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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重新研究文学与政治?
——《文学政治学的创构》1导论

2014-03-29刘锋杰

东吴学术 2014年6期
关键词:政治化政治学性质

刘锋杰

中国文学

为什么重新研究文学与政治?
——《文学政治学的创构》1导论

刘锋杰

文学与政治关系是百年文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它的不同理解与实践,造成了百年文学的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鉴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命题曾经过度依赖权威进行论证,从而限制了研究的视域,不能深入理解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尤其是不能建立审美性的理解维度,从而导致文学的全面政治化,阻碍了文学的创造性发展。重新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勾勒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认识文学性质的独特性,提出“文学想象政治”核心命题,创构文学政治学,将会促进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既推动文学的发展,也推动政治的发展,并且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学创作对于政治的介入价值。

文学与政治;想象政治;文学政治学;介入价值

应当承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学界极为熟悉,以至于到了后来,一些学者认为无话可说。我们的项目批下来后,与一位老先生谈及,他就直言,这个问题过去说得太多,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能理解这代人的经历,他们过去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个话题,但在当时除了重复流行话语,好像没有自己的话要说;不仅如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因为坚持己见,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背负了不该承受的历史重负,像胡风等人。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将深埋心中的不满一起泼向了这个话题,在反思文学工具论时中止了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讨论,使得这个命题变得好像既无学术价值,也无人道价值。一九九五年,当曾永成获得相关研究项目时,就遭遇学界的冷淡。相反,文学的审美特性说构成了文论界的主流话语,我们对于一九八〇年代文论的记忆,就留在了这种印象上。

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否认进行文学审美特性研究的必要性与合规律性。虽然未必能够清楚明白地宣称文学拥有什么固定的本质,但从古到今,从西到中,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总有它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性存在着,否则,文学就等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了。在人类的整体生活之中存在文学这个门类,就表明文学是以不同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的形式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如果文学连自身的特性都不存在了,这个门类的合法性与可能性也就丧失了。但我们同样认为,承认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不代表着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不会出现在真空中,它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思想潮流、情感类型相关联而存在着呈现着。

就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经验看,恰恰正是文学与政治联姻创造出来了一大批作家作品。鲁迅、郭沫若、巴金、曹禺可以说正是政治影响的时代产儿,就是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也无法与政治切割,他们与政治或远或近的关联性,促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创作内涵与风格。如果剔除政治的因素,文学作品将失去宝贵的时代经验与人生内涵。有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国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我们不认同。其实,任何时代都可以是文学的,文学不是那般的娇嫩,只任蹂躏,也可如疾风劲草,奋起抗争。近百年的中国,也许正是文学发展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处于中西政治对抗、文化交流与古今文明形态转换中,使得近百年的中国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期,一方面是凄凉的、阴柔的、内敛的、个人化的、情感的,另一方面是悲壮的、激烈的、外向的、集体化的、理智的;一方面中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压力,陷于崩溃解体中;另一方面却又在集聚力量,处于新生中;一方面在抛弃着种种不适应的人,另一方面又在创造着它所需要的时代之子;一方面旧的文化正在消逝,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又在滋生,而且在消逝与滋生间夹杂着纠缠,令人难以清理。这个时代是政治的时代、革命的时代与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文学的时代、审美的时代、想象与热情的时代。所以,近百年的中国不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政治兼而文学的世纪。在国难当头之际,响起的是革命的号角,同时响起的也有文学的竖笛。倒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文论界频频惊呼“文学死亡了”,这才是近百年来的中国所没有的文学之危局,而此时不是政治却是经济成为文学的克星。推论起来,这告诉人们,不是一切政治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是恶的政治对于文学的迫压才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切经济活动都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是膨胀了的经济力量对于文学的迫压才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与其笼统地说近百年不是一个文学的世纪,不如深入地研究近百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厘清发展脉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应对策略,才能走出政治迫压文学的阴影,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良性关联,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利于健康文学的发展。这,才是我们应对近百年文学与政治相纠缠的正确态度。

有鉴于此,我们想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勾勒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谁都知道,在百年来的文坛学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可谓大事,且是头等大事。大到革命家即是文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瞿秋白、毛泽东;文学家即是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周扬等。革命就像文学,文学就像革命。发表出来的革命言论是文学性的,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是革命性的。但又充满了论争,主张文学是政治者有之,主张文学非政治者有之。近百年来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正式讨论,大体起于清末民初,缘于这次社会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出路与文化出路,从而伴生了他们关于民族国家想象与文学想象对位的思考、设计与实践。在观察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围绕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经过了八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百年开端,梁启超的文学政治化、王国维的文学去政治化、鲁迅的兼而有之的复杂纠结,构成了最初的政治化抑或去政治化的理论图景,他们在共有启蒙话题的情况下,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路向,预示日后的论争将主要围绕文学是否应当具有政治功用及如何实施这种政治功用而展开。第二阶段是一九二六-一九三六的左翼十年,革命文学从酝酿、发展到成型,伴随着革命文学是否成立的论争,终而以革命文学所倡导的文学政治化的全面奋进而结束,但也留下了质疑者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深入思考,为文学与政治进行审美性的关联提供了某些方式。第三阶段是一九三五-一九四八的延安时期,毛泽东《讲话》的诞生预示了文学政治化的全面确立与固化,文学去政治化的观点丧失话语能力与合法性,《讲话》成为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文学政治学的第一个正式文本,统制文论与推动文学三十年。第四阶段是一九五〇年代的新中国初期十年,年青的国家急需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形态,文学的政治化进入了国家生产时期,一种自上而下的、能够全面操控的文学局面得以形成,文学成为国家革命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形态与国家形态高度统一。这难免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过度利用文学,从而挤压了文学自身发展的空间。第五阶段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调整时期,随着经济的调整,政治、文化、文学的调整也相继展开,重提文学规律问题,文学的弱政治化得以形成,直指思想的改革开放。第六阶段是一九七八-一九八八的新时期,邓小平明确中止文学的从属论,文学的审美规律获得重视并进入全面的理论探索时期,文学去政治化的观念得以流行与推进。但出现了较多争议,这一方面为文学独立论提供了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关系提供了契机,即如何在新的理论坐标中重新阐释文学与政治关系而非回避或抹杀这个关系。第七阶段是一九九〇年代的文化转型时期,受西方文化研究政治化路径与方法的影响,也源自文论界反思“纯文学”等观念,再受到文学回避现实政治的软骨症的刺激,基于知识分子的关怀意识,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成为理论的新动向,文学的再政治化被提出,其中运用了新的政治观与新的文学观。第八阶段是二〇〇〇年后的新世纪初,文学再政治化继续拓展与深化,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研究显示了理论上的进展,从而揭示了文学与政治相关联的更多层面,一种旨在探索如何创构文学政治学的理论意图形成并付诸实践,既保持文学的独特性,又承认文学与政治具有深度的、宽广的、内在的关联,成为基本理论路线与原则。

过程的描述以文学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演替运动作为划分标准,立足于分析演变规律及呈现的理论特色,并运用学术史的眼光考察不同阶段的理论品质与特点,揭示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所受时代、理论与政治需要影响的多重原因。尤其是分析不同阶段论争的理论策略与理论基础,意在表明,不同时期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不仅是时代现实作用的结果,同时与引进并运用的基本哲学理论与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正是这些基础理论的重要支撑与引领,才形成了不同派别对于文学政治化的不同表述。同时,这一揭底式研究,也是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更加适合于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我们需要保留哪些理论,又需要增加哪些理论,才能满足于今天的诉求。所以,百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史,是我们的直接描述对象,可洞悉它的内在理路、走向、可能性与有效性,则是我们的真正意图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百年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视为文学政治学的创构,而非简单的史述与史论。

即使就史述部分而言,也非轻而易举。比如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是文学政治化论述中的重中之重,它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功是世人公认的。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面临的环境变了,伟大的历史文献是否完全适合新形势的需要,就成了理论难题。全力地维护它,不动一丝一毫,显然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但如何动,动到什么程度,都有可能变成否定经典。这样的理论风险,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刘绍棠敢于将《讲话》区分为“纲领性理论”与“策略性理论”两部分,主张坚持“纲领性理论”,发展“策略性理论”,就不失为一种深刻思考,也表明,可以接着《讲话》往下说,并且能够说得有理有据。我们认为,在史述中凸现这样的创新性观点,非常重要,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理清文学政治化的内在发展脉络,表明这一文论传统,即使在最不易创新的历史语境下,仍然表现了创新活力。其实,无论多么重要的理论,若将其置于神坛之上,只能顶礼膜拜而不能予以质疑与推进,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阉割了理论的生命活力。邓小平在中止“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观点时所显示的理论勇气与创新高度,已经成为我们在进行史述时的引导。所以,往深处看《讲话》的内在逻辑结构,往远处看我们今天的政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也就自然而然贯穿在史述中,成为史述的理论之重。如果失去了创新性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在诉求,其实是无法写好史述过程的。就此而言,我们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文学审美独特性的基础之上,才能使两者真正融合,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长,从而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需要的不是政治吃掉文学来发挥作用,而是包容文学、借助文学来提高政治的品格,才更加有利于政治发挥作用。而文学本身也不是非要排斥政治才能发挥作用,可以出现体现了政治自觉的鸿篇巨制,以其含融政治时所形成的强烈而独特的审美风貌作用于人与社会。我们坚持在文学的审美自觉性的基础上来叙述近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也试图在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基础上来建立文学政治学。

第二件事,通过重新认识文学的性质,为创构文学政治学提供恰当的理论基础。说到底,文学与政治发生关联决非一件与文学性质无关的事。若文学的性质等同于政治的性质,两者没有差别,文学与政治关联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矛盾乃至需要调整等。曾出现“文学的真理和政治的真理只是一个”、“政治的正确就是文学的正确”、“文艺也是宣传”等观点,若文学真的等同于政治,文学只是像政治那样讲真理,依附于政治的正确,那只表明文学没有必要单独存在于世,因为单有政治就行了。其实,正是文学与政治各属自己的活动领域,各具自己的特性,才使它们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并且正是在有差异的前提下,它们的结合才是必要的,并成为一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结合成功,也成为一件充满张力的事。否则,本来就是同一的,区别只是一者有形象,一者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要求有形象的为自己服务,这样的结合也太简单、直白了,这固然可以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从而起到一些舆论宣传的煽动作用,但如果文学与政治结合而政治只能从中得到这样的加强说明的广告效果,也太看轻两者结合的深刻意义了。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是首先以其本性表现出来,再以其可能兼有的其他功能表现出来。我们的理解是,任何文学与政治的结合,必然是在不违背文学性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为此,我们提出了用“艺象形态”取代“意识形态”的观点,尝试为文学政治化增加理论维度与说服力。承认文学与政治的差异是它们结合的前提,它们的结合并不抹平相互的差异;结合扩大了各自的功能,而差异则始终保持了事物不被混合而消失。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角度界定文学性质成为主流观点,或者称文学是一种上层建筑,或者称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发展到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也还没有脱离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界定。这一界定的核心内涵是强调文学像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受制于经济基础,反映经济基础的特性,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从而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构筑了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的理论基础。不能说这一观察是错误的,但是这一观察是有限的,将文学艺术视为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却不及文学艺术可以在这个结构中保持自己的那份特性这一特殊性。

一般地看,任何文学创作都脱离不了社会现实的制约。但是,首先,文学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并不等同于政治、法律与宗教;后者也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但它们为什么不叫文学而分别叫政治、法律与宗教呢?这表明,即使肯定文学受制于整体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具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证明文学与政治等等就只能共有一种特性。其次,更为关键的是,用经济基础来描述社会生活存在,并不能概括社会生活存在的全部内容,经济基础只是社会生活存在的一部分,或者说只能反映人类的生产关系,哪怕这个生产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部分,但它仍然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换个眼光看,从人类的社会生活存在与人类的意识活动的角度看文学艺术,就会发现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生活存在的反映,远比作为经济基础的反映更具有广泛的内容与接触面,如此一来,我们怎么能够说文学只具有受制于经济基础而成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面,而不具有其他的非经济基础与非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呢?我们一定要看文学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以此来甄别它的性质。如果文学面对与表现的只是自然,或只是人伦关系,或只是哲学问题,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就变得相当地疏远,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这时候,文学就无须具有意识形态性也能成立,也能具有自身。最后,文学艺术的诞生是一件古老的事,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与人类俱生;从个人的成长看,与人的新生状态相伴随;从是否需要利益、理智的介入看,在人没有利益诉求、没有明确的理智增长的情况下,也都能创造出文学艺术。因此,文学艺术远比政治、哲学、法律更古老,因而它的性质更具有原始性与天然性。人们惯于将大自然的声音称作天籁之音,将原始的神话称作伟大的作品,将作家比作赤子,都表现文学艺术确实拥有一种非凡的特性,这种特性不是仅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视角就能解释清楚的。在文学性质的认识上,限定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论,会失去对于文学本性的洞察与确认。

基于此,我们认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文学性质,固然可以为文学的政治化提供理论依据,但单凭这一理由,极有可能忽略了文学的本体性质。只有那个从一开始就制约它、并且始终制约它、根本不能稍有脱离的性质,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性质。我们从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象思维”中得到启发,又在西方的“诗性思维”中获得支持,提出了艺象形态才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这个观点,由于这个根本特性源自文学艺术的最初发生,故可名之曰“起源性质”。但我们不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将之称为文学的功能性质,这个功能性质不是与文学同时发生的,它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政治决定利用文学以后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涵就是追求阶级、集团利益的最大实现。因而,文学艺术的性质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起源性质,一个是后发性质,前者是本体性质,后者是功能性质。一般来讲,事物的性质受到起源的影响与制约,这是恒久而不可排除的,但不等于说起源性质丝毫不受社会影响而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不过,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往往只能对其发生一定程度的介入,却不能彻底改变它的基本性质,一旦发生了改变基本性质的现象,就会导致这一事物的异变,从而消灭了这个事物或至少是损坏了这个事物。因此,在原初的起源性质与后发的功能性质之间,构成的是一种复合关联,正是两者间的矛盾、对立、融合、升华等构成了事物的多姿多彩状态。

将这个起源性质与功能性质用之于分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起源性质决定了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功能性质决定了文学应当与政治相关联,参与政治斗争。但不可因为文学具有功能性质,就否定文学的起源性质,就认为文学可以不是文学,轻视甚至否定文学的审美特性。所以,研究文学的政治化抑或去政治化,始终需要强调的是,文学是起源性质与功能性质的结合体,它可以没有功能性质,却不能没有起源性质。它无须只有起源性质而拒绝功能性质,因为在利益化的社会结构中,当文学具有功能性质时,一来可体现利益化的实际影响,这是回避不了;二来可以用自己的超越性来作用这个利益化,使其呈现更加积极充分的正面价值;三来在起源性质与功能性质的交融中产生文学的社会品质,当功能性质充实了起源性质以后,文学将以充沛的力量作用于人类的精神建构。所以,文学政治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学在政治化时忽略了文学的起源性质;文学的去政治化也不必以为只有抛弃政治化的内涵才能回归文学自身,只要界定清晰了文学功能性质的意义与价值,就能保持文学的起源性质,使文学在自身的状态中发生作用。我们将这样的意图贯穿在研究中,反对对文学的单一界定,但这不是调和论。我们认为,从事物性质的逻辑分层上讲,文学的起源性质是第一性质,文学的功能性质是第二性质,前者统领后者,后者丰富前者。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复杂性上讲,此时已经难以分清文学的肌理中何为起源性质,何为功能性质,它们的交融作用正是文学复杂性之所在,但只要回到逻辑层面上加以研究,仍然是起源性质先于功能性质的,起源性质具有决定性而功能性质具有补充性的。所以,文学可以政治化,但文学首先应当具有文学性,然后才能具有政治性。把文学艺术的创作视为表现社会政治现实的形式是不妥的,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在其具有本身目的即美的目的的情况下,它才可以蕴含功能目的即政治目的。

第三件事,我们提出了“文学想象政治”这个核心命题,用于构筑文学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体系。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审美关系是“文学想象政治”,不是文学从属于政治,单向地成为政治的工具,任由政治摆布。“文学想象政治”不同于文学是政治的想象,后者围绕政治设论,所以说文学是“政治的想象”,围绕政治这个核心来展开,文学的主体地位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文学想象政治”是文学主动地用自己的独特性去想象政治,此时的文学与此时的政治是地位平等的,文学要表现政治,描写政治,自觉或不自觉地含融政治,都体现出文学的主体性与超越性。想象是通过自己的心灵活动在精神上把握对象、表现对象、创造对象。现实的政治可以进入文学想象之中,但仅仅只是现实的政治,又无法满足文学想象的需要,因为想象的时空是无限辽远的。处于文学想象中的政治,既可以来自现实,又已经超越现实,与人类理想中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理想政治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同时也是与理想政治的关系。这就给予文学想象以极大的自由,可以在理想的境界中来展现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在想象美好生活的人类根本诉求上与政治紧密结合,并能超越现实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给予良好影响于人类政治,为人类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此外,围绕“想象政治”提出“文学政治”概念,认为“文学政治”是“政治的文学生产”,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一般政治活动的运行规律相关,但又不同于一般政治活动的运行,它是“文学的”政治。这个“文学的”政治植根于全部文学史,由作家创作、作品存在、读者接受三者构成自身的历史传承,它与人类的政治实践活动相关联并进而吸收政治影响而构成自身,但又始终是“文学的”,是作家、作品与读者按照文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学的”政治具有自生产的能力,但这种自生产不是拒绝现实政治的影响,而是转化这种影响。比如作家在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时,他往往依据的不是现实政治,而是文学史上的政治理念,一个作家会接着另一个作家去讲同一个政治问题,而这个政治问题始终是在文学的视野中、以文学的方式来讲述。文学史上的乌托邦叙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现象。

“文学政治”的概念一旦建立,就可沿此建立相应的系列概念,分别是“文学政治”与“政治文学”、“作家政治”与“政治作家”、“文本政治”与“政治文本”、“接受政治”与“政治接受”,用以系统地解释“文学政治”在文学活动中的具体存在方式与运动方式。我们还提出了“文学的政治自觉”概念,认为它是想象政治的自觉,包括这样一些要点:它是终极性的,即全心全意追求人类的美好生活,可为其付出生命的代价;它是自主性的,由作家主体来实施,这一实施过程是高度自由的,写什么,怎样写,都由作家自己做出判断并加以实践;它是反思性的,即对于现有的政治形态总是加以追问,不断升华政治合法性的层次,因而批判往往成为政治自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是日常化的,即不是通过对于政治概念的描写来表达拥护特定政治的思想与情感,而是通过对生活的描写来达到表现政治的目的;它也是体验性的,即文学中的政治自觉必然是一种感受、领悟与体会,而非一种概念的确定与思想意识的灌输与确认。文学的政治自觉是作家独立自主地站在想象美好生活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体验、反思、批判的写作来直接或间接地介入生活,揭示生活的性质与走向。在这里,审美不是实现政治责任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构成人类美好生活想象的有机部分,发挥着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作用。所以,文学的政治自觉是不惟概念的,不惟利益的,不惟派别的,它体现了人类共同理想的宏大、深远、广博、恒久。邓小平要求文艺家们创造出无愧于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就是文学的政治自觉应当达到的境界。

提出一系列概念的目的是要勾勒文学政治学的学科内涵与基本面貌,探索其命名方法,确定文学政治学是一门在跨学科的视野下研究“文学政治”的学科。文艺学与文学政治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文学政治学作为文艺学与政治学相交叉的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与研究宗旨上区别于文艺学。一,就研究对象看,文艺学研究的是“文学”本身,即文学是如何创造、欣赏与批评的;文学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政治”,即文学的内容、形式、欣赏与批评,是如何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文学活动在政治影响下体现了何种政治特性与状态。二,就研究视角看,文艺学遵循要素与形式的分析路线,研究文学是如何被最大化与最优化地创造出来与发挥作用的;文学政治学则注重研究文学的创作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共生关系,研究社会需要是如何制约、促进或促退了文学。三,就研究宗旨看,文艺学侧重于创作、欣赏、批评的具体操作规律的研究,探索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不代表着对于某一种文学现象或某一类文学需要的特别肯定与推崇;文学政治学研究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需要下,为什么样的人群服务,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学价值与社会正当性,这一研究目标指向社会批判与社会选择。

文学政治学包括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类学科形态:从政治学出发看文学,将文学活动作为一般政治现象来研究,研究文学现象的政治特征和活动规律等,用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政治学的理论(单向交叉,这类研究在本质上是政治学的一部分)。第二类学科形态:从文艺学、美学出发看政治,探讨政治活动中的审美性质(单向交叉,这类研究在本质是文艺学与美学的一部分)。第三类学科形态:从文艺学/政治学的双重视野出发,研究文学活动的文学/政治的双重性质即起源性质与功能性质(双向交叉,是基于文艺学与政治学的视界融合研究)。第三类学科形态是核心的、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形态,其他的两类形态属于亚形态,它们共同构成文学政治学的理论体系。

文学与政治关系曾困扰文论界几十年,借助邓小平的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终结了政治对文学的束缚,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会因此中断。政治是与公民、民族、国家相关的活动,文学不与它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科学地理解与建立文学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关系,是解决这个难题、推动文学发展的关键所在。现有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思维,难以实现两者关系的中介创新,因而阻塞了文学与政治融通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应当将文学的审美本质视为开放系统,创构文学政治学,专司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充分肯定文学参与民族国家创建与形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为文学持续关注人生、关注时代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可行的批评范式。

文学本是人类精神的高高飞升,将其落实到政治、现实、时代、日常生活之中,回归大地,不是束缚,而是踏实。只要这种回归是自觉的、合乎文学本性的,文学就会在高高飞升中依恋大地,在依恋大地中保持高高飞升的姿态。

刘锋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刘锋杰、薛雯、尹传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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