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新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辽宁 大连 116013）

三、对甲午战争的深刻思考

甲午清廷战败，马关乞和，丧权辱国。谁之过？原因何在？双甲午逝去，众说纷纭，不一一而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历史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甲午战争，中国人民刻骨铭心、永矢不忘。铭心不忘旨在以史为鉴，深刻思考，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和平发展。

思考之一：如何面对三千年之大变局

19世纪中叶，欧美工业革命得到快速发展，资本输出和殖民掠夺已成为资产阶级的生存法则。“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问题”［1］254-255。

随着英、法、美的崛起，俄、日、德与时俱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1871年德国统一，三国迅速崛起并卷入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对日本而言，仍处于封建落后的近邻朝鲜、中国无疑是最好的瓜分对象，因此，一个蕞尔小国，竟公然发起战争并大获全胜。

面对工业革命和国际时局的变化，大清帝国以不变应万变，封建专制根深蒂固，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仍沉浸在农业文明“知常守道，封邦建国”和天朝“万邦来朝，四夷皆服”的美梦中。农耕文明，中国引领世界几千年，中华文明为人类曾做出了巨大贡献。到了康乾盛世，中国占世界工业产量的32%，全欧洲只占27%。中国以其茶叶、瓷器和丝绸的“铁三角”，长期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明显优势，大量白银流向东方，致使世界金融天平严重失衡。

然而，社会在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56工业革命仿佛用法术唤醒了潜在的巨大的生产力，驱使着商品扩张，资本无孔不入。大英帝国早就对东方古老的中国虎视眈眈，曾派使者700人，带了大批工业革命的科学成果，提出要求通商，乾隆和诸大臣却认为西夷在夸耀自己，大清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乾隆八十大寿时，英王特使因不行下跪拜礼而被驱逐。乾隆种下的恶果终于让他的孙子们吞下了。“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将“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民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2］2-26。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被拒绝、冷嘲。魏源编辑的 《海图国志》等书刊，全面介绍了西方国家政治、科技、军事等知识，却受到了满朝的强烈攻击，认为是对中国文化的大不敬。而此书传到日本后，几年内再版数十次，启蒙了大和民族。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的 《使西纪行》出版后，清廷顽固守旧派口诛笔伐，无不切齿，毁版禁传。1887年，驻日公使黄遵宪将全面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巨变的 《日本国志》寄回总理衙门，却无人敢问津出版，直至甲午战败后，方大梦初醒，慧眼识珠，有人认为一本书价值两万三千两白银，梁启超等人更是痛心疾首，痛悔黄遵宪为什么不早出版。

李鸿章等人在借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领略了铁甲洋炮的厉害，也看到了世界在变。“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的大变局也。”“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李鸿章看来，“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因此要变，变则通。“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3］

那么，如何变？洋务运动因运而生，坚持中体西用，通过大办洋务，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之路，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基础，建立了近代海军和海防。但洋务运动旨在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腐朽的专制统治，是以不触及封建制度为原则的“技治主义”。另外，洋务运动的官方买办，在腐败的体制上又增加了买办利益，挟洋自重，以外国势力作为利益博弈的筹码，从而加重了国家腐败进程。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愚昧无知，民智不开。当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大碰撞所产生的大错位、大变化后，李鸿章及清政府所认识之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仅是器物之变，徒有虚名罢了。因此，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败在大变局中落后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封闭狭隘的封建思想上。

清朝廷坚持以华夏变夷，岂能以夷变华夏，对日本维新所带来的巨变不屑一顾，认为是“改变风俗、荒唐无稽”。1876年，李鸿章在会见日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时的谈话可见对变革的巨大偏见。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积极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洋务领袖的认识尚且如此，可见权贵大臣、八旗子弟和善良而无知的百姓了。难怪在进入蒸汽机应用的时代，中国人却发明一种“进化”的“马抬轿子”和“马拉火车”的交通工具。

到甲午大清彻底战败，马关乞和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话进一步揭示了两国对变革的认识。伊藤博文说：“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李鸿章回答：“实感遗憾。……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惟限于时势积弊，以致虚度岁月至今。”李鸿章清醒认识到：“日本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觉醒。我国人之长夜酣梦，已因贵国之打击而破灭，从此可以觉醒。……相信敝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醒。”［4］439-440

李鸿章晚年被罢官僦居贤良寺，对晚清和自己的一生溢于言表，认为所做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4］751-752李鸿章痛斥言官制度误国害事，认为“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受历史的局限，对封建腐败的专制制度无论如何是认识不到的。

早在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曾预言，中国“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甲午战争刚开战，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变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做出了精辟的判断：“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临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5］

历史完全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如今，三千年的大变局结束了吗？当今世界已进入后工业的信息化、大数据时代，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并尽快完成我国的“四化”建设，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改革开放，不能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唯一选择。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没有硝烟的国际货币战、贸易战、信息战、空间站、舆论战、精神战、超限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唯有认清国际大趋势，与世同舞，审时度势，以全球视野，对中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与发展中进行战略运筹，才能在国际竞争的丛林中不迷失方向，圆梦中华。

思考之二：中日两国以不同方式在寻路圆梦

120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可能是难以企及的，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寻路圆梦而言，既漫长而又短暂。

日本走出了一条不归路，圆的是军国梦、军国复活梦。日本德川幕府时期闭关锁国200多年，是美国的四艘黑船迫使日本“开国”，“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1868年，明治政府发表誓文，“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今以神武创业为本，施行新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全面实施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政策的维新运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维新的同时，日本继幕府时期的海外雄飞论，转化成“脱亚入欧”论，又演变成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并上升到国策。1887年，日本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5年后向中国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为此做了精心准备，形成了以中国为假象敌的全面扩军备战，国民总动员，终于适时发动了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举国欢庆，从此一个蕞尔小国成了东方霸主，患上了“胜利病”，东北亚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在华缴获的战利品，合计3亿4000万两，相当于日本8年多的财政收入，使其迅速完成了金本位的转换，进入国际列强世界，也促使日本军队再次迅速扩张，为9年后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奠定了军事和物质基础。

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后，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又疯狂奔跑了40年。此后，大连地区被殖民统治了四十年，以此作为实现大陆政策的桥头堡，占领满洲，侵略华北，直至第二次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历史是无情的，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做，天在看。中国人民在拼死抗战，以3500万同胞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抗击日倭的万里长城。1945年，日本无奈地接收了美国投下的“小男孩”，广岛这个几次战争的集结地终于尝到了战争的恶果。日本不得不走上美国的密苏里号，签下了耻辱的投降书。

放下屠刀的日本真的觉悟了吗？当然不是。虽然大和民族具有好学创新、认真敬业的精神，但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这个民族拥有了狭隘岛国文化的劣根性和“刀与菊”人格的多重性，这就使其成为一个基因里会记仇和撒谎诡辩的民族，一个善于工于心计、尊强凌弱的民族。日本无形中对华总有一股子气，一种不愿割舍的“甲午荣光”。

如今，日本右翼分子军国主义复活思想盛行，伊藤的老乡安倍，仍在不归路上深陷，修改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又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加之美国又重返亚太，日本狐假虎威，军国主义复活梦的幽灵在亚太游荡。

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圆的是中国梦、复兴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在充满屈辱的条件下开始了寻路逐梦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而且，大连地区尤为突出，一百多年的时光，命运之手让它在刀山火海里跌宕了一次又一次。日本入侵，中国赎回；沙俄强租；俄日战争，日本殖民；中苏共管，接受回归。一个地方，七易其主，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与之相同的别例。

洋务运动求富求强，变革以不触及封建专制制度为限，制度的落后与腐败顽疾无法根本解决。尽管洋务运动做到了“同光中兴”，也只不过是垂死的封建帝国“回光返照”而已。

甲午惨败，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国际列强瓜分中国达到了高潮，大清帝国成为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李鸿章的幕僚曾说，“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三国干涉还辽”无疑是圆黄俄罗斯梦，引熊入室；“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既无力扶清，又无知而无畏，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廷龙威殆尽，《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经济灾难和难已洗去的精神耻辱。闻一多先生凄婉的“七子之歌”是那段悲惨华夏的真实写照，那撕心裂肺的呼喊，无不使人落泪。“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悲哀之忱，孤苦亡告，眷怀祖国，励人奋斗，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二是甲午殇思，国人醒悟。“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2］2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他日必有所觉醒”，上奏朝廷“敌焰方张”，“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4］621张之洞等重臣也疾呼：“从此中华何以自立？”全国各地举人，率先觉悟，“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康有为等1300余名举人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社稷安危，在此一举”［4］636-638。也恰好是甲午年，孙中山兴办了“兴中会”，打出了“振兴中华”的大旗。数以万计有识之士留学日本，已强敌为师，探寻救国图强之路。

洋务成为昨日夜梦，维新变法又在逐梦。光绪皇帝也明发朱谕，对“战无一胜”深刻反思，决心“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亟筹兴革”，“毋沿积习”，“以收自强”［4］676-677。但封建积习太重，桎梏太紧，当国家利益与皇权利益发生冲突时，即使皇帝力图变法，也只能百日而已。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借助民众的义和团运动，也不能不以惨败结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终于在大变局中脱颖而出，扛起了“三民主义”大旗，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积贫积弱的苦难中国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再次实施远东政策，出兵东北，入侵华北，挑起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再次受阻，又在苦难中不屈的抗争。

历史再次应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过不了多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21-22“甲午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地，却是逐渐地革命化。”

历史的劫难，终会有挽救力量的出现。“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的历史重任，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70多年的历史实践，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来之不易，当倍加珍惜并发展完善。

思考之三：再次睁眼看世界，将改革进行到底

晚清洋务运动“走单骑”式的改革也取得了成就，但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未发生根本变化，上下惰性十足，唯利是图，高枕无忧，粉饰太平，仍沉浸在帝国歌舞升平的欢乐中。清廷对全局性已达极点的腐败和纲纪松弛、官吏逞私毫无办法，对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对邻国日本的巨变和对华的野心昏聩无知，以帝国自居，夜郎自大。北洋水师成军后，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强大海军，龙旗飘飘，“宝祚延庥万国欢，景星拱极五云端”。定远、镇远出访日本，本想形成威慑力，实际却变成日本迅猛发展海军的动力。“击沉定远”竟成为家喻户晓孩子们的游戏，一场战争总动员从游戏开始，国防教育成为最廉价的国防投入。甲午开战前几年，北洋水师未增新舰，也未改造旧舰，靠铁甲大吨位取胜已被快速机动和速射火力相克。北洋军费吃紧，清廷却在颐和园投巨资挖掘一个昆明湖，建造海军学堂，用于训练八旗海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清廷上下不仅无知世界近代战争战术，连老祖宗的兵法也全然忘却。

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这个英国人长年在中国的经济核心，熟知中国国情，他在日记里形象地写道：“恐怕中国人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下来，喝一口茶，燃气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5］758-761。赫德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吃一回亏、学一回乖，因而造成认真的改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这个大帝国仍将昏睡……比任何时候还要沉酣的睡眠。”

中国这个东方的睡狮终于醒了，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任重道远。康有为曾断言：“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指出，不改革将死路一条。然而，我国改革的红利已经释放，容易改的方面已经改过，好吃的肉已经吃掉，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力度才能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不进则亡，不改别无生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具体部署，现在的任务是起而行之，知行合一，贵在落实，而不是吃改革的老本。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观念是总开关，总开关不打开，改革只是坐而论道、自我欣赏、误国空谈。李鸿章晚年顿足痛斥“言官制度，最是坏事”，但现今仍有人做改革的言官在指手划脚。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路径怎么走？这是衡量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持久不变的根本宗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仍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厘清本源，才会有勇气打破体制机制的壁障，冲破保守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割出腐败滋生的根源，深化改革才会真正付诸实践，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克服改革恐惧症、麻痹症，反对改革速成论，避免改革崩溃论。

要充满自信，再次睁眼看世界。1978年，邓小平同志坐在日本新干线上，发出感慨：“就是快”。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美国福特汽车厂看到了我们的“巨大差距”。“就是快”和“巨大差距”意味深远。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应使生产力得到更快的发展，否则，从理论到实践则是悖论。如何认识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我们需要补的大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优秀成果的结晶，对此，我们充满自信与自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发展，要完善，必须在自信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与时俱变，及时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行其大道，防止新形势下的固步自封和借改革之名行易旗之道。

要全面系统地推进改革，切忌“打补丁”。甲午反思，李鸿章从青年时的“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豪迈，到晚年“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悲凉，这位晚晴重臣自嘲是大清帝国的裱糊匠，一语中的，大清“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滔滔之势，岂能禁遏、岂能不漏。面对我国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六大方面300多项具体全面深化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的180项依法治国具体举措，完全诠释了改革的哲学与实践思考。

要狠抓落实，确保改革措施到位见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任何制度、任何改革举措，离开落实就是空中楼阁、水中花月。抓落实要有脚踏实地、抓铁留痕的务实精神；要有环环相扣、流程清晰的科学操作过程；要有“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坚强韧劲；要有“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科学态度；要有“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和功成不必在我的恒心与境界。

改革开放涉及国家、民族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是袖手旁观做“言官”“大V”“愤青”，还是积极参与改革，争做践行者？改革在解决了实力的同时，如何复兴中国优秀的文化精神，靠软实力争取国际话语权，不能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

思考之四：复兴中华民族博大的人文精神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历史绵延不绝，靠的是优秀文化基因、精神命脉，靠的是对人类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华夏人文始祖感悟乾坤万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形成了亘古永恒的宇宙之道——易，奠定了诸学百家思想文化基础，成为中华文化之源。

易言其德。古人借天地之道而喻人道，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铸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民族魂和仁义精神，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天下和谐理论和中庸之道。

易言其变。天地不变，不能通气，气不通，万物不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同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宇宙万物，唯变所适，与时偕行，顺天应人，革而信之，革故鼎新。易变思想是因果哲学本源，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我国国歌就是忧患思危的典范，时刻警醒人们，居安思危。

易言不变。“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万物有其秩序，尽管千变万化，但天地人伦各就其位，方能变而不乱，达到变通目的。自然有其时序，社会有其秩序，维系社会秩序要有其规矩，知礼诚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泰和永宁，好战必亡。

中华文化的魂和神宛如民族的血液和经络，有着不竭的力量。华夏朝代几经变故，文化之脉无法割舍，并验证文明兴衰。满清推翻明朝，康乾盛世将中华文明再次推至高峰。但在历史性全球蜕变中，清廷的思想文化落伍了，泥守古法，罔知变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孔孟之道变异为吃人之道。从圆明园遗址，可见奢侈之极，必是衰败之日，老佛爷的生日敲响了甲午战败的丧钟。文字狱无疑窒息了灿烂文化与思想创新。科举制旨在选拔人才，却成为排斥科技进步的机械八股文。诺大的帝国无不弥漫着鸦片的烟雾和腐败的恶臭。晚清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脑后拖着“猪尾巴”，“以泥腿子支撑的巨人”，“花团锦簇的官袍里面只剩下一具丧失灵魂的躯体”。

甲午陆海战役，清军无一胜仗，许多并非败势的战局而成为败局。为什么？缺少的无疑是一种精气神。李鸿章晚年无不感叹：“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赫德在日记中写道：“大小官吏一无骨气，情绪沮丧，前途真可担心。”这种感叹和担心不无道理，官员如此，可见国民素质和人格。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渝吉曾自豪地表白：“打他的腐败国的腐败军队，胜败的结果本是明明白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骄傲，非器械之败，而是精神不战自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反观日本历史，受中国文化影响久远。明治年间，提出“不知《易》者，不能入阁”的组阁原则，甚至年号都取用中国文化典故。“明治”年号取自 《易经》兑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大正”年号取自《易经》无妄卦“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年号取自《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但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看其形似，却少其魂，形似神离，将自强不息的阳刚精神融入武士道系统，忘却了厚德载物，成为缺德的民族，以邻为敌，以恶报德。推动维新运动的领导者许多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他们继承了以崇尚杀戮为荣的武士传统，鼓吹以武力立国，梦想征服世界，并以天皇名义下令强制人民信仰“神道”，参拜神社，用宗教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形成了以献身天皇为荣的大和魂，这种精神力量形成了国家活力，也是军国主义形成的文化氛围。

马关谈判，清廷全权大臣李鸿章为乞和而去，却遭到日本浪人枪击。两次中日战争，日军兽性大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而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德报怨，中国政府大赦了近千名侵华战犯，遣返了300多万日本士兵和日侨，仅大连就遣送了53653户，共计219623人，还抚养了数万名日本遗孤。日军侵华狂轰滥炸，而盟军在实施东京大轰炸时，是梁思成的圈点才使日本若干古建筑免于战火。甲午清廷被迫割地赔款，日本“自感腹肌特甚”，分寸不让，中日恢复建交，中国政府大度地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以期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人类的丛林原则是实力必胜。落后就会挨打，软弱就会受欺，缺钙也会挨打，文化和信仰缺失无疑缺少了灵魂。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随着国际格局的大变化，中国人为寻求救亡自强之路，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百年风雨洗礼，我们找回了自信，中华文化愈加璀璨夺目。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在中国人灵魂的中心，存在一个巨大的精神空洞”。我们不容否认，许多中国人穷怕了，饿怕了，对物质的欲望的确胜于精神。民族复兴必以思想文化复兴为引领，因为我们懂得，“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从这个意义讲，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聚集中国力量，奏响中国文化的和谐乐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预言，进入21世纪，中国将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原则，曾何几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掠夺，的确从头到脚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今，中国的崛起正以博大的胸怀面对历史，面向未来，积淀数千年的优秀中华文化一定会润化成圆梦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国际话语权，一定会赢来“亲”“诚”“惠”“容”的国际外交，使中国梦真正成为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国家“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梁启超.李鸿章传［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214-215.

［4］关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3卷（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51-75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5-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