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

中国文学

谁穿着“隐身衣”，谁在“隐身”？
——评格非《隐身衣》

张慧瑜

本文把小说《隐身衣》放置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解读，小说以音乐发烧友为主角，通过他从工人阶级之子的出身到手艺人的自我定位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在这部小说中，音乐一方面充当着文化区隔和认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成为一件文化隐身衣，它决定着主角能够听见什么、又对什么充耳不闻，这恰好是这部作品的症候所在。

隐身衣；手艺人；阶级；腹黑版；声音；音乐政治

就这样，在附近工地上有节奏的打桩机的轰鸣声中，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格非：《隐身衣》①格非：《隐身衣》，第173-17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二〇一二年，知名作家格非发表新作《隐身衣》，篇幅不足十万字，相比创作十余年、近百万字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部小说勉强算得上一部微型长篇，讲述了一个京城古典音乐发烧友的工作与生活。借“我”这个只愿意“停留在事情表面”而不愿“推敲”的叙述者，散漫地呈现了三十多年的个人际遇与人生变迁。按照“我”的说法，在北京专门制作“胆机”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人，“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②格非：《隐身衣》，第173-17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为何“我”可以自得其乐？为何“我”可以成为“隐身人”？

穿着“隐身衣”的手艺人

“我”自称是一个没落的“手艺人”，因为“我”像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匠一样，保持着一种个人化的生产方式。与流水线上的工厂工人以及朝九晚五的公司白领不同，“我”不受工业化生产的组织与纪律的约束，也与可以在家里举行私人派对或过着前现代田园生活的老板不同，“我”需要不断地接受订单来维系起码的生存。“我”只接触两类客户，一类就是懂音乐或附庸风雅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就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我”借给他们组装音响设备的契机，“堂而皇之”地走进他们“神秘”的客厅，并偷听一些不甚了了的高谈阔论。对于这些夸夸其谈，“我”并不在意，反而觉得不过是一种“吹毛求疵”和“刨根问底”，在故事结尾处，“我”说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①格非：《隐身衣》，第188、117、66-67页。

与那些无法占有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工业/异化劳动者（雇佣劳动者）不同，也与那些虽然拥有却无法鉴赏的“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资产者不同，“我”既能够自食其力（掌握一门可以生产、交换的技能），又懂得欣赏、理解并被古典音乐所感动（是发烧友或收藏家，通过占有/恋物来否定、终止商品的交换价值），恰如那件“我”所钟爱的音响ATUOGRAPH是“签名”、“手迹”（或误译为“自传”）的意思，这种DIY音响设备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可以烙上“个人”签名、印迹的创造性劳动。所以说，“我”不仅是一个手艺人，更像是一个拥有签名权的作家/文化创意工作者。在这里，音乐/音响就像现代工业社会的商品一样充当着双重功能或价值，一方面具有交换、流通的价值，另一方面就是作为艺术的审美价值，可以成为现代资产者的家居“私藏”。

尽管在“我”看来，九十年代才是音乐发烧友的“黄金时代”，不过，对于这种“信誉良好的发烧友同盟”，“我”有着一种“乌托邦”式的“自得”：“在残酷的竞争把人弄得以邻为壑的今天，正是古典音乐这一特殊媒介，将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挑选出来，结成一个惺惺相惜、联系紧密的圈子”，②格非：《隐身衣》，第188、117、66-67页。这是一个能够顺利完成交换价值的自由市场、一个良性的现代生产关系的典范。甚至，小说的精彩之笔在于，尽管神秘买家丁采臣已经自杀，可是答应支付给“我”的二十六万余款依然鬼魅般地“悉数到账”，也就是说，人可以死，但交换价值一定要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其说是一个前现代的手工艺人或工匠，不如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性人。

“我”“隐身”了什么？

小说除了描述这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还有近一半的篇幅叙述了“我”的历史。如果说穿着“隐身衣”使得人们不知道“我”是一个懂得古典音乐的手艺人（不听刘德华、蔡琴之类的流行音乐、不看《倩女幽魂》等香港电影），那么在这件略显虚弱的“隐身衣”下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看不见的“我”——一个工人阶级的儿子。

“我”是坐在父亲死后留下的工作台前学会修理收音机技艺的。当“我”把父亲留下的只装了一半的收音机弄出“声音”之后，“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我终于接受了父亲离去这一事实”，③格非：《隐身衣》，第188、117、66-67页。也就是说在父亲的空位上，“我”子承父业成为一个“手艺人”。父亲在这间胡同里的无线电修理店干活之前是国营电子管厂的正式职工，“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发回家了”，从此父亲就沉默寡言。小说中的父亲/五十-七十年代工人阶级是沉默的、因心肌梗塞而死去的父亲，而母亲则带有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老中国人的精明（跨越了时代界限），这种父亲与母亲的双重形象本身成为描述历史断裂/阻隔与连续的修辞术。小说没有叙述“我”是如何从一个修收音机的“手工匠”变成为胆机制造者的（八十年代是空缺的），或许是拜八十年代“走向世界”和分享西方文明所赐。不过，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技能的习得与八十年代作为最后的社会主义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阶级分化相对不是很严重，都市中的工人子弟有机会掌握一些技能）。

如果说“我”对收音机、无线电有着特殊的天分，那么“我”与“父亲”最大的不同在于父亲曾经是五十-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经济上代表先进生产力、政治上是国家主人），而“我”则只能是一个“手艺人”/个体劳动者。正如二〇一一年的电影《钢的琴》中所呈现的，工人阶级在下岗之后只能变身为一种技术大拿或手工匠，这种阶级身份的消失或衰落也是从五十-七十年代到新时期的历史转折中完成的。其意义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我”处在一种都市贫民的状态，如“我”没有读大学（勉强读了一年电大）、曾经作为鞋店的售货员以及母亲清晰地指出“我”这种“穷人”是留不住玉芬这样的姑娘的，都可以看出“我”这个工人之子自八十年代以来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包括“我”的姐姐、姐夫同样处在这个阶层上）。当然，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从工人阶级到手工匠的转移或者说阶级政治的衰落还造成九十年代在都市空间中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始终处在一种匿名或暧昧的状态，而无法获得占据工人阶级的命名。

对于“我”来说，唯一的命运转折就是九十年代末期做音响生意在北京赚得一套住房，也是这个时候“我”拥有了与玉芬结婚的资本。随着玉芬提出离婚，“我”这种“手艺人”/私营小业主也就再次面临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说玉芬先后嫁给海归、外国人（黑人）是一种女性上升的路线，那么姐姐把一位带着孩子的大舌头女人侯美珠介绍给“我”之时，也意味着在姐姐看来“我”也就只配得上这样的女人。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不得不把最心爱的“ATUOGRAPH”卖给神秘买家，以换得在郊区购买一间农家小院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于九十年代的怀旧以及“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低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①格非：《隐身衣》，第15、73、177页。的抱怨，就不仅仅是一种古典音乐文化的衰落，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地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勤劳致富”、“个人奋斗”的小私营企业主的破产。

九十年代对于“我”这种手艺人来说还有社会上升的空间，那么新世纪以来不仅“我”经常成为客户眼中的“他者”——就像保安、保姆等外来农民工那样出入中产阶级或资产者的“客厅”，而且一不留神就被打回“原形”或跌入社会底层，除非出现丁采臣这种来无影从无踪的人物以及没有面孔的女人的收留，否则“我”将丧失掉在郊区偏居一隅的机会。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我”这种文化手艺人也会在新世纪以来遭遇“滑铁卢”？这恐怕与中国从八九十年代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世界加工厂/实体经济走向以“房地产+金融资本”为中心的城市化/虚拟经济有关。如果说九十年代农民工等实体劳动者以廉价劳动力的方式完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剧烈的工业化过程，其后果在于截至二〇一二年农民工已经突破二点五亿人，那么新世纪以来“飞涨的房价”以及城市消费成本的上涨则让刚刚在都市风景中浮现出来的“主人翁”中产阶级迅速“屌丝”化，这也正是作为“手艺人”的“我”所经历的家庭（从玉芬到侯美珠）、空间（从城里到郊区）的双重放逐，这显然是一种阶级身份再次下降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隐身衣”对于“我”的特殊功能，就是隐去“我”作为工人阶级之子的历史。

“腹黑”版的启示

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神秘买家丁采臣的出现，不管是引荐人蒋颂平的“欲言又止”，还是“我”千里迢迢像探访吸血鬼伯爵德古拉的古堡一样来到人迹罕至的盘龙谷，让这部略带现实主义的“纯文学”笼罩上一点侦探/哥特小说的味道。不过，“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侦探，也不喜欢刨根问底，或者说拒绝做时代的推理者、探究者。因为“我”坚信“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踫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②格非：《隐身衣》，第15、73、177页。所以，直到故事结束，这个神秘的别墅、幽闭在别墅中“被严重毁损”面孔的女人以及丁采臣的离奇死亡都无从知晓。

这种压抑自己的“蠢蠢欲动”、拒绝“推敲”的人生哲学，使得“我”既不知道父亲为何会沉默寡言，也不知道姐姐和蒋颂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周围的世界为何会变成这样（姐姐用苦情计逼自己搬家，曾经信誓旦旦要“以死相报”的兄弟也不愿出手相助）。在这个意义上，“我”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聪明（拒绝深度模式）和犬儒主义的随遇而安。与深夜中听音乐的孤独、心酸相伴随的就是“走投无路”时的“鼻子发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③格非：《隐身衣》，第15、73、177页。这是一个脆弱的、缺乏行动能力的、孱弱的男人/儿子。或者说，也是八十年代所孕育的“个人”在新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自画像。

幸好，有“好事者”不甘心看到这种结尾，替“我”/作者找出了答案，一种“腹黑”版的《隐身衣》（“腹黑”一词来自日本动漫用语，通常指表面和善温和、内心却想着奸恶事情或有心计的人）：“其实毁容女就是玉芬，她雇了丁采臣帮她实施计划，目的就是与主人公重归于好。玉芬一定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后找到了丁采臣，她告诉丁采臣通过告诉蒋颂平他想购买一套顶级音响一定可以与主人公联系上，然后丁采臣消失，将主人公逼到绝境，主人公一定会找上门，玉芬的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得而知，但她了解自己的老公，她知道古典乐是他的最爱，她先是挽留他，然后又打电话再次建议他，当一切已成定局，她让丁采臣把余款打回给他，一切一切只是一个女人的阴谋！”①阿蓝：《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件隐身衣》，http：//book. douban.com/review/5447322/，2012年5月30日。

很显然，豆瓣上的网友借用了当下网络文学中已经流行六七年的“宫斗文”的叙事策略（如《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就是代表之作）把《隐身人》改写为“一个女人的阴谋”，而“我”不过是一个被算计“棋子”，可以想见，丁采臣、蒋颂平以及“我”的姐姐都是这盘“很大”的“棋局”中的环节或走卒。暂且不管严肃小说与网络文学之间的区别，如果说《隐身人》是一个谜面，那么“腹黑”版很像一个谜底。问题不在于玉芬为何会变成“最毒妇人心”，而在于这个自得其乐的“我”为何会陷入步步为营的牢笼之中。在这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生活在一个被高度理性化的算计所支配的世界中却浑然不觉。

音乐/声音的政治（阶级）学

这是一部关于音乐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音响装备的小说，正如小说的章节用采用音响和古典音乐的碟片名来组成。音乐/古典音乐不仅是一种个人爱好、收藏，而且还是“我”得以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的隐身衣、护身符或者襁褓之所。

小说中深情描述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晚上听自己心爱的音响煲出“至爱”的音乐时的“快感”：“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在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②格非：《隐身衣》，第16、104、66页。即使暂时寄居在有裂缝的房间里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当那熟悉的乐音在夜幕中被析离出来”、“我禁不住喉头哽咽，热泪盈眶”，③格非：《隐身衣》，第16、104、66页。还有在大款蒋颂平的地下室/视听室中所进行的如同祭祀般的音乐活动。尽管妻子玉芬抛弃“我”、姐姐把“我”扫地出门以及朋友蒋颂平（昔日的发小）也拒绝伸出援手，“我”依然可以自得其乐（或洋洋得意），这份蔑视或豁达在于“我”有着一颗被古典音乐所充盈/包裹的内心，这种对西方古典音乐的酷爱是“我”最大的象征/符号/文化/美学资本。于是，穿着“古典音乐”的“我”可以“睁一眼闭一只眼”、并“乐于从命”。

在这里，一种文化资本或趣味充当着阶级区隔的功能。这种文化身份让“我”只能看到、遭遇购买音箱或喜欢古典音乐的“同类”，不管是那些“我”看不上的知识分子，还是蒋颂平、丁采臣、牟其善，就连最后收留“我”的没有面孔的女人，也与“我”分享着相似的音乐趣味，所以即使姐姐费尽心机撮合“我”与侯美珠，“我”也不可能和一个唱《天路》的大舌头女人结婚（欣赏不同的音乐意味着不同的阶级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古典音乐”成为“我”的“隐身衣”或唯一的身份认同。不过，小说还通过音乐/声音来标识一种历史的禁锢或区隔。童年的“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通过自己修好的这台收音机，听到宋玉庆演唱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其中“这段《打败美帝野心狼》，仍是我唯一学会的京剧唱腔……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听着这段唱腔，忽然想到，如果父亲还在，如果他也能听见这段唱，知道我已经学会了修收音机，那该多好啊！想着想着，就一个人哭了起来。一阵凉风吹到我脸上，我心里忽然一松，那么多天来堵住我嗓子眼、压在我心上的石头，忽然不见了”。④格非：《隐身衣》，第16、104、66页。“我”通过学会修收音机以及学会收音机的这段“京剧唱腔”而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可是这种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现代京剧”在“我”成为古典音乐发烧友之后就再也没有想/响起过，哪怕是以怀旧的名义，这段声音也像沉默的父亲那样消失地无声无息了。

如果说这种古典音乐对“现代京剧”的压抑是一种历史的遗忘机制，那么这只听惯古典音乐的“耳朵”似乎对另一种声音也充耳不闻。在“我”遭受蒋颂平羞辱之后，“回到家中，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蒙头大睡”，“就这样，在附近工地上有节奏的打桩机的轰鸣声中，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1“工地”上的声音出现了，这种在当下急速城市化过程中最司空见惯的声音不过是伴“我”入睡的催眠曲。对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来说，工人阶级或群体的出现成为一种工业化时代的风景，而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来说，二点五亿人连“风景”也不是，只是一个“轰鸣声”。在这个意义上，“隐身衣”就像一个时代的“隐身术”/“障眼法”，让“我”拒绝听到沉默的父亲的心声、也无法听见“工地上”的“轰鸣声”。

也许，已经到了“我”应该考虑是否脱掉“隐身衣”的时候了；也许，“我”该找到父亲留下的收音机，再听一听“这段唱腔”；也许，“我”该醒过来，去听一听“有节奏的”轰鸣声。因为，这些与古典音乐不同的声音并非真的与“我”无关。

张慧瑜，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已出版《视觉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的主体呈现）、《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二〇〇八-二〇一二）》等。

①格非：《隐身衣》，第173-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