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

二〇〇五年第四期《鲁迅研究月刊》刊载了张过大卫的文章 《鲁迅先生保存的爱罗先珂的一首世界语诗原文的文学史价值与许广平先生关于此诗的一封信》，讲述当年他发现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卷首一首短诗保留原文未译，于是试做迻译，并就此事写信给许广平的经过，主张将来译文再版时，将中译文附在篇末注释中，供读者参考。文中引述许广平的回信，说已将译文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考虑后答复：“将来《鲁迅译文集》重印时，拟和类似这样情况一并处理。（因为除了世界语以外，其他外文也有类似的情况，仅引原文，未加翻译。）”

在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见《鲁迅译文集》第三卷）一书的末尾，有一篇讲演《论英语之研究》，原文为英文，鲁迅的译本保留了原文，未加迻译。与张过翻译的那首世界语诗不同，这篇讲演独立成篇——实在，它要算是《鲁迅译文集》中保留原文最长的一篇。

这是厨川白村的一篇有关英语学习的讲演。厨川是英语文学教授，深谙英美文学，《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收录的有关论文就有多篇。但这篇讲演只是一般性地阐述学习英语、研究英美文化的重要性，口语化的演说与全书的论说文体颇有差别。原著者在卷首语中这样解释收录本篇的原因道：“最后的 《论英语之研究》（英文）这讲演，是因为和卷头的《出了象牙之塔》第十三节《思想生活》一条有关系，所以特地采录了这一篇的。”查该书第十三节《思想生活》中有这样一段：

将在公众之前弄广长舌这些事，当作恶德者，是日本的习惯。倘要在小房子里敷衍，那是很有些有着大本领的。所谓在集会上议决，单是表面的话，其实不过是几个阴谋家在密室中配好了的菜单。好在是几百年来相信着“口为祸之门”而生活下来的日本人，是在专制政治之下，夺去了言论的自由，而几世纪间，毫不以此为苦痛的不可思议的人种。那结果，第一，日本语这东西就先不发达，不适于作为公开演说的言语了。在这一点上，最发达的是世界上最重民权自由的盎格鲁索逊人种的国语。意在养成gentleman的古风的堪勃烈其和恶斯佛大学等，当作最紧要的训练的是讨论。在日本，将发表思想的演说和文章，当作主要课目的学校，在过去，在现在，可曾有一个呢？便是在今日，不是还至于说，倘在讲演会上太饶舌了，教师的尊意就要不以为然么？无论什么东西，在不必要的地方就不发达。日本语之不适于演说，日本之少有雄辩家者，就因为没有这必要的缘故。和英语之类一比较，这一点，我想，实在是可以惭愧的。

后面还注明“别项英语讲演《英语之研究》参照”（这篇讲演的题目，鲁迅此处译为《英语之研究》，另一处译为《论英语之研究》，中译文从后者）。拿讲演同这一段文字比较，可见讲演有了更多的发挥，举出更多的例证，收录进来当然有参考价值。

原著初版时间为日本大正十年 （一九二一），鲁迅用的版本是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出版的第七十二版。笔者从鲁迅藏书中查到，这个版本鲁迅购买了两册，其中的一册为残书，可能经鲁迅本人处理过。第一处残缺是扉页上的拉丁文被剪掉，推测起来，可能是为了省却抄录的麻烦，直接剪下来交书局排印（鲁迅译本将拉丁文译为中文）；第二处残缺为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从艺术到社会改造》及附录的英文讲演原文，全部裁掉。应该是鲁迅把这篇其中有不少英文引文的文章及全文为英文的讲演剪下来交给懂英文的朋友翻译。这一点，鲁迅本人在译后记中说明道：“本书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现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读者的参考。但这在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许季黻四君帮助我做的；还有全书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

阅读鲁迅译本，我发现，虽然有不少英文引文，在原文之后附上译文，但这项工作一般限于人名和书名，至于其他引文如诗歌和参考书目等，则仍付阙如——仅引原文，未加翻译。也就是说，“四君”并没有把翻译原文的工作做得彻底。其中原因，难以探明。可惜的是，就笔者所见，这四位帮助鲁迅翻译和校勘外文的先生，也都没有留下与此相关的回忆文字。

保留原文不译，可以使读者了解著者作为英语文学研究者的水平及在相关领域的意见。既然讲演申述的是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当然以英文出之更贴切、亲切。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所附录的文字对了解全书的内容有参考价值，特别又考虑到中国读者能阅读原文的并不很多，那么翻译成中文不是更有利于读者吗？鲁迅翻译同一作者的另一本文艺批评论著 《苦闷的象征》，本来原书并没有附录创作，只是因为鲁迅觉得书中曾专门论述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就请朋友将其译为中文附在译本后面，供读者参考。

为什么两个译本出版时间相距不远，却如此区别对待呢？

鲁迅译书，将原文保留不译的原因，一般来说，都是为了保存原文原貌，以便读者进一步探究。例如，在《出了象牙之塔》一书最后一篇《从艺术到社会改造》中，有一个英文参考书目，几乎没有翻译，显然是为了让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节省时间。但书中也有例外情况：如最后一篇文章中的几首短诗，原作者在引用时说，语言比较浅显，不必翻译了，鲁迅的译本也就原文照录，不加翻译。在鲁迅，当然也可能是保存了原貌，将与正文不属于同种语言的引文原文照录。但这对不熟悉英文的读者却不免造成理解的困难。统观鲁迅翻译论著，这种保留原文不译的情况很多，但却并没有一定规则。例如，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的开头的题词往往不译，例如张过谈到的童话集卷首那节世界语诗，还有本书最后一篇篇首引用的霍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的一段评论。然而，本书卷首引用的荷拉调斯（通译贺拉斯）的拉丁文诗，却加以翻译。那原因，并非鲁迅能直接翻译拉丁文，而是原书引用这首诗的时候附了日文译文。

最简单的推测是，鲁迅自己看不懂讲演的内容，只是看到《出了象牙之塔》第十三节中有请读者参照附录英文讲演的提示，确认讲演对于本书有参考价值，应该附录并且翻译出来。鲁迅在翻译工作中，遇到他不懂的语言，如果有能帮忙的人选，总是不耻下问，愿意请求帮助的。即便最后不全部或根本不将原文译出，作为翻译者，至少应该弄明白原作者的意思及引用外文的意图。找人代译或者合作翻译等办法，鲁迅一直在采用。例如，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和弟弟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和《劲草》，周作人从英文本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录。特别是其中的诗歌，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为“骚体”诗。又如，同教育部同事齐寿山合作翻译德文的《小约翰》等。可惜的是，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时，兄弟已经不和，他不可能求助于熟谙英文的周作人了。幸好，身边还有他在后记里提到的 “四君”。

既然有“四君”帮助，为什么这篇讲演仍然未能译出呢？

我们能否做出这样的推测：鲁迅通过 “四君”中的某位（难以确定是哪一位或哪几位）口头翻译或概述了讲演大意，鉴于它同《出了象牙之塔》一文第十三节中的意见一致，觉得没有再加翻译的必要，就作罢了。或者情况正相反：鲁迅得知讲演内容，觉得有必要译出，想请懂英文的朋友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就像此前请常惠从法文翻译《项链》一样。而讲演最终没有译出的原因，也许是“四君”没有时间，使鲁迅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计划。

那么，会不会因为鲁迅不完全同意讲演中的观点而保留原文不译呢？鲁迅一贯坚持 “直译”的翻译原则，不轻易删改原文。他翻译的很多论著，其中的观点并非都为他所赞同。在《思想·山水·人物》译本题记中他就这样声明道：“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这意见也适用于这篇讲演。既然作者本人重视这篇讲演，特意收入本书作为参考，译者当然不能忽视。而且，讲演中的一些观点，可以引发读者的兴趣和进一步的思考，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对于研究那个时代日本的文化背景颇有参考价值。

鲁迅应该是同意于讲演中的一些观点的。例如，讲演者强调文学的作用，号召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研究来了解一国的人民及其文化。鲁迅也说过，不同国家国民之间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而沟通人们心灵的最平正的道路是文艺。又如，鲁迅对日本长期施行专制政治、控制言论自由的现象相当关注，多次论及，发表了颇切中要害的评论。例如，鲁迅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就拟议中自己去日本疗养一事给内山完造的信中说：“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他们（指日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厨川在讲演中假借探讨语言问题抨击了日本压制言论自由的政治体制，应能引起鲁迅的共鸣。因为，在中国，言论的不自由、受压迫，更甚于日本。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谈到中国的书报检查制度时，作了这样的比较，“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

原作者对本国文化弊端所持的批判态度，鲁迅给予高度评价。因为鲁迅在本国也做着类似的工作，其激烈程度与厨川的言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译本后记中，鲁迅既赞扬了作者的批判意识，也比较了中日两国改革的道路。他说，本书的作者“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然而，“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这一层，我们从本篇讲演对日本语言的批评，就能分明地感受到。鲁迅晚年还提到过厨川白村，说在批评社会方面“日本近来殊不见有如厨川白村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日致陶亢德）。厨川这本书（包括这篇讲演）对日本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批评，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不无启发，同鲁迅已经进行、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社会和文明批评工作可以互相印证。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丸山昇回忆一九五三年他同竹内好的一段对话，虽是一般印象，但也可资参考。竹内好问他：“你觉得鲁迅与厨川白村有相似的地方吗？”他答道：“本质上大概是不同的吧。”但竹内却说：“我倒觉得他们是相似的。鲁迅也有相当的喜欢西方味的地方嘛。”后来学者对鲁迅与厨川白村之间的相似点更有详论，此不必赘。

然而，同本书的主要内容相比，这篇讲演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用语，但激烈的程度就差得不少。而且，如果拿讲演同书中其他内容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作者的观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出了象牙之塔》第十四节中作者谈到日本的国民性时说：“为了‘但愿平安’的德川氏三百年的政策之故，日本人成为去骨泥鳅了。小聪明人愈加小聪明，而不许呆子存在的国度，于是成就了。”然而，在本篇讲演中，作者却又为德川时代辩护，说这个时代造就了日本人爱好和平不事侵略的品性：“对德川文学的研究会说服英语国家的大众，如果不是不间断地享受了三百年和平的民族，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而这三百年的和平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例，那么，他们还能够坚持认为好战的民族能享受如此长时期的和平，创造‘美的事物’吗？”这一段议论，表面上是作为外国人不认真研究日本文学的例证之一，但显得有些突兀，而且语焉不详。作者的立论，似乎陷入了和平时期不安甚至厌倦于安静、战乱时代又企盼和平的怪圈。

我们能否做这样的推测：当时，日本已经不是一个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国家，不但如此，它还正在努力追赶列强，并且已经加入了侵略扩张的强国俱乐部。日俄战争的胜利还是不久前的辉煌记忆，而吞并朝鲜和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则是它当时野心极度膨胀的酵母。厨川的讲演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四日，就在同一年的五月，北京发生了反对中日不平等条约的大游行。厨川在写作《出了象牙之塔》的时候，痛恨德川时代的和平造就了人民的软弱和小聪明，终于导致落后；而在讲演中则把日本视为弱于英美的国家，尤其痛恨政治上的专制，而呼吁人们要勇于发表言论——他把自由思想视为强国的重要基础之一。这里面甚至还隐含这样一层意思：他对打破了德川时代和平的西方列强提出了委婉的抗议，日本现在之所以给外界一种富于侵略性的印象，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自身享有的和平已经被外国列强打破。然而，读者不免要疑惑：在那长久的“和平”时期，难道就没有受到政治上的专制和言论的不自由之苦么？

此外，讲演中论说武士道那段话，鲁迅也不一定赞成；而且，便是今天也仍会有人提出反驳意见。鲁迅晚年翻译了短篇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在“译者附记”中评论道：“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厨川白村在讲演中如此为日本国民性辩护，虽然与本书的主调不很相符，但也可以理解。大约因为讲演和做文章不同，写文章发表出版，读者不满意，不过远哉遥遥地咒骂几句而已；讲演则要照顾到听讲者的情绪，如果一味批评，激怒了爱国者，也许会有被当作卖国贼轰下台来，甚而至于被加诸其他更严厉的手段的危险。

以上拉拉杂杂，对鲁迅未译或不译这篇讲演的原因，推测而又猜测，却终于不得要领。惟有一件堪称实事，便是尝试将其译为中文，供喜欢鲁迅著译的朋友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