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厨川白村 著 黄乔生 译

双语经典

论英语之研究
——在大阪高等商务学校和《大阪朝日新闻》联合举办的校际英语研讨会上的讲演

〔日〕厨川白村 著 黄乔生 译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能获邀请，来到这么多认真的听众面前，用一种大家都很感兴趣、而我从小就学习、后来又讲授过多年的外国语讲话，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此时此刻，诸如青年学生应该把学习英语当成促进日本与大西洋两岸讲英语的我们的友邦之间的商业和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之类的话，我想已无多说的必要，这些在会议的海报里已经讲明了。从纯粹理想主义或者文学的观点来说，我应该借此机会向大家申说在我国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的若干理由。因为一周来我病得很重，不能准备一个系统的讲演，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只是当我接到邀请后在我脑子里闪现的几个不连贯的念头。

世上凡是关于人类的事情，都因了环境的需要而出现，又会经历变化和修正去适应后世人们的需要。民族语言的发展也不例外。英语是民主和自由国家的人民的语言，这个国家的人民比世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更早地享受言论自由，他们将英语发展成为适合他们这种内在需要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人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将他们的母语锻炼成特别适于讲演的语言，在世界上颇为出色。与此截然相反，日本语在它几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却没有产生出相应的讲演文献。因为在封建极权政治之下，我们的祖先根本忽视了从这方面对我们的语言加以改进。

几年前，我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过，现在的日语口语仍然不是公众的语言，而是私人的语言，只适用于茶余饭后的闲谈和旧式政客在四个半帖大小的密室里窃窃私语，它的确有文雅和细腻之美，音调比起“嘶嘶”作响的英语也较为平缓流畅，但在对广大的听众讲演时它就没有英语的那种气势和简洁明快。

如今我们阅读或聆听日本政治家的讲演，将其与劳合-乔治（Lloyd-George）首相、威尔逊（Wilson）总统和布里安（Bryan）先生甚至英美其他不很知名的演说家的讲演相比，会发现前者是多么贫弱，其贫弱不单表现在演说的内容，而且表现在表达的方式上。其部分原因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日语作为一种讲演语言是苍白的、贫乏的，它是没有享受过言论自由的、受几个世纪专制统治的人民使用的语言，这些人民直到今天仍然尽可能地保持缄默，相信那古老的格言“口为祸之门”（Kuchi wa wazawai no mon）。但这格言其实只有片面的道理。当我们的国家如此迅速地民主化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母语的这种现状还能满意吗？

语言学习不像我们国家那些所谓的“实用”英语的倡导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是发音器官的事情。它必须是对讲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真正精神和理想的研究。学习英语演说术，你就会感受到“一个善于细腻委婉话语的民族”的精神，这个民族，正像伟大的作家、《为英国人民声辩》（Areopagitica）的作者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三百年前所说的那样，很早就享受了“凭着自己的良心了解、表达和自由争论”的权利。

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最严肃的责任之一，是以一种新精神或者说新天才来激发日本语言，这种语言是我们引为自豪地从我们祖先那里继承过来的最宝贵的遗产，而且我们还要将它传给后代，用新的外来的成分使它更加生动和丰富。将来，我们日本文学里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伯克（Burk）和韦伯斯特（Webster），正如我们的祖先从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中汲取新的成分改造和重铸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有了优美的文学那样。现在，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对任何一种外国语的全面学习研究，自然地要上升到对其文学的研究和喜爱，而文学对于了解和欣赏一国的真实的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是绝对必要的。我可以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比文学更能清晰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内心生活。已故的约翰·莫利说过，文学是人类最好思想的表现，但我要更进一步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理想的最真实、最诚恳的表现。政治家有时不免使用权宜之计，商人会为一己之利不择手段，但诗人总是保持自我，或者说忠实于自我，因为他们只有对一切事物抱有诚心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不真诚的人是断然写不出好诗来的。

当我想起那句名言“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c’est tout pardoner）中包含的真理，当我想起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多数是因缺乏相互了解而引起的时候，我想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请各位注意研究文学对于建立友好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

研究一个民族的内心生活，你就走上了真正完全喜欢他们的路。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研究了日本文学而不喜欢日本人民的。我也没有见过一个日本人研读过弥尔顿、雪莱（Shelley）和勃朗宁（Browning），或者惠蒂尔（Whittier）、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而不崇拜英语国家人民的伟大理想的。

为了不使我的学习语言可以促使国际理解的论点被看作梦话，请允许我引述几个最近外交史上这方面的事例。在英格兰，大战爆发前二十年间文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大陆文学被自由地介绍进来。正是在这个时期，成百上千种法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批评和现代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大家知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人，是自满自负出了名的，很不关心其他国家的语言和文学，但大约在本世纪初，他们开始热心阅读欧洲大陆的文学作品。当我们想到，在英格兰，这种新的文学倾向，正好与爱德华王一反传统的“光辉独立”的外交政策而实行所谓“友好的谅解”的政策同步，谁会否认文学交流和敦睦邦交之间的关系？这种邦国之间的亲善在战争开始时达到顶峰，有了一九〇七年的英法俄三国协约。在战争进行期间，一家有影响的英国报纸甚至提出采用一个新词“文学联盟”，那意思是说，没有别的什么比两个国家的人民互相研究文学更能达成理解的了。爱德蒙·高斯（Edmund Gosse）是当今的大文豪之一，他曾用文学“谅解”这个词来说明英国与法国之间的亲密关系。

再有，在这方面，法国和俄国战前的关系也是明白的例证，两国的关系不只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还建立在通过文学产生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在十九世纪末期，如大家所知，经福格子爵（Vicomte de Vogue）这样的杰出外交家的介绍，俄国文学被法国人广泛地阅读。另一方面，说法国作家如福楼拜（Flaubert）、莫泊桑（Maupassant）和左拉（Zola）的强有力的影响大大激发了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们的天才，也是不过分的。

我不打算再举更多的例子，以免大家厌烦，我想，每一个读过外交史的人都会见到许多类似的事例，也许比我刚才所讲的更具说服力。

现在让我还是用例证来谈谈英语国家的人们对日本人的道德生活所抱有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是普遍的，但通过阅读日本文学很容易改正和消除。在英美，人们往往相信武士道现在仍然主宰着日本人的内心生活。的确，在我国，老一代人对武士道依然怀有感情，但如果英美人研究当代日本文学——那是现代化的日本的真实写照——他们就会发现，武士道在新一代日本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件老古董而已，因为这一代人所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

另一个错误的观点，在英美也很普遍，是认为日本人好战，富于侵略性。改正这种错误观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推荐他们阅读德川时代优秀的戏剧、小说和诗歌，那是日本人民享受三百年绝对和平的产物。对德川文学的研究会说服英语国家的民众，如果不是不间断地享受了三百年和平的民族，就不会有这样的文学。而这三百年的和平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例，那么，他们还能够坚持认为好战的民族能享受如此长时期的和平，创造“美的事物”吗？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吧。无疑地，英语文学在我们国家被研究着，它不是一个被封闭的宝库；像日本文学对英语国家的读者大众那样。但是，如果你们定的英语学习目标只是日常交往中能流利地用英语应酬，或者能用这种语言写作商业信函，而忽视了对文学的研究——那是我们与英语国家的人民互相理解的最好的形式——那样的话，就永远难以达到我们的合理期望。为着了解真正的英国或真正的美国，你不必远涉重洋去伦敦、纽约或芝加哥访问，在这里，在你的温馨的书房一角，或者坐在火炉旁，读几本英美作家的优秀的、伟大的著作，读乔叟（Chaucer）和弥尔顿，读拉斯金（Ruskin）和卡莱尔（Carlyle），读爱默生和霍桑（Hawthorne），你就会发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是“小店主”的民族，在他们的物质文明之中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潜流，你就会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什么是这个民族的道德生活的基础，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当今世界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原因，得到一个正确的观念。这种研究在有些人看来或许不切实际，但请记着，在道德和精神生活领域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比不切实际更实际的。

【译者简介】黄乔生，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厨川白村（一八八〇-一九二三），日本明治和大正年间英国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家。原名辰夫，号血城、泊村、白村。生于京都中京。一九〇一至一九〇四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系，受教于小泉八云、夏目漱石等。其后长期任教师。一九一六年受文部省委派到美国学习。一九一二年三月出版第一部著作《近代文学十讲》，是日本第一部介绍西欧文艺思想的专著。其后有《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等著作出版。厨川白村受弗洛伊德、柏格森等人学说的影响，以英美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民主道德为参照，建立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一九二三年死于日本关东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