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

1.引言

上世纪末我国译界就“是否应建立翻译学”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前旧话重提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作为一门学科，翻译学已经建立起来了”（韩子满2003）。在大讨论前后，除偶有质疑“构建形态单一、独立的纯翻译学体系可行性不大”（余东2002），研究者多着力于建构性地探索其出路和发展。有学者在新译学的广阔视野下综合考察中国传统译论：或提倡中西译论的交融互通（王宏印2008）；或倡导学科交叉以发掘译学新概念和新术语（方梦之2011）；或在原理基础上赋予传统译论演绎系统和逻辑推演，使其具有现代译论的明晰性（刘云虹、许钧2010）。也有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力倡从规定性转向描述性，将描写翻译学作为突破口（韩子满2003）。既然“翻译理论需要的是‘立'，不是‘破'，或者说‘破'中求‘立'”（刘宓庆2005：ⅹⅹⅳ），如何在“立”中建立基于系统描写和抽象概括的概念体系，需要上顾学科建设的宏观整体研究，下及基于实践分析的经验感性认识乃至客体自身属性及其运作规律与方式的理论理性认识。

外教社2012年出版的《翻译学理论多维视角探索》（下称《探索》）①是翻译学博士生导师曾利沙教授十余年研究集大成之作，致力于学科整体性研究，融合多门学科理论，探索翻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策略论、系统论等多维研究空间，拓展了译学研究范畴。对比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忽视宏观的整体研究，只注意论题的精而微，以求新出奇为至上追求，导致学科整体性研究很薄弱”（刘宓庆2005：289）的局限性，作者对译学理论系统发展的关注和识见尤为难得。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需具备三要素：对功能与目标的详尽阐述、对操作过程的描述与分析、对目标与操作过程关系的评判（Venuti 2000：4）。该著作所提的译学理论，功能和目标明确，以归纳与演绎兼顾、分析与综合并举、宏观阐述与微观实证互通、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研究方法对翻译操作过程进行定性概括和价值判断，并予以形式化表征，彰显译学研究的丰富内涵；其对学科体系建构的贡献在当前尤为难得。本研究将从该书的理论思想试窥翻译理论的融通、创新和发展。

2.融通理论资源，拓展跨学科多维研究空间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翻译研究大都基于其他学科理论，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分并不能否定后者的学科独立性，故不能因它整合相邻学科理论以分析翻译现象、解决翻译问题而否定翻译研究的学科独立性。对多学科理论资源的融通整合反而突显了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本质及其研究视角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哲学、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符号学、人类文化学、思维科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皆可为翻译研究提供养分，关键在于“借来的方法……能加深我们对自身研究的认识，而不是用翻译现象去佐证其他学科的观点”（许钧2012）。

《探索》融合艺术哲学、诠释学、现象学、美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概念，阐释了翻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策略论、系统论等多维研究空间的探索路径。如针对翻译研究绕不开的意义问题，作者从现象学吸收了有关意识活动的“视域”（horizon）理论②，提出视域论范畴，衍生一系列概念，用以描写译者心智运作特点和机制；传统的“语境”概念通过“参数”化的理论思想得到重释，它被视为是由N个潜在参数构成的集合，旨在说明文本的意义并非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重构过程，阐明了对文本意义生成的认识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关系-过程本体论（Whitehead 1979）。视域理论与参数两大范畴的融合，不仅使翻译心理机制研究有了可描述、可阐释、可印证、可操作性的理论方法，还通过此框架中的译例分析，引出主客互动的理论范畴及其可表征性理论方法问题，体现作者融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思路。再如针对翻译单位问题，作者从认知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篇语言学等角度评析他人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借鉴，提出相应的概念范畴，阐明翻译活动本质特征与规律；针对翻译研究的本体论问题，作者融通了艺术哲学、语用学、诠释学、接受美学、中国古典文论等理论资源，阐述原文缺省性与译文增生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艺术再现”与“艺术表现”的区别、古典诗词互文性解读阈限等问题，提出“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语境融合”理论框架，拓展了主体性理论研究范畴，概括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不同形态和动因。总之，《探索》在整合理论资源，运用跨学科多维视角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翻译学的中心地位及其独立学科性质。

翻译学理论的融通整合式发展路径多元并举或“多元范式并存的根本原因似在于研究者对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理论缺乏共识”（Pym 2010：4）。学界借鉴众多学科理论，恰恰证实翻译活动因受许多可变因素制约而具有复杂性。由此不难理解翻译学形成的过程为何如此缓慢，甚至研究潜力的独立性都遭质疑，因为“它必须通过研究大量的具体问题才能深入到一个复杂的课题。这在方法论上，往往引起举棋不定的情况出现，既不知该遵循什么样的研究模式，也不清楚要按什么样的顺序去研究”（Wilss 2001：12）。在目前阶段，要探讨翻译研究的本体论问题，研究者不仅应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化知识，还应掌握包括哲学在内的众多相邻相关学科理论知识与分析方法，“只有从多维度去审视、去描写文本的意义形态及其翻译过程中的运作方式与规律，才能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研究客体”（4）。

3.创新理论概念，拓展译学研究苑畴体系

学界惯于根据所借鉴的学科理论将形态纷繁杂呈的翻译理论细分为语言学派、文艺学派、跨文化交际学派等，各派曾标志着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何妨推陈出新，从学科自身体系建构出发，即从翻译学所属的经验科学之理论的层级性加以考察。“翻译理论从‘实'到‘虚'的层级为基础理论即方法论系统、中介理论即对策论系统、深层理论即认识论系统。……眼下西方最热衷也最擅长、基本上到此止步的是中介理论”（刘宓庆2005：ⅹⅹⅱ）。反观近二十年来专注于引进西方译论的国内学界，一则需戒除对西方种种系统的盲目崇拜，以兔限制我们在译学研究领域的自主创新；二则需发挥理论拓荒者筚路蓝缕的壮志豪情，创建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理论范畴。

翻译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和范畴建构需要新术语和新概念，因其具有“反映和摹写和规范客观现实的作用”，“从价值论角度看，这同时又是一个从现实中汲取理想而又促使理想化为现实的过程”（彭涟漪1999：34）。鉴于成熟学科有较完善的术语体系，《探索》在探讨文本意义生成机制，创新性地提出“视域理论”和“参数因子”理论概念，推衍出两大系列概念术语（如固化义、弹性意义载体、力场等；时间参数、处所参数、因果关系参数等），藉此使整个论述具有可描述性和可阐释性。作者还着力于范畴拓展和系统构建，拟构的翻译学核心理论范畴体系涵盖文本特征论、受众需求论、翻译目的论、翻译原则论、翻译标准论、宏观策略论、微观技巧论等范畴，形成了贯穿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系统论不同层次但相互联系印证的多维视角。冯契指出，“把握具体真理的思维形式是具体概念”（同上：22）。作者以其理论素养和前瞻意识，致力于理论概念创新，为进一步如何深化翻译研究谋篇布局。为加强理论的概括性、解释力和可推论性，《探索》将理论概说进一步抽象为形式化表征，这在国内翻译研究界尚不多见，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能揭示特定理论概念的本质，而且能为目前翻译界所呼吁的“翻译理论应重描写轻规定”的实现找到一条使二者结合的可行途径。

“译者面临翻译选择问题时，无不产生某种内化理论认识”（Pym 2010：1），译而无理论可依则失之于盲目，理论概念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概念体系及其研究范畴的建构和完善尤为亟待解决之议题。西方传统和现当代译论皆有不足，前者失之分散，后者失之偏狭③。中国传统译论“缺少层次的辨析、步骤的安排、次序的设计以及系统的布局，因此体系缺位成为不争之论”（蔡新乐2004：74）。故国内外译学界皆众说纷坛却莫衷一是，迄今未能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翻译理论体系。《探索》衍生和拓展出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理论概念和命题体系，在理论方法上启迪我们在学习模仿西方的同时如何锲而不舍地致力于译学理论的研究创新。

4.聚焦理论概念，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研究理论创新

翻译理论研究应与实践紧密结合，所用研究方法应多元化：或对传统译论加以条理化和明晰化，甚至进行命题转换；或在原理基础上赋予逻辑推演，“按照现代学术的理论逻辑组织方式，组织成一个现代的理论系统”（方梦之2011）；皆不应只推崇描述性研究而低估甚至忽视规定性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规定性与描述性研究方法非截然对立，二者可相容于理论和实践研究，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实践中总结出规律，上升为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此规定性研究离不开对实践的描述，其后衍生的理论概念又为更深入的描述提供描写和分析工具；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理论不能直接指导具体实践，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启迪译者并影响其翻译实践。倘在方法上完全仰赖描述性研究，沿用“将翻译放在译入语的文学、文化和社会体系中进行描写研究”（Hermans 2004：7）的思路，一则因其仅聚焦于文学翻译而缩小了翻译学研究范围，二则其研究实质与文学研究难以体现根本性的差别。

因研究对象不同，文学翻译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侧重点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翻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翻译实践的抽象概括和系统描写，……理论研究者应从应用理论角度，对翻译的实质进行切合实际的论证，并试图对语际转换过程中的每项“意义”的生成过程给予明确的科学界说，推导出参照性转换程序（52）。《探索》着眼于文本意义生成的关系-过程本体论，考察了文学翻译的主客互动机制：作者建构了主体性体系的多维范畴：主体目的策略论——主体意识形态论——主体价值论——主体个性特征论——主体能动论——主客互动论——主体结构论——主体间性论等，并重点剖析了主客互动性理论特征。此外，作者解释了译者基于客体内在规约性的能动性自主发挥。与Gutt（2004）在关联理论中提出的“心理构成”及van Dijk（2008）提出的“心智模式”相比，作者更注重从译者实际操作角度切入，从而更具客观实证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也为不同译者产生不同理解与表达这一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程序化推论。文本“阈限”理论及其衍生概念，为检验诠释是否过度提供了参考维度和分析工具，比Eco（1992）的“文本内在连贯性”概念更具可阐释性和可描写性，为微观语符层的艺术创造性阐释提供主客体、内外因综合考察的参照体系。在应用翻译研究领域，“……要总结规律，拥有自己的理论、原则和方法”（黄忠廉2012）。《探索》引入社会行为学与价值论，拓展了德国功能-目的论，提出原则范畴化建构，定性概括文本信息类型，提出其因受众主体目的-需求或翻译行为目的不同而赋予的不同价值度，进而从价值论和策略论双重角度，为译者主体提供富有参考价值的“信息突出”与“经济简明”策略原则。作者以现代学术的理论逻辑组织方式，始终在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理论范畴之下讨论应用翻译问题，包括目的-需求论原则→价值论原则→策略论原则辅助性准则→可操作性规则→技术理论论等，体现了多维视角的统一。

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发展之道在于拓展出新理论概念和命题体系，并在宏观阐述与微观实践的结合过程中，验证该体系对于翻译实践或现象的解释有效性。《探索》论述概念明晰、剖析精细，其推论的程序化、问题的定性化、描述的层次化令人印象深刻。在具体操作层面的研究方法上，《探索》可启发我们：（1）归纳-概括-演绎法的运用揭示了如何贯彻从下至上的研究思路；（2）范畴化的研究方法被用以建构翻译学与应用翻译研究核心理论体系、主体性理论研究范畴体系等，与作者此前的研究一脉相承（详见曾利沙2003，2005；杨洁、曾利沙2010），显示其学术理念的连贯性和系统性；（3）基于译例分析的抽象—具体、具体—抽象、层层推进的辩证逻辑论证法，展现了译学研究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4）整体结构分析法体现了作者“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实践理念，也反映了钱锺书（2001：328）有关文本意义解读的“阐释之循环”论说：要正确解读语篇意义，须得“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兔于偏枯”。钱氏所论对于意义辨析具有程序方法论意义，但停留在理论思想层面。《探索》之长在于建构可分析、可描述和可操作的理论框架，通过毫发剖析式论证说明局部语词对主题烘托或词际关联具有微观参照性，语篇/段主题对语词意义的把握、辨析和建构则具有宏观理据性。

5.几点不足

如上所述，该著理论特色显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目前趋势看，国内外翻译界的研究兴趣可归为两类：微观层关注存在于译者思维中的操作行为与心理依据，试图回答“为何如此”的问题；宏观层关注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各种因素，如客户需求、社会规范等（Chesterman 1997：46）。《探索》对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在内的“文本特征论”理论范畴的研究、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科学描述及系统理论阐释，及至为意义转换选择提供哲学理据的价值论研究范畴、以及关注实践主体的方法论和策略论研究范畴，显然已触及以上两类研究兴趣，也正因如此，该著具有统筹性，重在建构拓展研究范畴系统，从而小小缺憾无可避兔：一是整个范畴体系还有深入阐发的空间。比如目的论原则、价值论原则、策略论原则、辅助性准则、可操作性规则等相关理论范畴的内涵与外延可加以系统论证，其区别和联系也可进一步明晰，从而使读者能更清楚地把握和运用；二是对现代翻译学理论创新和对传统理论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方面没有给予专门论证。如“信、达、雅”、“神似”、“化境”、“异化”、“归化”、“等值”等译论与书中提出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再现、译者主体性、意义的动态建构等理念之间的学理性关系需要更清晰的论述，这也是读者十分期待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6.结语

翻译学理论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学界必须融通整合众相邻学科理论资源、创新理论概念、拓展译学研究范畴体系，并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运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解决翻译研究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种种问题，为翻译研究服务，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翻译的现象和本质”（穆雷2010：20）。《探索》立足于翻译本体跨学科研究，关注主体的意义给定行为、思维轨迹及形态，并构建了一套理论表征和概念化的操作理据，展现了全新的多维研究视角。它在理论、方法与实践方面融通相邻相关理论与方法，并加以改造、提升、建构、拓展成一套可分析、可阐释、可描写、可操作的具体概念化体系，经验感性和理论感性并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这种系统性的创新精神值得学习。

附注

①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②胡塞尔将认知主体对空间事物的感知体验结构区分为“内视域”与“外视域”，前者指隐含着所有那些可以从这个事物那里经验到的东西，后者指所有那些可以从一个在于其他客体发生联系的对象那里经验到的东西。《探索》作者将之分别对应翻译研究中文本的言内语境与言外语境参数的集合，参数即体验主体（译者）视点在文本意义感知参照体系中的锚定之物，或者说参数是视点在文本中的具体功能性体现，作者旨在以此作为解释语境化暂构意义的理据。

③Wilss（2001：11）反思西方传统译论时指出，过去几百年有关翻译的研究被称为一大堆互不协调的议论，尽管其中有着许多真知灼见，但始终未能融汇贯通，形成大家一致公认的在学科上站得住脚的翻译理论体系。刘宓庆（2005）对西方当代译论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其具有比较明显的“唯技术论”倾向，忽视宏观研究，不利于译学体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