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1]。梁启超还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而梁启超的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两部著作中，另外，梁启超讲国学的一些演讲稿中也有阐释《周易》义理的思想，具体分析梁启超的易学思想如下：

一 梁启超注重《周易》义理的阐释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多年来激励着清华人奋斗拼搏，做人做事。而众所周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乾坤二卦，卦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而清华校训和梁启超早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有关，那是在民国三年冬的一天，即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还没有正式在清华大学工作之前，就曾到清华大学，在同方部以“君子”为题演讲，他以乾坤两卦辞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并把此二卦辞作了如下的诠解：“‘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顺风而後帆，登岸无日矣。’‘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盖惟有容人之量，处世接物，坦然无所芥蒂，望之俨然，此所以为厚也，此所以为君子也。’接著，梁先生又引申勉励清华学生说，‘清华学子，荟中西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鸿儒，集四方俊秀，为师为友，相磋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这次演讲以后，学校即以此八字为校训，作图制徽，永久流传。”[2]从上可以证明，梁启超善于阐释《易》的义理，从而和实践相结合，并给现代人以启迪。

在中国易学史上，有偏重阐释《周易》中伦理的义理派；有侧重《周易》象数的象数派；也有融合《周易》义理和象数的派别。而梁启超虽然没有否认占筮，但是从他的著作中得知他没有研究推演占筮，也不研究卦气等学说，偏重阐释《周易》中的道理教育人，故而我认为梁启超注重阐释《周易》的义理。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甚至言《易》者摒‘河图洛书’而代以‘卦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这尚多，殊不足以服人。”[3]（P193）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也只是对《周易》的起源做了考察和思考，几乎没有涉猎《周易》的象数研究，只是在梁启超的生活和工作中，常常以他对《周易》中《易传》的理解，注重阐释其中义理感召人和教育人。例如梁启超指出：“……革命为正当行为，故《易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彖传》”[4]（P21）梁启超还指出：“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什么区别。王辅嗣把它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4]（P81）由此可见，梁启超排斥汉代的偏重象数，而推崇王弼的偏重义理。

二、梁启超没有否认占筮

梁启超总结了占验派，但他没有否认占筮，他指出：“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刘向、匡衡、龚盛之徒，既已盛说五行，夸言谶纬；及光武好之，其流愈鬯。东京儒者，张衡、朗颛，最称名家。襄楷、蔡邕、杨厚等，也班班焉。于是所谓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云气诸术。（诸术名义解，俱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恕不具引。）盛行于时。《后汉书·方术列传》所载者三十三人，皆此类也。然其术至三国而大显，始俨然有势力于社会，若费长房、于吉、管辂、左慈辈，其尤著者也。其后郭璞著《葬书》 （此书《四库》著录），或言依托璞名。著《青囊》（此书今佚），为后世堪舆家之祖，而嵇康亦有《难宅无吉凶论》，则其时风水说之盛行可知，《隋志》著有《珞琭子》一书（六朝人撰）。言禄命者以为本经，而临孝恭有《禄命书》，陶弘景有《三命抄》，实后世算命家之祖，卫元嵩著《元包》，庾季才著《灵台秘苑》，（皆北周人）。为后世言相法者之祖。”[3]（P7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又指出：“盖司历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协时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终始五德以定天命也，《尧典》‘天之历数在尔躬’及后世言三代受命之符，皆推其本于历学。后世言《洪范》五行，言谶纬，皆原发于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决吉凶也。《汉书·艺文志》‘九流略’有阴阳家，‘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古代之学术，半属此类。降及春秋，此术犹盛，如裨灶、梓慎之流，皆以司祝之官，为一时君相之顾问；而《左传》一书，言卜筮休咎、占验灾祥者，十居七八。[3]（P12）

从上可以看出梁启超并不否认占卜，也不否认命运，从而他认为：“知命与努力，这便是儒家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民族的一大特色，向来伟大人物，无不如此。诸君持身涉世，如能领悟此一语的意义，做到此一层的功夫，可以终身受用不尽。”[5]（P506）

三、梁启超强调“卦起源于谁画无法确定”

关于八卦起源于谁画，梁启超认为这是不确定的，他指出：“卦是什么人画的？人人都知道是伏羲，但不过是相传之说，无法证实的。起初只有八卦，后来有人把八卦相互重叠为六十四卦，那重卦的人是谁？有种种说法。司马迁说是周文王，郑玄说是神农，班固、王弼说是伏羲，孙盛说是夏禹。卦辞、爻辞的起源也未有定论，《系辞》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做易者其有忧患乎？’已不能确定，所以用疑词。后人却从这几句话猜想，说卦辞、爻辞都是周文王做的。马融、陆绩又因爻辞有文王以后的事而以为是周公做的，文王只做了卦辞。《彖》《象》以下的‘十翼’，自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说是孔子做的，据我的意思，伏羲这个人有没有还是疑问，不能确定是他画的。”[6]（P83-84）

关于六十四卦是何人所重，梁启超认为也是不确定的，他分析说：“殷墟发现的卜辞没有六十四卦的名称，似乎《系辞》说是殷、周之间很有几分可信，后人因此把这种重卦的事体放在周文王身上。虽然比放在伏羲神农身上更好些，可还不能十分无疑。至于卦辞、爻辞，后人有的说是文王以后的作品，有的说是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都一样的没有证据。我们看卜辞是殷朝后半期的作品，还没有六十四卦和卦辞、爻辞。《左传》是春秋、战国间的作品，它所根据的是《鲁史记》，已引用了许多卦名、卦辞、爻辞，而且时代很早，地域很广。可见，自殷末至春秋，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加上卦辞、爻辞，慢慢地发明、应用而推广了。发明的时期，大约总在周初，发明人却不能确定是周文王和周公。”[6]（P84）

四、梁启超认定 “十翼”不完全是孔子所作

梁启超首先分析了“十翼”非孔子所作的三个理由，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十翼’是《易》的重要部分，到底是谁做的？自《史记·孔子世家》记了一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后，后人都相信是孔子做的了。……我们更进一步看，孔子和《易》到底有何等关系。我们不能不重大地怀疑。《论语》 是孔子唯一可靠的书，从没有一句说及孔子曾作《易》‘十翼’，只有一章‘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提起了‘易’字。司马迁《史记》所说‘孔子喜易’大概是从此推想出的。其实这一章便未必根本可靠。据汉末郑玄所见的《论语》这章便没有‘易’字，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我们从文法上、文义上看，‘亦’都比‘易’字好。倘使古本《论语》真实有‘亦’无‘易’，那么，《论语》竟没有一字及‘易’了。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一理由。还有孟子是一生诵法孔子的人，他的书里没有一处说到孔子曾作《易》‘十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他常说的话。不应孔子作了《易》，而反一言不及。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二理由。更有一点使我们的怀疑心扩大而坚决的。《晋书·束晳传》说：‘泰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假使汲冢并无《易经》，那么还可说魏王不喜《易》，所以不拿《易》来殉葬。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如此，汲冢分明有《易经》，为什么却没有‘十翼’呢？《晋书》‘周易’二字似指‘十翼’，而汲冢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只和‘周易’略同，而且繇辞还是不同，当然不是现在的‘十翼’任何部分。《卦下埸经》的题裁虽似《说卦》，而《晋书》分别说了不同，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说卦》。魏是子夏传经之国，魏襄王是距子夏不远之人，倘使孔子作了‘十翼’，子夏不容不传，魏襄王不容不见。为什么汲冢有公孙段的书，反没有孔子的‘十翼’？虽然也许‘十翼’刚好给发冢的人当火烧了，但‘十翼’或出于魏襄王之后的假定，我们总可以成立。这是我们怀疑孔子和‘十翼’并无关系的第三理由。”[6]（P84-86）

梁启超又根据古代辨别“十翼”的流源，证明“十翼”非孔子所作，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指出：“最初怀疑‘十翼’的一部分不是孔子做的，是北宋欧阳修。他做了一篇《易童子问》，根据否认《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孔子做的。他的理由很多，第一，那几篇的话都繁衍丛脞，常常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若说是本来是诸家说的话，前人所以释经，选择不精，还不足为怪。若说是一个人说的，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若说以为是孔子做的，那就大错了。孔子的文章如《彖》 《象》《春秋》，话越简义越深，必不致这样繁衍丛脞。第二，那几篇的话常常自相矛盾，似乎不近人情，人情常恐别人攻击他的偏见，没有不想他的书流传后世的，还肯说些自相牴牾的话而使人不信他的书么？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忽然这样说，忽然又那样说，当然不是一个人的话，这是孔子做的么？第三，那几篇的话和孔子平生的话不像。孔子的话，《论语》所记最可信，《论语》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系辞》却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二者比较，大大的不同。我们相信《论语》，《论语》有可使我们信的价值和证据，自然不能相信《系辞》等篇是孔子做的。第四，那几篇常把常人之情去推圣人，不自知其错误。如云：‘知者关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告。’都是。第五，那几篇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而乾坤无定策，这是筮人都可以知道的，而那作者反不知。第六，当左氏传《春秋》时，世尚未认《文言》是孔子做的，可见说《文言》是孔子做的，出于后人揣测之辞，并非真相。第七，那几篇有许多‘所谓’，‘子曰’，分明是讲师讲书时的话，怎么会是孔子说的呢？第八，《说卦》《杂卦》 分明是筮人的书，那更不用辨了。到了南宋叶适著《习学记言》，其第四卷专辨《系辞》以下和《彖》《象》的不合，也断定《系辞》以下不是孔子做的。又谓‘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于《易》有害。’其后有赵汝谈著《南塘易说》，专辨‘十翼’不是孔子所作，比欧阳修、叶适还更彻底，可惜那书失传了。到了清初姚际恒著《易传通论》，也不信《易传》是孔子作品，可惜那书也失传了”[6]（P86-87）此处，梁启超用失传的书作论据，不知道其观点从何而知。但梁启超又分析说：“据以上各说,除了《彖》《象》还无人否认是孔子的作品外,其余几乎同孔子没有关系。那么，其余各篇到底是哪一家的学说呢？据我个人的意见，《系辞》《文言》以下各篇是孔门后学受了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而做的书，《系辞》《文言》 更是明显。他里面分明有许多‘子曰’，若是孔子做的书，岂有自称‘子曰’之理？《文言》里有这类的语：‘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分明是问答的体裁，当然不是著述体。这足见是孔门后学所记的了。《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易》的卦辞、爻辞决无阴阳二字，《彖》《象》才略有，《系辞》《文言》便满纸都是了。阴阳之说，从邹衍始有，可见《系辞》是受了邹衍一派的影响才有的。儒家不言鬼神生死，不涉玄学的意味。《系辞》《文言》却不然，神妙的哲理每含于辞意之间，分明是受了道家的影响才有的。孟子言仁义，从前并无人言仁义，《系辞》《文言》却屡次言及，可见作者对于孟子的学说也有研究。这些理由足以证明《系辞》《文言》出于道家、阴阳家已盛之后，即孟子之后。至于《说卦》 《序卦》 《杂卦》即使是真的，也还在《文言》《系辞》之后，都和孔子无直接的关系。或许和孔子有直接关系的，只有《彖》《象》，因为历来都说《彖》《象》都是孔子自己做的，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有力的反证。而且《彖》《象》的话都很简单古拙，和《论语》相似，它所含的意义也没有和《论语》冲突处，讲阴阳的话，带玄学性的话，很少很少，似乎没有受到道家、阴阳家的影响。在没有找出是被一个人做的证据以前，只好认作孔子的作品。”[6]（P87-88）

可见，梁启超认为“十翼”中的《彖》《象》有可能是孔子所作，但“十翼”中除了《彖》《象》的其它部分肯定不是孔子的作品。既然梁启超不能确定《彖》《象》非孔子所作，而《彖》《象》又是“十翼”中的部分，所以不能说“孔子和‘十翼’无关系”，但可以说《十翼》不是孔子所作，或更确切地说《十翼》不全是孔子所作。

五、梁启超认为“《易》很零乱”

梁启超认为《易》内容杂乱，他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分析指出：“ 《易》虽似一完书，内容却很混杂，要分作若干部分来讲才对。因为这书不是一时代一个人做成的，所以问题很多，应该把各部分逐一的审查、辨别一番。……六十四卦合并便是所谓《易经》。此外还有十种文辞，拿来解释《易经》 的，《彖上》 《彖下》 《象上》 《象下》 《系辞上》《系辞下》 《文言》 《说卦》《续卦》《杂卦》，后人总叫做‘十翼’，也叫做《传》或《易传》或《易大传》，像这样混杂的书当然不是一时代的一个人做的。”[6]（P81-82）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指出：“我们再把《易》的篇卷次第考察，也可以发现，‘《易》很凌乱’的感想。《汉书·艺文志》说：‘《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那是最初的篇数，可见‘十翼’是各自成篇的。我们看古书的注解一定和本书分离，可知‘十翼’最初也不附在各卦之下。‘《三国志·魏高贵乡公传》有一段笑话可以证明《彖》 《象》在两汉以前是独立成篇。……《文言》原也独立成篇，到三国王弼才分系乾卦、坤卦之下，后来唐孔颖达作《正义》便写王本。但自《隋书·经籍志》以后，各种书目所载《易》的卷数都不同。现在的通行本——《十三经注疏》本——的篇卷次第大概还是王弼的原样子，把《彖》 《象》 分做《大彖》《小彖》《大象》《小象》；《大彖》《大象》 解卦辞，《小彖》《小象》解爻辞，都系在各卦卦辞爻解之后；又把《文言》放在乾、坤两卦下面。全书共计经的方面六卷，包括卦爻、卦辞、爻辞、《大彖》 《小彖》《大象》《小象》《文言》等；《传》的方面五卷： 《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 各占一卷，和《汉志》的十二篇大大不相同了。”[6]（P82-83）由此可见，梁启超根据《易》是不同时代、不同人所作而认为《易》是很凌乱的。

[1] 梁启超.主要作品[EB/OL].http://1999-6-8.baike.baidu.com/view/1999.htm.

[2] 清华大学.清华校训是什么[EB/OL].2003-8-6.http://tieba.baidu.com.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4] 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5]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6]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