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月洲 沈 骑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210023;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美国语言冲突的制度化考察

潘月洲 沈 骑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210023;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语言冲突产生于语言利益的差异与对立。美国语言冲突的原因在于主导群体利用语言政策作为同化其他族裔、攫取物质利益和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工具,作为族群竞争的代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文章在介绍制度因素的基础上,利用斯科特的基于回报递增、基于承诺递增和基于日益客观化等三项制度化框架,分析美国语言冲突的制度化过程。

语言冲突,语言政策,制度因素,制度化

1.引言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语言种类纷繁多样,语言冲突与生俱来,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语言冲突的历史。世界各地由于语言冲突导致政局动荡、国家分裂不乏其例,然而,美国虽有语言冲突甚至是剧烈的语言冲突,却依然能保持政局稳定,个中原因值得深究,也值得借鉴。本文首先介绍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并介绍语言冲突的内涵和种类。其次,探讨美国语言冲突的历史、起因和模式,揭示美国主导群体利用英语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同化和控制其他族群、攫取经济利益等实质。最后,探讨了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中的制度化因素,以及三种制度化过程。

2.社会冲突及语言冲突

2.1 社会冲突及分类

社会冲突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课题。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科塞1989:前言)。科塞提出了社会冲突的两种重要起因:一是物质性起因,二是非物质性起因。前者指的是由于地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的冲突;后者指的是由于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冲突(侯钧生2010:209)。

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吸收、继承和发展了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冲突理论。他根据齐美尔关于“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论述,提出区分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科塞1989:35)。在现实性冲突中,冲突不是目的,只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也存在手段上的功能替代途径(同上:36),即冲突能被达到同样目标、实现相同功能的其它方法和途径所替代。例如,为了实现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目标,罢工只是一种手段,也可使用其它途径达到同样目标,这种冲突就是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是冲突一方为“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导致的冲突,冲突本身就是目的。例如,为泄私愤而致他人死亡或人身伤害,则是非现实性冲突(侯钧生2010:210;宋林飞1997)。

产生社会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在于利益的差异和对立,可以说,社会冲突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行为。一方面,利益会使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差别和对立。另一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会导致冲突。利益主体都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运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弱势主体力图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打破不平等的利益格局;优势主体则竭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继续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甚至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较量就产生了冲突行为,使得一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另一方利益主体构成直接威胁(何俊芳、周庆生2010:7)。个体之间、民族和种族之间以及政党之间的冲突都是利益的冲突。

2.2 语言冲突

语言冲突也是一种社会冲突,是由语言问题引发的社会群体、族群或共同体之间的冲突,包括由语言问题引发的争斗、战争,也包括言论上的争执、争端等不和谐的现象(同上:16)。具体表现为,在语言选择、语言文化传播、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对抗以至于企图消灭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存在而引发的冲突(同上:10),以及利用语言作为手段获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引起的冲突。按照上述冲突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非现实性语言冲突,把后者称为现实性语言冲突。

不同语言群体间语言利益的差别和对立是导致语言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何俊芳2009)。语言的地位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和程度都影响着语言利益。例如,国语或官方语言的选择会使被选择的语言获得广泛的应用,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也使说该语言的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获得巨大的“语言红利”。其它语言及其群体就会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不得不花大力气来学习官方语言。语言格局的变化会导致语言利益的变化,进而导致语言冲突的产生。例如,巴基斯坦建国后选择乌尔都语作为唯一的国语,大大提高了乌尔都语的社会地位和应用范围,使得包括东部孟加拉语在内的其它本土语言被边缘化。孟加拉人多次要求把孟加拉语也列为国语,但都遭到拒绝。这一举措导致讲乌尔都语的人与讲其它语言的人之间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双方都多次发动语言运动(官忠明2002),严重伤害了东西部的民族关系,最终导致国家分裂。这种冲突是由语言问题引起,若语言问题得到解决,冲突基本可以化解,这是一种非现实性的语言冲突。

现实性语言冲突的事例在世界范围内比比皆是。例如,波罗的海三国从前苏联独立后,开始在教育、金融、能源、公共交通、政府部门等领域排斥俄语和俄罗斯族人的影响,采用的方法是确认公民身份,“其中的一项手段就是语言测试”,“该考试包括听、说、读、写四个模块”(戴曼纯、刘润清2010)。许多俄罗斯族人因无法通过该考试而得不到公民身份,被迫放弃在上述领域里的工作,从而为这三国人腾出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公共媒体不断丑化俄语和俄罗斯人,把他们贬低为“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殖民者”(colonizer)和“苏联遗产”(Soviet legacy)(Pavlenko 2011)。这些举措引起当地俄族人和俄罗斯的极大愤慨。这种以语言为手段而谋求语言以外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我们称为现实性的语言冲突。

区分这两种冲突,对研究美国语言冲突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美国英裔移民势力把英语作为非现实性冲突手段和现实性冲突手段分别对待不同的族群。首先,把英语作为非现实性冲突手段对待来自西北欧的其他国家移民。例如,英裔移民在宾夕法尼亚对德裔后代、在路易斯安那对法裔后代、在纽约对荷兰裔后代开办的唯英语教育,目标是消解其他白人移民语言,防止其它语言势力超过英语,维护英语和盎格鲁文化的独尊地位。其次,把英语作为现实性冲突手段对待非白人族群。例如,白人势力利用唯英语政策来压制印第安各部落,丑化印第安人语言和文化,目的是为攫取印第安人土地寻找借口。在加州,政府利用唯英语政策和法律来剥夺被占墨西哥人的土地。当代唯英语和英语官化运动并不是为了提高少数族裔的英语水平,而是利用英语来同化移民、维护英语的独尊地位和白人的语言利益。所以,有学者指出,英语官化运动只具有象征意义(Citrinetal.1990)。

3.美国语言冲突的历史考察

美国的语言冲突始于殖民地时期的语言接触。美国的语言冲突是一种现实性冲突,或者说是仅仅把语言(英语)当做一种手段的冲突,是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借口;是英裔群体担心移民的大量涌入而使权力格局受到挑战,把语言作为同化其他种族的一种工具,成为种族压制的代理。

殖民者进入北美大陆后,一方面通过欺骗、武力等方式侵占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另一方面把印第安人描述成好战的、没有文化的、需要拯救的低劣民族。这些贬低性的话语成了他们武力攫取印第安人领土的合法理由和借口。内战结束后,印第安人抵抗白人向西扩张、侵占他们的土地。联邦当局把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归结为语言差异造成的,下决心消灭印第安人的语言,对他们的下一代实行唯英语教育,使他们统一使用英语,由此开始了“以毁灭原住民语言为目的、以唯英语教育为特征的语言教育”的先河(蔡永良2007:23)。在唯英语教育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绑架印第安少年儿童进行集中教育的“印第安寄宿学校”模式。

对待移民语言的态度经历了一些变化,其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德语的态度变化最为引人瞩目。德裔移民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为吸引德裔移民团体支持和参加独立运动,宾州对德语和德裔学校的德英双语教育采取宽容的、任其自由发展的态度。随着德裔移民的增加,富兰克林感到英语语言统一受到了威胁,开始在德裔居住区散发传单,表达对德裔人口增长的警觉,警告德裔不学英语会给殖民地带来混乱和不利之处。他还在提供宗教教育的外衣下,在德裔居住区开办英语语言学校。德裔居民开始对此挺有热情,但当这些“慈善学校”的同化目的被曝光后,他们拒绝送孩子到这些学校来上学(Crawford 2001:11)。Crawford认为,富兰克林代表的是有财产的英国人及其后裔,担心将来德裔会通过独占市场和政治偏袒从而获得优势。富兰克林是为自己谋利的商人,他开办印刷厂,出版美洲的第一份德语报纸和第一本德语圣经。只是因为德裔居住区引进了更高质量的德语印刷机,他在商业竞争中败北,才开始提防德语、贬低德裔。他称德裔为“来自莱茵河畔的乡巴佬”(Palatine Boors),指责德裔不愿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出资,会阻碍殖民地的发展。德裔对富兰克林的言论发动反击,1764年全体动员使他在殖民地大会选举中落败。后来,富兰克林改变了对德语和德裔的态度,支持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双语高等教育,也成功赢得德裔对联邦政府的支持。由此可见,语言政治由物质利益决定,语言是争夺政治、社会和经济独尊地位的最佳外衣。

语言本身不是美国社会冲突的主要来源。但从20世纪初美国化运动开始后,英语成为对国家忠诚和国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并被逐渐建构成为对国家忠诚和国民身份的象征。说英语的就是美国人,不说英语就是对美国不忠。西奥多·罗斯福就曾怀疑不说英语的移民对美国不忠诚,建议把学不会英语的移民遣送回原籍国(同上:21)。他说:“我们这里只有一种语言存在的空间,那就是英语;我们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忠诚,那就是对美国人民的忠诚”。在“爱国”和“忠诚”的大旗下,对德语的限制和禁止很快演变为对所有少数民族语种的敌视(Crawford 2001:8;蔡永良2007:188)。结果是大多数州实行已久的双语教育被强行终止,被唯英语教育所取代。

二战以后,尤其在60年代,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民权运动等政治因素和社会环境创造了有利于双语教育发展的条件。美国从唯英语教育开始转向双语教育。1968年,《双语教育法》在国会通过,为英语能力有限的少数族裔学生接受双语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美国政府只是把双语教育作为过渡性手段,重点资助“过渡性双语教育”项目,目的是同化少数族裔学龄儿童,使他们通过双语教育迅速有效地从母语过渡到英语(潘月洲2014:19)。

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英语成了美国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英语”组织等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美国大部分州推行“英语官方化运动”和“唯英语运动”。他们的目的有二:确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废除《双语教育法》,终止双语教育,实行“唯英语”教育(亨廷顿2010:122)。1986年加州以全民公决方式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1998年加州通过旨在结束双语教育的227提案,矛头直指西裔移民。

进入新世纪后,2002年美国通过《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该法有两大特点:实行统一的英语语言测试;实行问责制。另外,还规定对达不到年度进步目标的学校停止资助拨款。这样“客观上迫使学校忙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标准测试成绩”,无暇顾及双语教育,双语教育就此势微(潘月洲2014:19)。

美国几乎没有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但有全国性的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双语教育和唯英语教育是其中两种主要语言教育政策形式,二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同化,本质上都是同化少数族裔,维护英语的独尊和支配地位,是“强迫他们遵从盎格鲁-美利坚文化的基本要求”(亨廷顿2010:46)的语言政策的两种表达。

4.美国语言冲突的模式

4.1 引起语言冲突的因素

引起美国语言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其中人口结构与文化的变迁、基于语言的权利诉求以及对同化的态度改变是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引起对国家忠诚、身份认同和英语学习与使用的态度变化,使得支配群体倍感压力。支配群体感到财富、声望和权力分配受到挑战。亨廷顿(2010:前言)感叹说:“美国的国民认同在重要性和实质内容方面发生了变化。”但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发展和“政治正确”的原则,几乎无人敢发表种族主义的言论、制定种族主义的政策,于是语言就成了种族歧视、反移民的切入点和替罪羊。语言成了他们反击的代理。于是双语教学与移民语言在公共领域的应用就成为社会冲突的牺牲品。

美国在1965年通过新的移民法后,大量移民的涌入导致美国人口结构进一步异质化。移民的文化稀释了主流文化,加剧了语言冲突。少数族裔争取语言权利的斗争也加剧了语言冲突。西班牙语被认为从涉及语言的立法中得到的好处最多,因而最受敌视。因为西裔人口相对于其他族裔来说增速最快,唯英语运动支持者认为多数移民第一次说同一种语言——西班牙语。亨廷顿(2010:前言)担心西班牙语会成为美国的第二语言,害怕“美国社会中的拉美化倾向”。因此,大部分保护英语的行动针对西裔族群,西裔是唯英语支持者的主攻对象。

种族和民族同化的态度变化是美国语言冲突出现的另一个根源。20世纪中叶后,美国作为一个熔炉的观念受到了挑战。许多族群未能也不愿意达到完全同化。作为对民权运动的回应,美国社会和司法系统越来越重视公民权利和对少数族裔和个人的保护,这也引起白人团体的反对。许多美国人感到政治权力受到威胁,怨恨他们纳税却使得移民及其孩子受益。一些本土主义者组织发起英语官化运动,发起针对移民的社会服务进行限制的全民公决,制定和通过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州法律,等等。到2002年为止,已有26个州通过法律规定英语为州官方语言,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多。在教育领域、工作场所、投票场所和政府设施的其它领域,语言少数民族公民权屡受侵犯(Schmid 2001)。

4.2 美国语言冲突的历史模式

分析语言政治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强调语言政治和非语言因素的相互依存。美国语言冲突通常包括象征性的文化、宗教、种族、或国家认同等争斗,但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关于同化与多元化的不同理念、对英语官化、对“美国性”的真实含义的争论,在这些公开辩论的表面之下是争取社会和经济优势的斗争(Crawford 2001:10)。

美国对少数族群语言几乎没有一致性的政策,这是因为语言政策变化很大。从压制到限制、到宽容、到同化,取决于与支持该语言背后的势力的强弱。种族、族群性和同化等概念是建构起来的,思考这些概念时要根植在人口模式、政治生态、经济条件等物质现实中。例如,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移民不断增加和社区不断异质化的过程中,“双语主义”和“语言少数族群”等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又如,种族中心主义在十九世纪呈现不同的形式。现在已很少有人会想到挪威定居移民、契约华工、意大利纺织工人、新墨西哥牧童和拉科塔族战士,他们曾由于英语水平有限而被定义为同一个阶级。对这些族群的态度和政策,根据他们的人数、政治力量、经济地位、区域位置、土地所有权、军事实力、“种族”独特性以及其他特点,而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来看,唯英语运动背后的语言政治可分为两类:作为族群之间竞争的代理和作为社会控制机制。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歧视,既可作为保持某些族群优势地位的手段,又可作为维护统治精英霸权的一种工具。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特别是对西裔的恐惧症,通过语言限制主义的力量来维护主导群体的物质利益,其目的是使社会资源,尤其是不同形式的财富、声望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加以合法化。这种冲突可能是纯粹象征性的,但所涉及的利益是非常真实的:资源、权力和地位。第二类语言政治的功能是强化阶级支配、殖民统治或军事占领。这些包括在“使印第安人文明化”或“移民美国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语言压制(Crawford 2001:9)。总之,语言政治的起因、影响和思想的正当性各不相同,但它从来不具备独立支配美国历史的物质力量。

5.美国语言冲突的制度化

5.1 制度及制度要素

制度是社会互动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斯科特2010:56)。其中,“规制性”(regulative)要素、“规范性”(normative)要素和“文化-认知性”(cultural-cognitive)要素是制度的基础要素,构成制度的三大系统;而“活动与资源”是保证制度有效运行的人、物和具有奖惩作用的权力关系。

规制性系统的作用是制约、规制和调节行为,具体表现为规则、法律和奖惩措施等,其特征是强制,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等。规范性系统包括价值观和规范,具体表现为合格证明和资格承认等,其特征是规范。文化-认知系统包括“关于社会实在的性质的共同理解,以及建构意义的认知框架”,表现为共同信念和共同行动逻辑等,其特征是让人模仿(同上:58-65)。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中,规制性要素是有意识的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是无意识的要素;前者是合法地实施的要素,后者被视为当然的要素(同上:59)。

制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着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配,所以人们会竭力寻求能带来最大利益分配份额的制度规则。当出现实际利益冲突时,有权力优势的群体会在寻求分配优势的过程中制定社会制度,同时迫使他人遵守制度规则或限制他人选择。弱势群体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尊重制度规则,不管是否愿意都只能遵守(奈特2009)。

5.2 制度化及美国语言冲突制度化的机制

制度化是一种历时性过程,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行为向被普遍认可的模式的转化过程,是社会行为受制度制约向规范化、有序化的整合过程。其核心含义,一是指人类社会行为的定型化与模式化;二是社会行为受制度所制约。制度化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对某种行为的合理性进行价值判断;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提供规范(吴增基等2006)。

斯科特(2010)确认了基于回报递增、基于承诺递增、基于客观化的三种制度化观,也就是制度化的三种基础机制。下面以此为框架来探讨美国语言冲突制度化的机制和动因。

5.2.1 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

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化观点认为,存在一种路径选择,即如果坚持同样的方向,进一步选择就会得到奖赏;如果选择替代途径就要付出成本。该制度化观点强调的是物质激励的作用,如果某种行为按照一定的模式完成,行为人就得到奖赏;不按该种模式,就受到惩罚。这种制度观对行为者也有学习、模仿和促进效应作用。

在殖民地时期,白人殖民者丑化、贬低印第安人,说他们“野蛮无知”、处在“黑暗深渊里”,要用英语开化、“拯救他们罪恶的灵魂”,这一切都是抢占印第安人土地的借口,为野蛮掠夺寻找合理性。建国后,白人向西部扩张,跑马圈地,多次与印第安部族发生战争,强迫印第安人放弃肥沃的土地、把他们押送到贫瘠的“保留地”居住。这一切都是在让印第安人学习英语的幌子下、为攫取土地和财富而进行的侵略行为。为彻底消灭印第安语言和文化,美国政府有计划地实行针对印第安人子女的唯英语教育,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毁灭文化的教育”。

美墨战争后,美国强占了本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这里的墨西哥人成了被征服者。起初,墨西哥人占加州人口的绝大多数,白人统治阶层还能尊重墨西哥人,1849年的加州宪法也确认了西班牙语的权利。“淘金热”后,加州涌入大批白人淘金者,墨西哥裔人口渐渐变为少数,但加州大部分土地仍然掌握在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手中。1851年的加州土地法要求土地所有者用英语证明他们的所有权,无法证明的土地将被没收。这使得不会说英语的墨西哥裔被剥夺的土地高达1400万亩,其中有近40%被迫卖掉去付说英语的律师的律师费(Crawford 2001)。1855年,加州正式终止西班牙语教育。1878年,加州重订宪法,150名制宪代表中没有一个是墨西哥裔。从此,墨西哥裔在加州就失去发言权。

美国历史中的唯英语政策使白人群体攫取和获得了巨额财富、保证了其优势地位。从一次又一次的利益回报中,白人群体把唯英语做法加以制度化,并把它推广到就业、教育、公共事业等领域,以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回报、确保他们的优势地位不受挑战。唯英语政策的本质在于维护白人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和垄断地位,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美国主流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马戎(2004:82)指出:“在种族偏见和歧视的背后有两类动机在起作用:一是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自认为在遗传和生理上是‘优等族群’,而其它族群则是‘劣等民族’。二是希望保持本族群对资源的垄断,在‘社会分层’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白人群体的优势地位和种族歧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瑟罗曾推算出1960年白人因就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而获得的纯收益为150亿美元,并且明确指出白人因此不会心甘情愿地结束就业中的种种歧视政策的”(同上)。

5.2.2 基于承诺递增的制度化

研究规范性制度要素的学者们认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把价值观承诺或忠诚灌入到其运作机制或程序中,这样“组织通过体现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获得了一种‘人格结构’、一种特殊身份”(斯科特2010:28)。这里突出了承诺或忠诚机制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承诺的核心要素包括规范和价值观、结构与程序以及行动者。这种制度化观强调了身份的作用(同上:131)。具体来说,组织通过一套机制,把问题“我(们)是谁？在这种情景中我(们)的适当行为方式是什么？”制度化了,内化成行为者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形成了特定规范。

殖民地时期,英格兰殖民者就开始营造非英裔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英语教育成了他们“使印第安人文明化”的工具,他们“争取原住民的子女,教会他们英语和英国生活方式,开化原住民,让他们皈依基督教”(蔡永良2007:83)。由于英裔移民及后代占人口的主体,盎格鲁新教文化“规定了教育、语言、法律、福利和信仰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和核心文化。其他移民基本上来自西北欧,文化上和种族上接近英裔移民,移民很快融入美国社会。“统治者的期待就左右着进入的群体——移民、被征服者或被奴役者,他们都将遵从这种核心文化。”(麦格2007:126)这种假定在19世纪末的“美国化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逐渐被制度化,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一种规范,被称为“盎格鲁遵从”(Anglo-conformity)。建国后,英裔白人主流社会构建以盎格鲁-新教文化和美国信念为核心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国民身份认同,其中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义务、英式治理、新教价值观”等成分(亨廷顿2010:前言)。并以此作为规范和价值观来要求和同化其他族群和后来的移民,维持和确保了英裔白人的文化统治地位。

5.2.3 随着日益客观化而出现的制度化

思想观念、共同信念、价值观等要素经过日益客观化、习惯化或物质化而沉淀下来,成为外在于行为者的事实,并向第三方传递、扩散,成为社会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随着客观化日益增加的制度化观强调的是思想观念(信念、图式和各种预设)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回答了5.2.2部分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这些事情该如何被完成。”

从殖民地时期的“唯英语教育”、“语言一致”、“盎格鲁遵从”与“同化”,到“美国化”、“美国身份认同”与“熔炉论”,再到20世纪下半叶的双语教育、唯英语和英语官化运动,都体现了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用英语来同化异族的这一根本目的没有变化。说英语成为美国公民身份的当然要求和组成部分。唯英语和英语官化运动的支持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里是美国,请说英语”。英语作为同化工具经过长期的制度化已成了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

6.结语

社会冲突包括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两种。语言冲突是一种社会冲突,产生于冲突双方语言利益的差异和对立。语言冲突分为以语言为目标的冲突和以语言为手段的冲突,即非现实性语言冲突和现实性语言冲突。引起语言冲突的因素很多,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族裔的语言权利诉求以及他们对同化态度的改变等等,但主要原因是优势群体利用英语作为手段和工具来同化其他族裔和消解其他族裔语言、攫取经济利益和保持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与少数族裔之间的语言冲突。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意识形态中含有丰富的制度要素内容,通过“基于回报递增”、“基于承诺递增”和“日益客观化”三种制度化过程,英语日益成为同化工具和手段,其工具性作用被制度化成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语言冲突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语言冲突的制度化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有待挖掘,对其充分研究将有助于多语社会控制和减少语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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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诗玉)

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征文启事

暨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通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暨“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定于2014年12月13日～18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其中12月13日为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12月14日～18日召开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

论坛暨讲习班学术委员会主席:Geoffrey N.Leech院士

成员(按字母顺序):Y.GU (顾曰国)、Chu-ren HUANG(黄居仁)、Tony McEnery、Elena Semino

主办/承办委员会主席:胡开宝

首届论坛暨讲习班特邀主讲人(按字母顺序):

Dr.Vaclav Brezina (Lancaster Univ.)

Dr.Dana Gablasova (Lancaster Univ.)

Prof.Yueguo Gu (the Chinese Academy)

Prof.Kaibao H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Prof.Churen Huang (HKPU)

Prof.Elena Semino (Lancaster Univ.)

Prof.Jiajin Xu (BFSU)

Prof.Xunfeng Xu (HKPU)

Dr.Zhen Fengcha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

首届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论坛具体事宜:

1.论坛主题

(1) 语料库语言学基本理论研究

(2) 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

(3)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译学研究

(4) 多模态语料库研究

(5) 基于语料库的外语教学研究

2.论坛征文

(1) 论文摘要:中/英文，截止日期2014年10月31日，发至:hc520@sina.com.cn

(2) 论文录用通知:2014年11月15日

(3) 参会费用:普通与会者800元人民币(学生500元人民币)

(4) 报到时间:2014年12月12日

3.论坛工作语言:英语、普通话

诚邀同仁参与本届论坛，并宣读论文展示您的最新学术成果！

中英语料库语言学讲习班具体事宜:

1.学费(包括资料费):人民币2000元

2.付款方式:报到时(2014年12月13日)一次性支付，讲习班将出具正式收款凭证。

3.上课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外语楼

4.食宿:可帮助联系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5.报名方式:请于2014年11月13日之前将报名回执发送邮箱:hc520@sina.com.cn

潘月洲,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东南大学亚太语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电子邮箱:panyuezhou8@163.com。沈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战略与语言政策学。电子邮箱:shenqi928@hotmail.com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安全问题与语言规划研究”(编号12CYY016)资助。

H319

A

1674-8921-(2014)09-0042-06

10.3969/j.issn.1674-8921.2014.0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