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通法

（江南大学，无锡，213144）

1.引言

自从人类文明社会出现语言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也随之出现，由此，人们便将狭义范畴的翻译活动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说，对翻译的认识和研究亦一直伴随之，发展之。翻译作为一种人文历史行为，根据文献记载，中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皆享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前。周代就有掌管翻译事宜的官员“象胥”——《周礼·秋官》曰：“象胥掌蛮、夷、闵、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礼记·王制》亦有如是记载：五方之民，嗜欲不同、言语不通，欲通其志，东方曰寄、南方曰象、北方曰译、西方曰狄鞮。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翻译的最早记载，体现了儒家的“夷夏之辨”思想，即中国的道德礼仪文化优于异族文化的大国文化心态（参见陈福康2000：3）。西方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虽然中西很早就将狭义的翻译作为认识的对象，已意识到它与生俱来的特有属性，也出现过不少精辟深邃的论述，如孔子在《穀梁传·桓公二年》谈到翻译时曾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同上：5），以及而后出现的有关佛经翻译的认识等等，但这些论述皆呈散体构式，而有关翻译的认识属性与维度，历史上中外皆呈现某种感性的、单维的、静态的、简单化的、一元的终极性与构式。

翻译的属性认识作为知性体系构建的认识样态，即具有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知性构式，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人文现象。翻译研究的这种知性构式与认识属性，其实与哲学发展和认识构式与属性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哲学认识属性与知性构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反映和呈现。方先生2006年首先提出的“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充分反映了现当代哲学的认识属性和构式，可以说是现当代哲学有关本体论（Ontology）、知识论（本体论的悬置，关注现象、过程、描述诸维度，由一元趋向多元、由结构趋向解构、由中心趋向边缘、由外物转向人文）的认识属性和知性构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创化。说它是现当代哲学认识论的创化，一是“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坚守翻译本体论，关注翻译认识义理的规约性知性构式建构；一是汲取了复杂性哲学有关复杂性是世界的本质结论的学养，呈现了知识论描述性属性与多维度、动态开放性构式。

2.中西哲学认识属性与维度构式的历史演绎

西方哲学史上认识论曾经经历了两种属性和维度：一是摒弃和拨开现实世界和社会纷繁复杂现象，求索世界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根本，反映在科学上就是寻求自然界的简单构式和规律。这一现象与认识传承自苏格拉底前古希腊哲学以及苏格拉底后由柏拉图以降直至德国古典哲学：即世界的本质是简单的，事物的本质是唯一的，一切皆源于逻各斯，这是西方哲学认识上形而上学的传统；二是当世界进入现当代时，人们发现，讨论和求索世界的唯一本质和事物发展的唯一规律或法则是人类的一种奢望，人们变得更现实、更务实，不再好高骛远，开始将视角转向世界的现象，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开始将认识目标由本体论转向知识论，不过近现代哲学仍具有本体论的某种情结，没有彻底放弃对世界本质的求索。欧洲哲学思想存在对理性认识的崇拜，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自身的理性。虽然康德在18世纪就开始对由人构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知性本质质疑，他（1781年）说：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参见冯晓峰2010）。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的假设与立论，但康德提出了质疑：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能感知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主要特性，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它们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认为，如果颠倒一下，让事物向人们的认识看齐，那会如何？康德的这一思维方法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认为，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知性为自然立法，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当然康德只是提醒人们如何认识由人构建的形而上学的知性本质，揭示了自古希腊以后对理性认识——Logos本体论的认识缺陷。但是康德仍未放弃对世界本质的追求，提出了“物自体、物自在”的另类的Logos概念范畴和形而上学。

但是，人类社会跨进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从根本上放弃对世界“一”的终极性追求，开始关注事物的个别与具体，把世界的纷繁看作世纪的本质，如复杂性哲学首先对传统工具理性哲学发难，提出复杂性是什么的发问（吴彤2000）。20世纪70年代以前，复杂性是“无法认识”和“难以处理”的代名词。传统上一般认为，简单性被认为是世界自身的基本属性，复杂性则被认为是简单性世界属性的摹本，是简单性复合产物，是现象。复杂性传统上甚至被认为是认识主体运用简单性原则处理问题能力不足所致的结果。复杂性哲学认为：“复杂性”亦是这个世界的客观本质属性。复杂性既是人们认识能力不足造成的，又可以说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本质属性（同上）。可以说“复杂性”就是世界的本质属性，不是简单性的线性组合和现象，特别不仅仅是简单性的表现结果，理想的简单性世界倒更像是人类的幻象伴随之，出现了人文学科知性体系的万象争鸣、百花齐放，多元和解构“一”的认识样态成为西方乃至中国学术性的主流诗学样态。

在远古的中国，知性体系、认识属性和构式皆秉承和坚守“一”的认识样态，天的观念化本体在几千年的哲学文化中不断把一切起源和终极都聚合在天的本体中。从《易经》、《道德经》始直至宋明理学皆如是传承，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儒家的“天道与天命”命题与立论，魏晋玄学“有无之争”、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格物致知”，都是将立论基于“一”的构式上，求索“天地之道、人世常理、世界的本质”——即世界的简单化本性与构式。

然而，对这种由人构建的“一”范式知性体系的本质与构式，早在2500多年前，老子就进行过哲学的深邃思辨，提出“道可道，非常道”，“有”是万物之母，“无”乃天地之始，这些深邃的哲思已经揭示了由人构建的知性体系属性与构式和由人创造的知识理性的本质。老子的“根”、“静”、“命”可以理解为世界和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一”、人世间的义理也是“一”。老子在这里阐述了认识世界的两个维度——即两个世界：世界的存在本然是一极，由人认识的世界是一极，而这被人认识的世界是万象多样的。这与2500年以后西方复杂性哲学的认识样态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3.“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构式的认识识度

对于翻译的认识，翻译的知性认识属性、构式、维度与体系的形成与哲学对于世界和人的认识属性与样态生成、维度知性体系的发展与变易息息相关。可以说，翻译学的认识属性、构式、维度与知性体系的样态深受哲学精神的滋养。钱冠连（2007）先生曾比喻道：哲学是语言研究的营养钵，语言学就躺在哲学的摇篮里，换句话说，是哲学家编制的摇篮摇出了语言学。同理，哲学是翻译研究的营养钵，翻译学就躺在哲学家编制的摇篮里。在这方面，方先生的“一体三环”译学知性构式与体系典型地反映了哲学认识属性与知性构式，不过，方先生的译学体系既体现了哲学史历史阶段性的认识属性，但同时又超越了哲学史阶段性的认识属性、构式与维度，呈现出超越、整合的认识属性和知性构式。

3.1 翻译本体论的建构

方先生在《译学辞典》和“译学的一体三环”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体”的概念范畴既体现了中西哲学“一”的概念和内涵，又超越了哲学上“一”的范畴和内涵——即超越了哲学上本体论的范畴和内涵。哲学本体论的概念内涵严格意义上仅特指哲学史上研究某种超验实体的哲学理论，是存在论的一个子概念。作为一个哲学学科的“本体论”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开始形成的，包括柏拉图的“共相”（Universal）、“本体”（Noumenon）、“理式”（Idea），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ce）、“本体”（Entity）、“存在”（Being）等一系列真正的本体论概念。众多著作皆表达了本体论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现象界、超越有限世界，探索终极存在、终极原因、终极根据以及相关关系的哲学追求。由此，从一般意义上讲，本体论就是对世界或事物的本质（Being）属性（nature）的探索与追求，也可以说本体论是哲学或文化意义的核心实体，是凝聚其哲学和文化的本质、作用、价值、效益的轴心。没有这个核心本体，就不会产生其余的一切。比如“源泉”就是水的本体，“根”就是植物的本体，“灵魂”就是精神的本体。那么，翻译学的本体就是研究狭义翻译活动的本质、作用、价值、效益的意义轴心与实体。在这方面，方先生的译学思想体现如下方面：

第一，方先生坚守译学的知性体系建构，将狭义的翻译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范畴，作为译学研究的对象，并通过其认识论而得到对研究本体的定义、属性、本质、现象、标准、目标的认识，由此构建了研究翻译一切实在的最终本质的、但又涵盖知识论识度的现象与认识的知性体系构式。因此，方先生的“一体三环”中的“一”既是翻译研究的本体对象，具有整体的概念范畴，而其研究的维度和基于此构成的知性体系又呈开放动态的形态。基于此构建的翻译学本体论具有建构终极的认识属性，克服了九十年代译学研究中淡化本体论、甚至抛弃本体论的研究样式。众所皆知，没有本体如同没有母亲的孩子，这就是悖论。因为，作用是本体的外化，本体是作用的根据。中国古代以“道”为本体，“器”是作用。故翻译研究如果没有本体，就等于已经步入单一的方法论、知识论，就易于只关注个人经验识度或解构识度了。方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明确的认识论自觉意识，在他的译学知性体系中坚守“君子不器”的本然识度，坚守翻译研究与“道”而不流于“器”。正如方先生本人（2006）所说：“编纂译学词典是个错综复杂的事，要寻根访祖、追本溯源，把握历史的脉搏，掸去历史的尘埃，又要遍涉源流支脉、异科杂学，梳理现实的驳杂。”

第二，坚守译学研究本体论就是要体现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具有自己个性与特色的知性体系，所以方先生（同上）坚守译学之道，关注译学差异性的术语体系的构建：“翻开任何一本翻译史，直译意译、口译笔译、作者译者、源语译语、忠实通顺等术语扑面而来；到了近现代，可译性不可译性、欠额翻译超额翻译、重译复译、信达雅、化境、神似、三美、归化异化、翻译单位等本体概念不绝于耳；而在当代，伪翻译、厚翻译、元文本、杂合文本、拟作、隐形、诗学、赞助人、语料库等令人眼花缭乱。”

第三，方先生（同上）坚守译学本体论知性体系构建：“在译学本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的传统概念被淘汰了，或被边缘化了，但不少传统因子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些传统因子被外围学科所激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当然本体的壮大还有赖于外围学科直接注入新概念、新思想。”

3.2 翻译知识论属性、维度与构式

方先生所构建的“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充分体现了哲学中知识论的理性属性与认识范式。所谓翻译知识论又可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对翻译和翻译活动的义理、现象、过程以及翻译本体的内外要素、实施工具理性识度、或人文诗性识度（译者的地位、作用和文本阐发、作者、译者、译本、译本读者和文本外部各要素的互为关系等）、语言文本识度、文化识度或整体性识度的思辨、描述以及规定等的认识论道统（包通法2014：1）。翻译知识论的哲学基础应得益于经验理性认识观、诗意哲学认识观、复杂性哲学认识观和整体论认识观等，而“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的构建形态呈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诗学、主体性、新历史主义、殖民主义、建构主义等认识属性与范式。比如一环/内环（语言学识度）翻译认识就充分体现了经验理性认识观。按照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思维模式，人站在对象之外，对对象进行分析、演绎、归纳、总结和概括。被认识的客体总是外在于研究或认识者主体之外的东西。这种外在性、对象性的哲学观点在“一体三环”译学体系中主要表现在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义理的翻译观、术语体系、翻译标准等。这种翻译认识观将“人”排斥在翻译活动之外，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认识和维度研究翻译、实践翻译。“一体三环”译学结构主义认识构式体现在将语言作为翻译研究的抓手，运用语言研究在工具理性方面的认识义理阐释翻译是什么的问题，“翻译过程是一种语言转换过程，尽管在转换过程中还有别的因素。现代语言学为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从操作层面上讲更离不开语言学的指导。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是如此的贴近，它使翻译研究从经验和感悟向着科学研究跨出了第一步，语言学科自然成为紧贴本体的第一层面的外围学科，构成本体之外的第一环。”（方梦之2006）

“一体三环”译学体系还呈现复杂性哲学多维、描述性、解构性翻译识度与形态。复杂性哲学首先对传统工具理性哲学发难与解构，它承认复杂性是世界的基本属性的义理，这给关注与描述翻译过程所产生的多维、动态、去中心人文属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既然过去人们幻想的理想翻译已经不能概括整个后演化出的翻译现象世界，那么，关注翻译复杂性就是对翻译行为复杂性不可还原性属性的认同、凸显和超越。基于这种认识，原先那种把翻译视为简单化的认识和Logos规约性标准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去中心的多元标准和描述性研究。既然翻译知识体系是由人发明的（而非发现的），那它本身就具有可错性和可修正性，因而永远处在发展演化的行进之中，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体系。其命题的多样性、内涵和外延的多元性，认识的维度、视角的复杂性，目的方法的历史性和文化诗学性，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研究的终极性旨归只是翻译道统本身的需要和必要条件，是翻译研究所追求的“天道、恒道”，而翻译知识论的复杂性才是翻译知性论道统的基本属性。西方学者贝尔（Bell 2001：6）认为：“完全等值的理想是愚蠢、无聊的幻想，因为语言之间彼此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形式上就是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符号及语言符号的不同规则，同时这些形式具有不同意义。”从这一方面理解，“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体现了复杂性哲学的认识构式，是对翻译学知性体系做出的复杂性思考与描述。可以说，方先生所提出的翻译学知性体系具有知识论道统的范畴。

3.3 “三环”与“一体”的关系研究维度

译学本体与其它学科借鉴与利用的关系研究亦反映了《译学辞典》编纂者的学科知觉意识和良苦用心。译学本体与它者学科的地位和关系也是“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编纂者精心考量的维度，具有哲学的识度。方先生（2006）的“一体三环”译学知性体系的定位不仅反映了方先生对译学的整体性认识，把翻译研究定性为是一门开放性、综合性学科，更重要的是厘定了长期困扰译界的有关译学本体知性体系与其他学科的地位、关系，厘定了本体知性构式与基础学科、交叉学科、相关学科的亲疏远近关系和对译学研究的借鉴、发展与推动作用，厘定了现当代哲学识度观照下译学的识度、标准、范式与方法，使原来看上去无序、无有知性体系构建的译学理论构式与脉络一清二楚、一目了然。试想，没有深厚的哲学认识论功底和多年对译学的浸淫，是不可能达到如是之宏观把握、微观厘定的境界的。先生对相关学科与译学研究的识度构式有如下评述：

现代语言学催生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符号学促成了翻译的社会符号学派，哲学上的解构主义孕育出解构主义翻译观，交际翻译学派的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和社会语言学，女性主义翻译观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各有其理论支撑，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有文化学和政治学的动因和背景。（方梦之2006：1）

哲学研究的范式就是构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由于哲学思维的思辨性，哲学对翻译研究提供了最普遍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但是，哲学研究不能取代译学研究，哲学研究的范式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充当翻译研究的营养钵，而不是本体，其他学科对于翻译学的发展亦是如此。故当代哲学知识论的转向催生了人们认识或解释世界的多元化，开始重新认识人的工具理性，承认人自身的不足与缺陷。“人不是在翻译问题的外部，而是成为翻译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同上），故在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在民族主义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后殖民主义的翻译观；在人本主义推动下就出现了翻译主体性认识观；思维科学和心理学的借鉴是翻译研究转向译者的心理过程，催生出翻译思维学，并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阐释翻译心理活动、心理定势、译者个性、心理结构的比较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它们对于翻译学研究只是“用”，不是“体”。方先生的“一体三环”译学充分揭示了这样一种“体”与“用”的关系与地位，既有主次关系，又有亲疏关系。

4.结语

可以说，方先生的“一体三环”译学思想具有如下五个方面开拓性的贡献：第一，很好地回答了学界关于翻译学是否存在的质疑与挑战。既把翻译活动与概念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又基于此构建了本体论的关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构建，这些构建了翻译学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将翻译学视为学术泡沫虽然不好说是无知指责，但至少说无端指责。第二，将对翻译的感性与理性认识加以知性的整合而构建成富有历时性构式与样态的知性体系。第三，理清了翻译研究纷繁复杂、杂乱庞杂、无序凌乱碎片化的知性现象。第四，厘定了翻译研究中翻译本体与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地位与关系。第五，阐述了翻译本体论、翻译认识论与方法论知性构式与其他相关学科知性学养的借鉴、利用、整合、圆融化生的关系，以翻译研究为本体，其它学科义理为借用或器用，翻译研究与知性体系在构式上静态与动态相切，跳出线性的思维，进而由平面思维向立体综合思维转换，呈现了既有终极性、又有知识论构式的动态开放式知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