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伯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辽宁大连116013）

甲午末战 北洋挽歌
——山东半岛战役史略及败因分析

刘彦伯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辽宁大连116013）

山东半岛战役，亦称 “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后期，中日双方海、陆军的一次大规模对决。从双方军力对比、战役准备和部署等方面来看，清朝军队处于全面劣势。战役经过荣城湾登陆，威海卫陆战和刘公岛防卫战三个阶段，最终清军遭到惨败。而战争形势的恶化，战役部署的无序，海军、陆军各自为战，以及军队战斗意志的丧失，都是造成山东半岛战役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甲午战争；山东半岛战役；威海卫；北洋水师

山东半岛战役，亦称 “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后期，中日双方海、陆军的一次大规模对决。此战过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并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本文拟从分析山东半岛战役之前的局势和双方部署入手，梳理战役的简要经过，并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山东半岛战役失败的深层原因提出初步的看法。

一、战役之前的形势和双方部署

在山东半岛战役打响之前，中日双方经历了朝鲜半岛战役、鸭绿江攻防战、黄海海战、金旅之战等战役，双方对敌方军队的组织、战法和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对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也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损失了五艘战舰，其余战舰也大多受损严重，实力受到削弱。对此，李鸿章只能无奈地面对现实。1894年11月27日，他致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称， “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洋浪战，致有损失”［1］1。这封电报基本上奠定了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后期的总体战略，即：与威海卫守军相互配合，伺机歼灭来犯之敌，而不可轻易出港迎战。丁汝昌也基本认同，他在给李鸿章的回电中称， “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唯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2］187。这样的战术方针虽属无奈之举，但却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北洋水师的威力，是相对合理的战术布置。

丁汝昌还看到了更加深远的一面，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群固然是防守的关键，但 “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唯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2］187。言下之意，北洋水师拟定的作战方针能否奏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仰仗着守卫威海卫的陆军。威海卫陆军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戴宗骞麾下的绥军4个营驻守威海卫北岸；刘佩超麾下的巩军4个营驻守南岸；张文宣麾下的北洋护军2个营驻守刘公岛。总兵力接近5000人。此外，威海卫南帮炮台群、北帮炮台群、以及刘公岛上的各个炮台，装备了各种型号的火炮超过160门，多数是购自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大口径火炮，可谓装备精良。但是，威海卫的陆军防备却存在三大隐患：第一，威海卫周围各个炮台缺乏统一指挥，有的炮台，诸如：日岛炮台 （地处威海卫海湾东口中央，位置极其重要）竟然连指挥官都没有配备；第二，南、北帮炮台群均为海防炮台，虽然火力强劲，但炮台本身的防御性极差，容易被敌军占领；第三，驻防陆军统帅除张文宣外，作战意志不够坚决，怯战思想悄悄蔓延。因此，丁汝昌的担忧也是很有道理的。

除此之外，驻守山东的地方部队则存在更为严重的问题。甲午战争初期，驻守山东的地方部队共有马队、步队、炮队共约50个营，总人数在2万左右。但是，这些部队分别驻守在烟台、胶州湾、登州、青州、济南、兖州、曹州等地，力量过于分散。随着甲午战争的展开，清军在各条战线全面吃紧，不得不从山东等地抽调军力。这对山东守军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本就捉襟见肘的陆军防备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大量征练新军，造成了部队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前线不断传来的败报，极大动摇了山东守军的士气，军未战而先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福润和李秉衡两任山东巡抚的备战工作不可谓不尽力，但多为无用之功。例如，李秉衡制定的一套山东半岛的防御作战计划中指出， “倭兵若由荣城、成山等处上陆，以阎德胜统领之二营，戴守礼管带之一营迎击之，徐管带、赵管带应各以一营预备往援”［3］158-159。这样的作战计划，且不提在临敌作战时能起到多大效用，仅看清军在荣成湾如此重要的地方仅布置3营兵力驻防，便知此等作战方案几乎毫无用处。

相反，日本方面对实施山东半岛战役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和计划。实际上，在山东半岛战役的实施上，日本战时大本营曾发生了分歧。因为，根据甲午战争之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当日本联合舰队取得黄海制海权之后，应当在渤海湾内伺机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兵团实施决战，并向北京施加压力。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1894年12月4日，他向战时大本营提出的 《应攻打威海卫、占领台湾的方针策略》认为，在直隶平原实施决战，一方面难度极大，并没有全胜的把握；另一方面，若北京政府遭到颠覆，日本就失去了和谈的对手，不利于日本当时的政治策略。因此，他建议在辽东宿营，以海军歼灭北洋舰队，并进攻台湾［4］129。几乎与此同时，1894年12月7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和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向大本营发出联名电报： “期待的直隶作战，因天气原因出现诸多困难。……大本营如希望继续实行作战计划，可以先发兵山东半岛，海陆两军合力夹击北洋水师，全歼清国海上军力乃上策”［5］85-86。这与伊藤博文提出的策略不谋而合，山东半岛战役一触即发。

日本战时大本营对本次战役的整体部署是：陆军在荣城湾登陆，进而兵分两路向西挺进，包抄威海卫后路，夺取南北两岸的炮台。海军在掩护陆军完成登陆以后，从正面进攻威海卫，海陆夹攻，占领威海卫和刘公岛，消灭北洋舰队。为实现战役目标，日本海军投入了几乎全部的主力战舰，并在1894年12月末之前，完成了对大部分战舰的整修与维护。日本陆军则在旅顺集结了第二师团的全部兵力，并从国内抽调第六师团的一半兵力，组成“山东作战军团”。同时，日本海军和陆军对山东半岛战役的实施，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计划，甚至细致到了每一条战舰的职责和行进路线，以及每一个联队的作战任务和行进路线，并对各种突发情况都做了预案。

从山东半岛战役之前的形势和中日双方的战略部署来看，中方的劣势和日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从双方战略上看，清朝军队的战略意图并不明确，日本则直接将矛头指向占领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从双方的准备上看，清军的战役准备不仅拖沓，而且没有针对性，日军则雷厉风行，部署得当；从双方的士气上看，清军因为连战连败，士气受挫，日军则士气高涨，急于求战。因此，仅从山东半岛战役前的各方面形势来看，清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二、山东半岛战役简要始末

1895年1月16日，日军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一部在旅顺完成集结，准备经由海路开赴山东。同时联合舰队派出 “八重山”号军舰前往荣城湾龙睡澳进行侦查与试探。山东半岛战役的帷幕逐渐拉开。整个战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5年1月20日到26日，荣城湾登陆作战

荣城湾地处山东半岛东端，在威海卫背后，距威海卫的海上距离约为113公里，路上距离仅50公里。这里港深水阔，四面环山，加之冬季无风，是绝佳的登陆场所。开战之前，日军曾进行了大规模的间谍活动，刺探荣城湾军情，得到的结论是：“作为登陆地点，这是一个难得的适当地点。陆上各村落没有一名敌兵，人民非常平稳，似不知有战争”［6］186。实际上，这份情报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清朝方面已经洞悉了日军可能在山东重演花园口登陆的故伎。而且李鸿章曾经在1894年12月25日的电报中称： “有日船送兵在龙须岛……，欲由荣城各海口上岸，以攻威海之背”［1］27。但山东巡抚李秉衡却坚持认为： “自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重”，主张分兵据守［7］603。所以直到山东半岛战役打响，荣城湾附近的守军仍只有3个营。

1895年1月20日凌晨4点，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先头部队在日本联合舰队的掩护下抵达荣城湾海面，并开始实施登陆。仅在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 “清军兵勇三三两两从阵地逃脱”［5］92。到下午3点，荣城宣告失守，周边守军也尽数溃退。就犹如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一样，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1月26日，日军2万余人登陆完毕，开始实施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最先登陆的地点名叫 “龙睡澳”，而日军的两次偷袭式登陆却并没能使大清国这条沉睡之龙变得清醒。

第二阶段：1895年1月26日到2月2日，威海卫陆战

日军大举登陆以后，立即兵分两路：由实力较强的第二师团经由荣城以南的芝罘大道向威海卫进发；由人数较少的第六师团由荣城以北的威海卫大道实施攻击。两路人马意在包抄威海卫后路，夺取岸防炮台。而清军方面在得知日军登陆的消息则是自乱阵脚，章法尽失。李秉衡急调山东各地守军前来增援，但除了 “飞速援应”之外，完全没有任何部署和调配，实可谓慌不择路。而前敌将领却在战法上与李鸿章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李鸿章主张分点据守，以 “扼要埋伏地沟为妥”［1］6。而戴宗骞则认为应当主动出击，才能避免大连湾、南关岭的失利再次发生。

就在清军诸将领的一片争吵和混乱中，日军步步逼近。两路大军几乎没有遇到成规模的抵抗便进抵威海卫附近。1月30日，日军开始进攻南帮炮台群，双方在杨峰岭、摩天岭、鹿角嘴、龙庙嘴等炮台展开激烈战斗。尽管清军占有地形优势，但守军过于分散，加之炮台自身防御性能较差，各个炮台相继失守。更严重的是，驻守南帮炮台群的主将刘佩超临阵脱逃，犹似大连湾之 “赵不打”赵怀业，更对南帮炮台群的失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帮炮台即失，北帮炮台之势已孤。守将戴宗骞忧心忡忡， “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所剩仅绥军一营，守炮台及保长城”［2］281。将领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北帮炮台群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2月1日，日军攻占北帮炮台群，并于翌日攻陷威海卫。

第三阶段：1895年2月2日到12日，刘公岛防卫战

南、北帮炮台群的相继失守，使刘公岛以及北洋水师陷入绝境。在威海卫港口之外是虎视眈眈的日本联合舰队；港口之内，南北两岸均被日军占领。尽管丁汝昌曾命令北洋水师，冒险逼近岸边，炸毁陆军溃退时尚未来得及破坏的炮台，但大炮终究有可能被日军修复。北洋水师及刘公岛守军面临战不能胜、进退无路、降不甘心的尴尬境地。唯一的指望，便是清军从江南抽调的援军，却又遥遥无期。或者 “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8］5。

2月4日和6日凌晨，伊东祐亨两次命令鱼雷艇队潜入威海卫港内，对北洋舰队实施偷袭。北洋舰队遭到重创， “来远” “威远” “宝筏”布雷船以及数只辅助舰艇被击沉，旗舰 “定远”被鱼雷击中后在浅滩搁浅，基本丧失战斗能力，并最终于三天后自爆沉没。2月7日，北洋舰队最为担心的事情最终发生了。日军修复了北帮炮台的部分火炮，开始不分昼夜地向威海卫军港内射击。2月10日，日军攻占日岛炮台，刘公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岛。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895年2月12日夜，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刘公岛陆军指挥官张文宣先后自杀殉国。13、14两日，中日两军代表商谈投降协议，17日，威海卫道台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在 《威海卫降服规约书》 （亦称 《威海降约》）上签字，北洋水师剩余的军舰 “镇远”“济远” “平远”等，尽数被日军收编。山东半岛战役是北洋水师悲壮的绝唱，凄惨的挽歌，北洋水师自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三、山东半岛战役败因分析

自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实施登陆，到2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 《威海降约》，山东半岛战役历时27天，最终以清军的全面失败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告终。而日军仅阵亡86人，伤者不足200人［5］519。清朝军队在这次战役当中失败之迅速，损失之惨重，其原因是值得反思的。战役过程中，日军曾俘获北洋水师鱼雷艇艇长蔡廷干。在审讯中当蔡被问及清军失败的原因时，他说到， “太平时期不思军备，临战时新招兵丁首鼠两端乃败因”［5］99。根据我国著名学者关捷先生的研究，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是：第一，荣城湾守卫薄弱，使日军得以轻松登陆；第二，陆军守军分兵把守，各自为战，结果被各个击破；第三，威海卫周边炮台的自身防御非常薄弱；第四，清军援军救援不力，致使北洋水师陷入绝境［2］348-356。然而，笔者认为，以上原因都是造成山东半岛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而造成山东半岛战役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战争局势上看，到1894年底，尽管还不能断定战争的胜败，但是日军已经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方面对山东半岛战役的实施做出了合理的评估，而且目标明确、计划周详。而清军属于匆忙应战，对日军的战略目标、战役部署几乎一无所知，整场战役的全部军事行动都带有盲目性和投机性，处处被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两场战斗的胜利，诸如孙万林在桥头集的胜利；一两支部队的英勇，诸如北洋水师在刘公岛的悲壮，已经无法扭转整场战争甚至是一次战役的不利局面。

第二，从战役态势上看，清军未能吸取旅顺要塞失陷的教训，在战役布局和临阵指挥上存在重大弊端。纵观山东半岛战役犹似金旅之战的翻版，日军两次偷袭登陆，由陆路包抄清军重兵把守的海防要塞。从花园口到荣城湾，从旅顺口到威海卫，几乎如出一辙。其实在战前，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了威海卫后路防御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否则听由其后路包抄，则威危”［1］26。但是，在日军具体登陆地点的判断上却出现了重大失误。日军大批登陆以后，清军立即陷入混乱，甚至是恐慌，几乎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阻击，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威海卫的包抄。

第三，从作战组织上看，清朝陆、海军不能协同作战，使军队的既定作战方针不能实现。从军事角度讲，山东半岛战役是整场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海、陆军联合作战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实现了统一指挥、各司其职，在陆军承担主攻任务的同时，海军负责掩护、牵制与佯攻，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典范之一。反观清朝军队，战役前只是在原则上制订了海军和陆军配合守卫威海卫的计划。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北洋海军与清朝陆军依然各自为战，进一步削弱了本已孱弱不堪的军力。从本质上讲，北洋海军与驻守山东的陆军分属不同的洋务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纠缠不清，而正是这种派系之间的偏见，使军队的一切作战组织均化为泡影。

第四，从作战意志上看，清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已经被消磨殆尽，已然无力回天。清朝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是乏善可陈的，仅从山东半岛战役中，刘佩超、戴宗骞等人怯战逃跑的劣迹便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在其最后一战中表现得十分顽强，但实际上其作战意志也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其症结在提督丁汝昌身上。在山东半岛战役的过程中，丁汝昌顶着极大的压力：一方面，清廷追究其黄海海战失利的责任，革去了丁汝昌的官职，也就是说，丁是以带罪之身指挥舰队作战，这极大影响了丁汝昌在军队中的威信，不但高层时常不问缘由的对其进行问责，而且下级军官也时常对他的命令提出质疑；另一方面，山东半岛战役前夕，伊东祐亨和大山岩联手炮制了一封对丁汝昌的劝降信。信的内容不但对丁许以高官厚禄，更道出了清国制度之弊和振兴之路， “期待能动摇丁提督抵抗的决心”［5］378。尽管丁汝昌不为所动，并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战至 “船没人尽”。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和自己不能改变的事实，丁提督的作战指挥难免会异于平常。而他最终以自杀殉国作为归宿，壮烈之余也是重压之下的一种解脱。

随着山东半岛战役的结束，甲午战事也基本上尘埃落定。留下的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凄凉，以及 《马关条约》所带来的耻辱。甲午战争后，曾有数百名中国战俘被押送至日本本土，这其中就包括蔡廷干。这位被关捷先生称为 “败类”的鱼雷艇艇长［2］318，却在日本的狱中写下了 《叹北洋兵败》的诗赋， “渤海清兵势力微，日东军士向前驰，此败沙场君莫笑，它年再战决雄雌”［5］101-102。这可以看出一名被俘将领不屈的气概，同时也是对大清国国运衰败的哀叹。

［1］李鸿章全集（影印本）：第19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2］关捷，唐功春，郭富纯，刘恩格.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3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国民党参谋本部二厅.甲午中日战争纪要［M］. 1935.

［4］［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5］宗泽亚.清日战争，1894-1895［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6］戚其章.日清战争纪实选 ［G］//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

［7］李秉衡集［M］.戚其章，辑校.济南：齐鲁书社，1993.

［8］李鸿章全集（影印本）：第20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姜卉］

K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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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183（2014）11-0037-05

2014-11-01

刘彦伯 （1982-），男，吉林辽源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世界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