我不会对善恶、美丑、强弱这些主题弃而不顾，但也不会简单地作道德审判。人性的弱点，密友的缺点，因其复杂而更具魅力。更可从中发现最深沉的诗意。这样的题材吸引我，挑战我，也引导我去克服对写作的无聊感。”②翟永明、木朵：《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诗江南》2012年第 3期。

诗集《黑夜里的素歌》作为“坚守现在诗系”之一种，主要收录翟永明一九九二到一九九六年之间的作品，其中包括著名的《十四首素歌》，相对八十年代的自白剖析的诗作，这本诗集更能体现出她从内心流露出的对诗的推崇，逐渐摆脱形式的束缚，走向灵魂的写作。

散文集《纸上建筑》是翟永明第一次用诗歌以外的其他形式来记录生活，成为她对于写作“无限可能性”追求的一次成功的探索，文集主要记录了翟永明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生活片段。

《称之为一切》是一套诗人丛书“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之一，由批评家唐晓渡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书中汇集了翟永明《女人》之后的精选作品，并附有唐晓渡的一篇重量级文章《谁是翟永明？》。

发表散文《动态建筑》（《天涯》第四期）、《散文小辑》（《作家》第三期）、《翟永明散文二章》（《大家》第一期）、《插图是美丽的》（《山花》第二期），发表诗歌《一首歌的三段咏唱》（《花城》第二期）、《乡村茶馆》（《天涯》第三期）、《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北京文学》第五期）。

同年赴法国参加第四届国际诗歌节。

一九九八年，四十三岁。五月八日，翟永明经营的文化沙龙白夜酒吧开张，坐落于成都玉林西路八十五号的白夜从一开始就和别的酒吧不同，它更像是一个文化沙龙，这里是成都艺术家的聚会地点，也举行了很多诗歌朗诵、书籍签售活动。翟永明说：“我这辈子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写诗，另外一件就是经营白夜……”“‘白夜’让我的写作视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地打开了，并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白夜”开始，翟永明的写作开始变得更为自由和开阔。她说：“我觉得对自己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来表达我的思想，可以用任何一种生活的，或者是世俗的（语言）。各种语言都可以经过诗人的特殊处理成为一种诗意的语言，能够构成你写作中新的一种语言方式。”③翟永明、谭光辉等：《黑夜诗人的变化与坚持——翟永明访谈录》，《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0期。

同年，创作完成《编织和行为之歌》，发表组诗 《十四首素歌》（《大家》第六期）、《我的友人——致臧棣的四首和歌》（《山花》第四期）、《丧失惯性的舞蹈——为我所热爱的巴希尼科夫而作》（《山花》第十期），短诗《午夜的判断》、《土拨鼠》、《夜间的骑手》（《中国作家》第二期）。散文 《随笔小辑》（《戴黑礼帽的人》、《穿越花朵的力》，《作家》第十期）、《谁是辛迪·希尔曼》（《天涯》第五期）、《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南方文坛》第三期，《广州文艺》第五期、《诗探索》一九九九年第一期转载）。在这篇文章中，翟永明写道：“我的诗始终是献给我心中的少数人，他们可以是我心中臆想的陌生的读者，更多的时候则是我身边某位具体的朋友，我的诗仿佛是为他而写，就像我的心在那一时刻急于要与他的心交谈。”

同年，创作并完成随笔集 《坚韧的破碎之花》（东方出版社）。这是翟永明第一次以当代艺术为题材创作的艺术散笔集。也是这一年，与诗人周瓒策划成立了《翼》女性诗刊，该诗刊历时十多年，成为中国女性诗歌最有力的推介平台。

一九九九年，四十四岁。出版随笔集《坚韧的破碎之花》（东方出版社）。

创作完成短诗 《孤身的逃》、《我醉，你不喝》、《去面对一个电话》、《给我爱情，我就爱他》、《终于使我周转不灵》、《重阳登高》、《潜水艇的悲伤》、《她也叫丽达》、《菊花灯笼飘过来》。出版随笔集 《坚韧的破碎之花》（东方出版社），诗歌《友人素描》、《水中的弟弟》刊于《花城》第二期，《你给我什么野蛮的礼物？》、《闻香识舞》、《三天前，我走进或走出医院》刊于《作家》第九期。发表散文《寻找兰姆》（《人民文学》第五期）。

是年，与杨黎、何小竹一起组织了“电影与文学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诗人韩东、于坚、朱文、伊沙、吉木狼格等，会议期间，促成了《一九九九中国诗年选》的出版。十月，诗选在白夜举行了签名售书活动，所有诗选中的成都诗人全部到场签售诗选，同时还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文本展。

二〇〇〇年，四十五岁。获得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协会写作奖金，赴德国柏林参加为时一年的柏林“DAAD”。在德国创作完成《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发表散文《天堂为昆斯所造》（《读书》第十二期），《一个方案的浪漫构想和最终实施》（《作家》第一期），发表诗歌《翟永明的诗》（《潜水艇的悲伤》、《一个游戏》，《上海文学》第三期），《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更衣室》、《孤身的逃》刊于《作家》第三期，《我醉，你不喝》、《白色装置》刊于《作家》第一期，《我梦很美丽的梦》刊于《山花》第二期。

《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是翟永明在柏林面对二战之后的城市有感而发的一首诗作，对于战争这一沉重的主题，翟永明充分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关注与责任，直面当下，表现出了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更衣室》、《孤身的逃》、《我醉，你不喝》等诗作被称为翟永明“交流诗学”的代表作，“在澄明与幽暗的语境中闪烁，与现代场景进行平等谦恭的‘沟通’，特定场景的明晰和结构上的用心，保持一种事件框架上的完整精致，人称的转换带动细节碎末，智性的经验或‘镶嵌’其间或溶解其里”。①陈仲义：《夜，及其深渊的魅惑——翟永明诗歌论》，《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这种交互式的叙说，成为翟永明继“独白式自语”之后的又一开拓，也使得其诗作逐渐呈现出明朗开阔的姿态。

《第二世界的游行》、《因病成医》、《成都水泥》等诗是关于身处异地对于中西方文化、政治差异的一些思考。

同年在柏林和波恩举办诗歌朗诵会，并赴维也纳、慕尼黑、海德堡等城市举办朗诵会和讲座。

二〇〇一年，四十六岁。创作完成《新天鹅湖》、《一个词》、《马克白夫人》、《老家》。发表散文《关于波茨坦广场的通信》（《作家》第八期）。八月，在北京参加“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并担任评委。

九月，与朋友合作拍摄DV短片《找钱》，担任制片。

十月，与朋友何小竹、乌青策划首次“橡皮·白夜酒吧影音周”，并担任主持。此次活动历时七天，展映作品公开向全国征集，作品范围为民间原创影像和声音作品，共放映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短片数十部。

二〇〇二年，四十七岁。出版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河北教育出版社）。

创作完成短诗《传奇》、《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英雄》。发表散文《林徽因在李庄》（《天涯》第一期）、《柏林——新旧两可的首都》（《山花》第一期），诗歌《对着镜子深呼吸》、《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第二世界的游行》、《试着去画》刊于《诗潮》第五期，《重阳登高——遍插茱萸少一人》刊于《诗潮》第二期。

《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是翟永明第一次直接处理现实题材，这首诗来源于一篇新闻。翟永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十三岁小女孩被拐卖到妓院，三个月内，共有三百多个男人以嫖客身份强奸了她。小女孩在算术本上记录了有多少人。等她的父亲终于找到她时，她已经得了十几种性病，并被切除了卵巢。翟永明看了触目惊心。她说：“我以前觉得新闻是不可能直接写成诗歌。诗也应该远离社会新闻以保持自身的诗意。但这个报道对我刺激特别大，我觉得要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来呈现。这首诗的思考实际上是两方面：一是这个消息对我的触动，另外就是涉及诗歌的写作本身：我们今天的写作，是不是应该涉及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应该和现实那么直接？诗人是不是应该这么写作？”①何言宏：《“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羊城晚报》2010年12月26日。从这首诗之后，现实一直就是翟永明诗歌中重要的主题。如《老家》、《大爱清尘》和二〇〇八年关于大地震的一系列诗歌。

诗集《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获得“莱蒂菲杯”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小安的诗集《种烟叶的女人》。《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包括诗人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一年的数十首诗作，这些诗歌大多体现了翟永明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在《终于使我周转不灵》的自序中她谈到了在这种困惑之下对未来创作的思考：“一九九八年起，我的写作也有很大变化，我更趋向于在语言和表达上以少胜多。建筑师峦斯·范德罗的一句话‘少就是多’是我那一时期写作上的金科玉律。”②翟永明：《终于使我周转不灵》自序，第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在这个时期，一直不愿重复自己的翟永明试图寻求突破，主要表现为语言的去“意象”化，主题及题材上更多地介入现实生活。

同年，参加西班牙第七届世界女性诗人研讨会。

二〇〇三年，四十八岁。出版随笔集《纽约，纽约以西》（四川文艺出版社）。

创作完成短诗《最委婉的词》。发表文章《自诩坏女孩，能否走四方》（《读书》第四期）、《现实的弗里达和超现实场景中的 〈弗里达〉》（《美术之友》第三期）、《词语与激情的共舞——翟永明书面访谈录》（《作家》第四期）、《无法流通的天赋》（《天涯》第五期）、《两性之舞》（《天涯》第二期）、《印第安人保留地》（《作家》第六期）、《格拉纳达就是如此霸道》（《书城》第十二期）、《坚忍的破碎之花——关于 〈一个墨西哥女人〉》（《散文百家》第六期）。发表诗歌《手势》（《绿风》第四期）、《给女诗人》（《书城》第八期）、《女子澡堂》（《诗歌月刊》第二期）。

随笔集《纽约，纽约以西》主要包括翟永明与朋友驾车横跨美国二十二个州，并在美国西部及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游记见闻和纽约往事的回忆，书中以何多苓当时所拍摄的照片为插图，展示了翟永明在诗歌之外的另一种别样生活。

与建筑师刘家琨、画家何多苓策划了“专业与当代艺术展”。并创作装置作品《正如你所看见的》。

二〇〇四年，四十九岁。创作完成《对影成三人》、《在古代》、《战争》。发表散文《新媒介经验》（《读书》第七期）、《像路易斯·布尔乔亚一样长寿》（《读书》第三期）、《猜一猜谁来吃早餐》（《读书》第一期）、《女性天堂的邀请者》（《书城》第六期）、《编织和行为之歌》（《书城》第八期）、《从内到外，就地起舞》（《书城》第十期）、《词语与激情共舞》（《上海文学》第二期）、《总统VS酋长》（《中国书画》第二期）、《英雄·传奇》（《上海文学》第二期）。发表诗歌《翟永明的诗——传奇》（《诗歌月刊》第四期）、《翟永明的诗》（《诗刊》第十一期）、《易碎的部分》（《诗潮》年第六期）、《固执地写下去》（《诗潮》第六期）。

《编织行为之歌》中反复运用乐府民歌《木兰辞》中的句子，充满了古典意味，通过三个传奇女子的人生经历将戏剧因子与独特叙事技巧完美结合，成为翟永明诗歌风格转变之后的又一代表作。

《对影成三人》、《在古代》、《登录》则表现了互联网对当代生活的改变，展现了翟永明对题材的开拓和对科技发展的关注，以及诗人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及思考。

同年，在德国柏林出版德文诗集《咖啡馆之歌》。并赴柏林“德国DAAD（德国对外学术交流协会）”举办专场朗诵会。并前往波恩参加德国波恩大学“中国文化节”。

同年法语诗集《黑夜的意识》在法国出版。并前往法国参加为期一月的巡回朗诵活动 “诗人之春”。同年四月与诗人于坚、西川、尹丽川等，应邀参加“丹麦国际诗歌节”。并开始写作艺术文论集《天赋如此》。

二〇〇五年，五十岁。出版随笔集《正如你所看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创作完成短诗《五十年代的语言》，组诗《浇》、《鱼玄机赋》。下半年，策划并主持“首届成都国际诗歌节”，活动被取消后，移往“白夜”举行。

夏天，获意大利Civitella Ranieri Center艺术中心驻会写作奖金。前往意大利一个月，居住期间，写作《鱼玄机赋》、《谐谑曲》等诗作。下半年，完成关于女性艺术的文论集《天赋如此》。

五月，策划并主持“北大诗歌节·女性诗歌专场”。同时开始策划并主持“成都艺术双年展暨成都诗歌节”。

同年发表散文《我们的性别、我们的选择》（《上海文学》第十二期）、《哈迪德的世界》（《上海文学》第十二期）、《九十九间半》（《上海文学》第七期）、《谁服从谁的意志》（《建筑创作》第四期）、《纸上建筑》（《中华建设》第四期）、《庭院·诗·风建筑》（《上海文学》第五期）、《水之诗开放在我的灵魂中》（《上海文学》第三期）、《你带给我的野蛮礼物》、《但水却稀少，以致你会敬它为神》（《上海文学》第一期）、《已经消失，正要消失和将要消失……》（《上海文学》第四期）、《支点之间，尺度之间……》（《上海文学》第十期）、《请听万物倾诉》（《上海文学》第八期），发表诗歌《秋千游戏——乱红飞过秋千去》（《书城》第五期）、《迷途的女人》（《诗选刊》第二期）、《网虫的虫》（《诗潮》第五期）、《答问——给费迎晓》（《书城》第七期）。

是年，诗评家唐晓渡的文章《谁是翟永明？》在《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发表，该文是翟永明研究的重要收获。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于二〇〇一年在维也纳大学举行的“亚洲与西方‘生命中的黑暗面’”研讨会上宣读的评论文章 《黑夜意识和女性的 （自我）毁灭——评现代中国的黑暗理论》，被译后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四期。陆正兰的《论翟永明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发表于《当代文坛》第一期。

同年，翟永明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五十人”。

二〇〇六年，五十一岁。原定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天赋如此》。后因该出版社换社长，原出版合同被取消。上半年，在十四年之后，重返纽约，并写作与同样描写纽约的《咖啡馆之歌》遥相呼应的《纽约2006》。

散文《回文无尽是璇玑》刊于《读书》第四期，《传话游戏——文化的全球化、差异性和文化赝品》刊于《文明》第十二期，《芳名不仅仅叫卡门》刊于《人民文学》第四期，《不是豪猪非莽汉》刊于《中国西部》第一期（《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第六期转载，《诗歌月刊》二〇〇七第一期转载），《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刊于《人民文学》第六期，《混血的城市》刊于《人民文学》第五期，《面对词语本身》刊于《诗潮》第一期，发表诗歌《翟永明的诗》，包括《试着去画》、《手势》、《军装秀》，刊于《诗歌月刊》第三期，《穿梭与驰骋》刊于《诗刊》第五期，组诗《易碎的部分》刊于《上海文学》第七期（《诗选刊》第九期转载）。是年，罗振亚的评论文章《“复调”意向与“交流”诗学：论翟永明的诗》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第三期。

在白夜酒吧举办了“豪猪诗·江南错”诗影像活动。由诗人李亚伟的诗歌朗诵和艺术家邱黯雄的影像组成。诗影像活动是白夜酒吧和白夜网站的一系列策划，主旨是做一系列有声音、有文字、有意境、有视觉的综合活动。翟永明一直通过在白夜推广诗歌和其他艺术领域进行互动的尝试。

建立白夜网站，开设了唐丹鸿、李亚伟、马松、吉木狼格、何小竹等诗人专栏。

二〇〇七年，五十二岁。翟永明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这一奖项是由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设立的一个国际性诗歌双年奖项，现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中坤国际诗歌奖”是国内影响力最为广泛的面向国际的民间诗歌奖项，它倡导诗歌中深切的人文关怀、批判精神和理想维度，同时获奖的还有伊夫·博纳富瓦、顾彬、绿原。翟永明在获奖感言中提出：“诗人正是要在一个追求物质化、娱乐化的大环境里，分享和创造一种精神自由、思维独立的语言艺术。”①翟永明：《最委婉的词》，第20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发表文章《请让我听听你的声音》（《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三辑）》五月号），《女性诗歌：我们的翅膀》、《水之诗开放在我的灵魂中》、《我们的性别，我们的选择》、诗歌访谈《我的写作顺其自然》、短诗《老家》、《浇》、《最委婉的词》刊于《文学界》（专辑版）第一期，《记忆深处的回响》刊于《大艺术家》第二期。发表诗歌《翟永明作品》（《青年文学家》第十二期）、组诗《登录及其他》（《人民文学》第三期）。

同年，与导演贾樟柯合作，担任电影《二十四城记》的部分编剧。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正是由于翟永明所选择的诗歌元素，使得这部电影的整体美感和主题都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为纪念“白夜”成立十周年，写作散文集《白夜谭》。

举办诗歌双城记——“成都南京诗人”诗影像系列活动。

二〇〇八年，五十三岁。出版随笔集《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东方出版社）。内收翟永明近二十篇关于女性艺术的随笔，翟永明与喻红、翟永明与姜洁的对谈，诗生活网站“翼”女性诗歌论坛关于女性艺术的讨论等。诗歌批评家周瓒书评中这样写道：“翟永明在这本新著中，一以贯之地探讨了身为艺术家（包括诗人、画家、装置艺术家、前卫音乐家、摄影艺术家、电影导演等）的女性们的创造禀赋和她们艺术生涯中经历的种种困扰、磨难，以及她们的抗争与追求的不懈”；“作为艺术批评家的翟永明所要揭示的现实是：我们现在依然生活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体制的结构仍然是父权制的；女性在选择一项符合她的禀赋才能的人生时，还得面临‘爱情和事业’的冲突。由此，女性艺术家、诗人所要展开的工作必然是，继续为赢得表达自由和思想尊重而奋争”。②周瓒：《讲述女艺术家的如此天赋》，见翟永明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iyongming。

同年出版诗文录 《最委婉的词》（东方出版社）。

诗歌 《诗三首》（《浇》、《洋盘货的广告词》、《冲天鹅》）、诗歌访谈《我不喜欢重复的写作》刊于《上海文学》第十一期，组诗《纽约2006》刊于《天涯》第四期，发表散文《每个女孩都是无泪天使》（《散文选刊》第九期）、《去遵道、通济记》（《人民文学》第七期）、《小竹和他舅舅》（《山花》第十一期）、《从白夜开始》（《诗选刊》第五期）。

《最委婉的词》中收录诗作三十九首，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延续她对话戏剧风格的有《我坐在天边的一张桌旁》、《艺术》、《浇》、《2008纽约》等；对传统作深切回望的有 《老家》、《秋千游戏》、《在古代》等；抗拒高科技时代语境的有《对影成三人》、《登陆》、《变成孩子》等。其中《鱼玄机赋》是这一时期翟永明的重要诗作，诗人设身处地地与唐代的才女鱼玄机“隔代交流”，写了无异于一篇别致辩护词的作品。诗作仍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出发，也融入了创作主体对女性心理、遭遇、命运的体悟和理解，最为可贵的是，诗作通过鱼玄机的悲剧展示与反思，上升到了女性群体生存主题和人类成长中受挫经验的探讨。诗人自己则认为《鱼玄机赋》的风格在总体上，是现代诗又带有一种古味。诗中鱼玄机的故事是古代的事情，且自己在诗中也大量引用了她的诗句。她是试着采用仿古的语气，希望营造一种鱼、绿两者的对话关系，同时，也是颠覆历史上对于鱼玄机杀婢案的定论。全诗由“一条鱼与另一条鱼的玄机无人知道”、“何必写怨诗”、“一枝花调寄雁儿落”、“鱼玄机的墓志铭”和“关于鱼玄机之死的分析报告”五部分组成，将讲故事、戏曲对白、独白、分析报告等手段熔为一炉，把诗演绎成各部分间驳杂搅拌、互相争辩的张力结构，暗合着质疑鱼玄机杀婢这一固有结论的内在肌理，在一定程度上神话了主旨的传达。

诗歌《浇》、《洋盘货的广告词》都是翟永明直面生活的代表作。《浇》描写的是翟永明与朋友们在酒吧畅饮时的情境，诗歌由“浇”这一动作引发出关于饮酒的各种趣谈，酣畅淋漓。《洋盘货的广告词》更是采取了带有戏谑风格的观念写作。对于近年来都市房地产的畸形发展给予了绝妙的讽刺。翟永明自己曾说：“这首诗基本上是完整地把报纸上的广告语用到诗歌里面，除了第一段和第二段之外，中间都是广告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希望诗歌的语言能够有所扩大，毕竟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的写作也需要丰富，对语言的处理可以更加地自由”。①翟永明、谭光辉等：《黑夜诗人的变化与坚持——翟永明访谈录》，《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0期。

八月，新“白夜”在成都窄巷子开业，开业当天，举办了成都诗人的诗歌朗诵会。

新“白夜”是一个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四柱三山式西洋门头的老院落，融合了翟永明喜欢的北方四合院和成都本地建筑的风格，也让她有了更大的空间开办各种文化活动。

二〇〇九年，五十四岁。创作完成组诗《桃花劫》和《哀书生》。出版随笔集《白夜谭》（花城出版社）。《白夜谭》主要写了在白夜开张后近十年的时间当中，围绕它所发生的各种趣事，以及翟永明在成都的朋友圈中的人和事，是一本另类地方文学史。

同年，与诗人欧阳江河、西川等前往印度参加与印度诗人的对话。回来后写作了组诗《印度蓝》及散文《几个现场写作：印度蓝》。

与周瓒共同完成诗歌访谈录 《词语与激情共舞》，发表组诗《翟永明诗选》（《山花》第十二期），发表散文《我们都是男/女性？》（《山花》第十二期）、《白夜谭二则》（《山西文学》第六期），诗歌《四种爱情》、《橡皮空间》、《第八天》、《枯山水》刊于《山花》第九期，《战争》刊于《诗林》第三期。

同年应邀参加第二届美国旧金山国际诗歌节。九月二十三日傍晚在旧金山市的“杰克·凯鲁亚克小巷”举行。“杰克·凯鲁亚克小巷”以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命名，右边是“城市之光”书店，这是一个闻名世界的诗歌书店，五六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文学活动都在这里发生。左边则是同样著名的维苏威酒吧，这里就是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和诗人曾经活跃过的旧金山北滩地区。九月二十四号在旧金山文化艺术宫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举行了朗诵会。

二〇一〇年，五十五岁。创作完成《前朝来信》、《黄帝的采纳笔记》等一系列作品。发表文章《诗人离现实有多远》（《当代作家评论》第六期）、《翟永明作品及诗观》（《诗选刊》第五期）、《不公正的选择造就艺术》（《南方周末》七月八日），发表诗歌《在古代》（《诗苑》第三期）、《翟永明诗四首》（《诗刊》第十一期）、《翟永明代表作选》（《中国诗歌》第一期）。

二〇一一年，五十六岁，出版诗集《十四首素歌》（南京大学出版社），英语诗集《更衣室》也在美国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表《桃花劫》（《花城》第一期），《写诗是一种心理治疗》（《诗刊》第二期），《时间美人之歌》、《诗是我们反抗一种无所不在的束缚的语言——中坤国际诗歌奖获奖感言》刊于《名作欣赏》第四期，组诗《暮光之梦》刊于《上海文学》第八期，《大梦如邂逅》刊于《诗刊》第二十四期，《马莉的油画》刊于《名作欣赏》第四期。

在美国出版英语诗集《更衣室》。该诗集收录了《预感》、《荒屋》、《十四首素歌》等二十首诗作，第二年获第三十一届美国北加州图书奖（31st Annual Northern California Book Awards）翻译类图书奖。

七月，访谈文章《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翟永明访谈》刊于《成都日报》。

诗集《十四首素歌》是《黑夜里的素歌》的再版，曾被翻译为英、德、日、荷兰等文字，比较集中地呈现了翟永明在九十年代前期 （一九九二-一九九六）亦是其从美国回国之后的诗歌创作。这些诗作被认为是翟永明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她最为满意的创作，从《咖啡馆之歌》到《时间美人之歌》，“这本诗集可说是承前启后地转述、印证了我从八十年代的写作向九十年代的写作转变，此后再向二〇〇〇年之后的写作过渡的全过程”。②翟永明：《十四首素歌》前言，第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二〇一二年，五十七岁。诗集《翟永明的诗》被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品牌的“蓝星诗库”之一种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从一九八三至二〇一〇年创作的重要作品。文章《陈九和他的诗歌》刊于《文学自由谈》第五期，发表短诗《女儿墙》（《中国诗歌》第十一期）、《翟永明的诗》（《新诗》第四期）、《催眠术》（《青年文学》第十七期）、《翟永明诗歌与诗观》刊于《诗选刊》第Z1期。诗歌访谈《翟永明访谈：在克制中得寸进尺——与木朵的对谈》刊于《诗江南》第三期。开始创作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长诗片断发表于《今天》杂志二〇一二春季号飘风特辑。

一月，在成都蓝顶美术馆策展 “呵，朋友——唐雯油画展”，并发表文章《朋友作为一个母题》，该文是为此次活动写的一篇宣传稿，也是关于白夜酒吧的一次回顾。

二月，接受欧阳婷采访，发表访谈文章《翟永明访谈：读图时代的诗人》。在这篇文章中，翟永明称“一直处于边缘感中”，并认为好诗歌“首先是一个表达了真实情感的诗歌肯定比较容易打动人，还有就是你写的诗歌表现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经验，而且是别人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但大家都没有想到怎么样来表达，你把它表达出来了，也就是说出他人未能说出的经验。另外就是诗歌最独特的语言方式，最有创造性的语言结构，综合起来就是最好的诗歌”。①翟永明、欧阳婷：《翟永明访谈：读图时代的诗人》，见http：//poemlife.com/newshow-6844.htm。

三月，翟永明获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在获奖信中，该奖评审委员会主席Paolo Fabrizio Iacuzzi向翟永明发出祝词，称赞其“作为当今国际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对于这一古老的奖项，您当之无愧”。这是来自中国之外的对诗人的最高赞誉。

五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并发表访谈文章《诗人不可能回避现实》。

二〇一三年，五十八岁。出版诗集《行间距》（重庆大学出版社）。

三月八日晚，翟永明的新诗集《行间距》在白夜酒吧举行首发仪式，新书中收录了她从二〇〇八年开始创作的近三十首诗歌。首发仪式尝试诗歌朗诵与爵士乐即兴演出相结合的形式，非常成功。

三月九日，与“八〇后”女诗人春树一同接受《新京报》采访，随后，《新京报》刊登访谈文章《翟永明、春树共话诗歌与女性主义》。

四月二十七日晚，翟永明凭借二〇一二年出版的《翟永明的诗》夺得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这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首次将这一最重要的奖项颁给诗人。评委的授奖词这样写道：“《翟永明的诗》在语言上如同一个幽昧的黑夜文本，内心却不断地走向澄明。她以隐忍的陈述置换激越的独白，以戏剧性的结构减缓抒情的疼痛，以精警的表达质询现代的迷思，在历史与当下、古典与现代之间，不断调校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既悠游于词语的丛林，亦内敛地发声，并忠直地指认存在的现状。翟永明以自己富有耐力、独步当代的写作，深刻诠释了何为真正的现代诗人。”②见北京青年网，http：//bjyouth.ynet.com/3.1/1304/29/7982118.html。

下半年创作完成长诗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这是翟永明历时一年多创作的一首长约七百行的长诗。《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水设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翟永明在这首诗中将诗、文、笔记、随笔、自我阐释熔于一体，试图形成一种新的试验文本，一种对艺术作品的互动式的艺术批评关系。

有人这样评价：“在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里，黄公望从所处的时代复活，变身为类似《神曲》贝娅特丽丝式的导游，诗人变身为时间漫游者；而富春山水则大而化之为无限的山水和时空。诗人随画家漫游其间，看到和想到的是种种的有和无，是时代的疾病和梦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完全当得上新世纪汉诗的扛鼎之作。”③谷禾：《谷禾读诗记》，《十月》2013年第3期“编辑手记”。

八月中旬，参加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活动。

在南国书香节上，与导演贾樟柯进行了一场跨界的对话，《晶报》刊登文章《贾樟柯与翟永明对谈 称诗歌可以离日常很近》。

九月，在成都当代美术馆策划“心照”油画展。

十月，接受“网易女人”采访，发表访谈文章《翟永明访谈：诗歌让心灵平静》。

十一月四日，接受凤凰网文化频道 “年代访”栏目的采访，凤凰网发布访谈视频与文字实录《翟永明：悲伤让你把这个世界看得更透》。

十一月二十二日，与周瓒策划的“灵魂生就一对翅膀”诗歌之夜二〇一三（《翼》女性诗刊十五周年诗歌影音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翼》十五周年诗歌纪念活动，现场朗诵了《读旧信，想起一位早逝的女孩》和《骑虎的女神难近母》两首新作。

十二月三十一日，位于成都市玉林西路的老白夜酒吧由于房租到期停止经营，翟永明与何小竹、石光华、何多苓、刘家琨等众多文化名人聚在一起举行白夜酒吧十五周年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