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我们要在全党全社会持续深入开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摘自新华网

“四个全面”究竟“全”在哪？ 透过“四个全面”，可以看到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执政思维，为我们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未来找到和找准了的治国安邦之道。它的高度和宽度尤其值得关注。高度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初步实现”，也不是“局部实现”，而是“全面实现”，体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宽度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全面改革，不是从一个单行路径去改，而是着眼于立体全面的改革。

“四个全面”理论既有系统性又有前瞻性，从不同层面阐述认识当下和走向未来，给未来若干年绘出了基础性蓝图，为改革深水区阶段提供了形成共识的支撑。万马齐奔朝着一个方向，才是一副壮美的、令人心潮澎湃的图景，不然，万马乱奔，不仅不壮观，而且更像一盘散沙。

——摘自正北方网

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大势下，今天的中华民族迎来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站在了至关重要的历史方位。在这样的大势下，我们要实现一代代人的夙愿，实现亿万人民的梦想，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仰的支撑，更需要增厚信仰的土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理想信念的明灯永远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闪亮”。

信仰是什么？它决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没有现实生命力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人民的生活实践中，存在于民族前行的步伐里。古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文脉基因是我们的信仰，今人在开拓实践中得到的正确的、规律性的价值认知也是信仰。在这个意义上说，信仰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建构、不断完善的生命体，惟此才能为我们的前行不断指引正确之路。

——摘自《求是》

权力体系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法治从其规范意义上讲，主要是预防权力的滥用。我国的权力结构分为：党的领导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之权，五权共存，党的领导权居于首位。现行宪法具体规定了五权的性质、地位、组织、职权和职责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根据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原则，由宪法和组织法划定。横向权力关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分工统一。纵向权力关系，坚持中央权力、地方权力和基层自治权的分工统一。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决定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如果权力相互“打架”，没有边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会在实践中消于无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摘自《光明日报》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它实质是回答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回答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宗旨

“到哪里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讲关乎党的性质的问题，回答的是党的宗旨“到哪里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讲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回答的是党的正确路线“从哪里来”。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大致经历了“提出、形成、发展完善”三个阶段。

——摘自党建网

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全党遵循的原则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进行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批评，并从组织上作相应调整，但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重在汲取教训。对于博古，仍然安排了适当的领导职务；对于周恩来，仍然委以重任。遵义会议树立了党内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

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摘自《人民政协报》

“中国共产党”的命名为什么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党史著述和报刊宣传中，多数认为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叫“共产党”，其实不然，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刚成立的时候叫“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陈独秀的寓所召开会议，筹备共产主义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讨论了党纲、党章，确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劳工专政、生产合作，还有严密党的组织等内容。会议推举陈独秀为党的领导人。1920年8月，党在上海的组织成立后，9月1日出版发行的 《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 《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其中使用的名称是“吾党”、“社会党”。

从当时的文字记载和历史背景看来，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上海组织从1920年5至6月份开始酝酿到8月份成立，名称叫的是社会党，大约在9月16日前后改称共产党。

——摘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速度不是新常态的核心问题 速度并不是新常态的核心问题，提质增效才是。新常态也蕴藏着新机遇。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将会提升资产质量和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出口增长虽放缓了，但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增长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则会带来新的商机。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