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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母性诗歌

2014-03-29胡梅红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母性普拉斯隐喻

胡梅红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女性诗人之一,自传体小说《钟形罩》(The Bell Jar,1962)的作者;1981年出版的《普拉斯全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by Sylvia Plath)①《普拉斯全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by Sylvia Plath)由诗人丈夫、英国桂冠诗人忒德·休斯(Ted Hushes)编辑,本文所引诗歌均为笔者译自美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于2008年推出的现代永恒经典版。引文后括号中为所引诗歌英文诗名及所在页码,下文不再一一注明。为她赢得了1982年的普利策诗歌奖,使她成为离世后荣获此奖的唯一诗人。普拉斯后来在伦敦公寓饮气自杀,再加上她著名的诗句:“死/是一种艺术,就像其它任何事。/我可以做得格外精彩。”(Lady Lazarus,245)这使其成为公认的“自杀诗人”。普拉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自白派”诗人,她的诗充满激情,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正如她的老师、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在《艾丽尔》前言中所言:“这些诗歌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个人的,自白的,感受到的,而且由受控制的幻觉来感受,高烧中的自传体。”[1]viii“我/就是那箭//…冲进那红色的//眼,早晨的大火炉”(Ari⁃el,240)、“诗是血的喷涌,/根本无法停止”(Kindness,270)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佳句名篇。

普拉斯生活的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女性诗人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和压力的双重困境。因为‘女子’和‘诗人’这些词语意指对立和矛盾的品质和角色。”[2]1普拉斯是英国桂冠诗人忒特·休斯(Ted Hughes)的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扮演这双重家庭角色的同时,她还是一个诗人,她的想象力和创作激情使她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诗歌创作,即使在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诗歌创作依然是诗人“最深切关注之事,也是最持久的迷恋”[3]87,所以普拉斯面临的实际情形是“三重困境”。作为母亲诗人,儿女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创作对象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而婴儿的出生与诗歌创作、母亲的生育力与诗人的创作力之间的隐喻关系也一直是普拉斯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局限于诗人之“自白派”之传统定位,忽略了普拉斯诗歌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母性诗歌系列”(motherhood poem sequence),忽视了普拉斯对母性的深切关注与独特表现。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认为:“通过歌颂母性,普拉斯实际上开创了20世纪中后期女性的重要流派,我们称之为‘母亲诗人’”。[4]305普拉斯的“母性诗歌系列”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她自己的儿女为创作对象和创作灵感来源的诗歌,代表诗作有《晨歌》(Morn⁃ing Song,156-157)、《尼克和烛台》(Nick and the Can⁃dlestick,240-241)、《夜 间 舞 蹈》(The Night Dances,249-250);第二部分,注重思考和探索母性体验与创作力之间关系的诗歌,代表诗作有《隐喻》(Metaphors,116)和广播诗剧《三个女人:一首关于三种声音的诗》(Three Women:A Poem for Three Voices,176-187)。

一、以儿女为创作对象和创作灵感来源的诗歌

诗人在养育两个孩子的同时,“用她生活中的元素作为意象和主题发展的开始”[5]15,她的两个孩子自然也就成了她诗歌创作的源泉和主题。普拉斯以自己的儿女为对象和灵感来源而创作的诗歌,主要包括收录在后期诗集《渡过水域》(Crossing the Water,1971)[6]中的诗歌《蜡烛》(Candles)和《隐喻》(Meta⁃phors),收录在《冬树》(Winter Trees,1972)[7]中的诗歌《孩子》(Child)和《烛光中》(By Candlelight)等。代表普拉斯诗歌创作顶峰成就的是后期诗集《艾丽尔:修复版》(Ariel:The Restored Edition,2004)[8]收录的诗歌《你是》(You’re)、《晨歌》、《尼克和烛台》、《夜间舞蹈》等。作为母亲诗人,普拉斯非常热爱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们拥有“茁壮成长、自然的自发性和新鲜活力”,他们同时也是纯洁的象征,正如《孩子》首句“你清纯的眼睛是唯一绝对美丽的事物”(Child,265)所描写的那样,成人世界的恐惧、堕落、虚假和敌意还没有破坏“孩子们意识的透明清晰”。[5]116

《晨歌》是诗集《艾丽尔》的第一首诗,这首“欢愉的诗”[9]175写于诗人女儿弗丽达·休斯(Frieda Hughes)出生后10个月的1961年2月。《晨歌》全诗由七节三行诗组成,描写了“一位母亲逐渐与新生女婴建立情感纽带”[10]161的过程。《晨歌》以明喻开始,“爱将你送来像胖呼呼的金表”,诗人赞美这新生命的到来,将女儿比作“胖呼呼的金表”、“新雕像”;但是刚脱离了母体的婴儿,又让母亲产生了某些陌生感,初为人母的诗人感觉“茫然似墙”:“我不比云更像你的母亲/云朵凝成一面镜子映出它自己/缓慢地消失在风之手。”诗人接着连用两个隐喻描写婴儿的呼吸:“整个晚上你小蛾虫的呼吸/在扁平的粉色玫瑰中颤动。我醒来倾听:/远方的海涌向我的耳边。”婴儿的轻细呼吸就像“小蛾虫的呼吸”一样,但对于特别敏感又惊醒的母亲而言,却是“远方的海涌向我的耳边”,这两个隐喻生动细腻地传达出母亲对新生婴儿的爱恋和情感联结。因而半夜只要婴儿一声哭喊,母亲即刻会从床上爬起,双乳充盈地为婴儿哺乳。诗的最后两节生动地描写了女儿呀呀学语的优美声音,此处用两个明喻“猫似的洁净”和“像气球般地升起”:“你的嘴开启,猫似的洁净。那窗户的方形/变白并吞没阴暗的星星。现在你尝试/一连串的音符/清晰的元音像气球般地升起。”当婴儿从开始只会“一声哭喊”成长至可以发出“一连串的音符/清晰的元音”(The Morning Song,156-157)时,母亲与新生儿之间的疏远和陌生感终于淡化,母爱由此确立。

1962年12月,英国BBC广播公司邀请普拉斯朗诵其最新的8首诗作,《尼克和烛台》就是其中一首,“尼克”是指普拉斯的儿子尼可拉斯·休斯(Nicholas Hughes),这首诗写于诗人与丈夫分居后的1962年10月,诗人带着两个孩子独自居住在英国德文郡。普拉斯为这首诗写下了这样的评论:“在‘尼克和烛台’一诗中,一位母亲借着烛光喂养她的男婴,她发现他身上的一种美,这种美她也曾拥有过,同时这种美不可能避开世界上的罪恶。”[8]197整首诗的结构非常紧密,隐喻意义错综复杂,视觉意象丰富。这首诗以诗行“那蜡烛/吞食并遮盖它小小的火焰,/黄色的火跳跃着”(Nick and the Candlestick,241)为界,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诗的语调是阴沉的,视觉意象以白色为主,冰冷且带有敌意;诗的下半部分由于婴儿的出现开始变得明亮,意象变得温暖。

《尼克和烛台》也以新奇的隐喻开始,叙说者母亲将自己比作“矿工”,手持蜡烛走进冰冷的“老洞穴”——婴儿的房间:“我是矿工。烛光闪烁着蓝色。/蜡色的钟乳石/滴下并凝固,似泪/泥质的子宫/从死亡的厌倦中渗出。”白色是主色调:“即使蝾螈也是白色,//那是神圣的约瑟夫。/是啊,鱼,还是鱼—/耶稣!”诗的第二部分,白色转为暖色,语调开始轻快,气氛稍为明朗,叙说者在较为温暖的“黄色”烛光中注视熟睡中的婴儿,像“矿工”发现“红宝石”一样,母亲发现了婴儿的双腿交叉的睡姿——世界上最纯洁的新生命的可爱姿态。在普拉斯后期诗歌中,“红色总是代表生命力量的温暖和美丽”。[5]118婴儿最纯洁的睡姿“交叉姿势”又包含耶稣受难时背负的十字架的双重联想。至此,诗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啊胎儿/记忆中的,甚至在睡眠里,/你的交叉姿势。/鲜血涌出纯洁//是你,红宝石。”虽说婴儿的房间铺满“玫瑰”和“柔软的毯子”,但是世界上的罪恶“水银炸弹”还可能掉入可怕的井中,婴儿和母亲还是无法从隐藏的洞穴中逃出。但是,诗中的婴儿是可以依靠的坚实实体,因为“你是马厩里的婴儿”。诗的结尾到达第二次高潮:“你是唯一/所以空间里的坚实倚靠,令人羡慕。/你是马厩里的婴儿。”(Nick and the Candlestick,240-242)“马厩里的婴儿”既是隐喻又是《圣经》典故,诗人把自己的婴儿比作“马厩里的婴儿”,对这个理想化的婴儿充满了坚定信念。“整首诗在恐怖和普拉斯内心的欢乐之间获得了美丽的平衡。”[11]203在经历婚变后,诗人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生活,日子异常的艰难,诗人将生活的希望与信念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因为新生命体现了美丽、纯洁、温暖;特别是诗人将儿子比作“马厩里的婴儿”,给予了他宗教般的信赖,体现了母亲对儿子无私的爱和坚定的信心。母亲对儿子的爱还体现在母亲担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威胁——“水银炸弹”,母亲希望儿子能够成长为这个世界的坚实依靠,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的暴力和战争威胁。

普拉斯“最美丽的抒情诗之一”[12]94《夜间舞蹈》创作于1962年的11月,描写了母亲在夜间观察婴儿睡眠中任意的“舞蹈”动作。诗的第一句是新奇的隐喻,“一个微笑落入草丛”,诗人用它比作婴儿的夜间舞蹈,因为两者都是短暂的、不可复现的:“一个微笑落入草丛。/不可收回!//你的夜舞又将如何/丢了自身。在数学里?”接着,诗人把婴儿睡眠散发出的“轻微呼吸”和“气息”比作“湿透的青草”和“百合”:“……那马蹄莲”。//还有虎纹百合,正美饰它自己——/斑点,还有热烈的花瓣舒展。”百合花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纯洁美丽,同时也很脆弱。接着,诗人又把婴儿在夜间的“舞姿”比作“彗星”“穿越空间”的运动——彗星穿越时空,若是受到太阳热量的影响,彗星外表层的冰块会融化并向四处飞散:“所以你的舞姿一片片剥落——//温暖而富人情味。”然而,“天堂黑色的种种失忆”与“孩子的舞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舞姿像雪片一样飘落的行星,美妙而易逝,“触摸着并且溶化/无处可寻。”(The Night Dances,249-250)诗人一方面赞美婴儿夜间舞蹈之可爱与美妙,一方面又担心宇宙世界潜在的敌对力量会摧毁孩子的娇嫩和纯真,拳拳母爱溢于言表。

诗人在创作这两首充满母爱的诗歌之时,正处于婚变之后的艰难时期,而此时也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时期,因此,此诗既暗示了来自个人的婚姻家庭破裂的危机和担忧,也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原子弹的威胁,诗人迫切希望自己的儿子“既可以存活,又可以成为别人的救世主。”[13]55这里,诗人不仅对新生命充满了热爱和希望,也表达了对新生命成长的外部环境的担忧。从这个意义上讲,普拉斯不仅仅是母亲诗人,同时还是“深刻的政治诗人”。[14]219“正是普拉斯诗歌的非私人化才会深刻而清楚地记录生活在历史中的经历。普拉斯的诗歌中私人与公共间是没有差距的。”[14]202在以自己儿女为创作对象和创作灵感来源的母性诗歌中,普拉斯既表达对儿女的热爱与期待,也暗示了自身的处境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担忧,她认为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是孩子的纯洁,她“视婴儿和孩子作为力量和生气勃勃的代表,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5]116

二、思考和探索母性体验与创作力之间关系的诗歌

在普拉斯“母性诗歌系列”中,对母性体验与创作力之间关系的思考和探索最为典型的有两首诗:早期诗作《隐喻》(Metaphors,1959)和后期广播诗剧《三个女人:一首关于三种声音的诗》(Three Women:A Poem for Three Voices,1962)。

《隐喻》是普拉斯著名的音节诗(syllabic verse),英文诗名“Metaphors”由九个字母构成,全诗只有简短的九行,每一行有九个音节(只有第八行是八个音节),整首诗用了九个隐喻,普拉斯用这种巧妙的形式构思暗示女子怀胎九月孕育胎儿的历程。《隐喻》全诗汉译如下:

我是九个音节的谜语,

一头大象,一所笨重的房子,

一只瓜在两根卷须上滚动。

啊,红色的果肉,象牙,优质木材!

这面包由于发酵而膨胀着。

鼓鼓的钱包装着新铸造的钱。

我是一种手段,一个阶段,身怀小牛的母牛。

我已经吃了一袋青苹果,

登上了无法下车的火车。(Metaphors,116)

诗第一句就是隐喻,怀孕女子直接用第一人称宣布“我是九个音节的谜语”,第二行至第四行,诗人用一系列隐喻和精巧构思的意象来描写怀孕女子的身体外形。诗人描写女子怀孕后期,其庞大身躯就像“一头大象”、“一所笨重的房子”、“一只瓜在两根卷须上滚动”;腹中的胎儿是“红色的果肉,象牙,优质木材”,这第四行又与前两行构成“部分与全部”的关系,即诗人用了提喻,“红色的果肉”、“象牙”、“优质木材”分别是“瓜”、“大象”和“房子”最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表明对怀孕女子而言最珍贵的就是婴儿的诞生。第五行和第六行,诗人又用“发酵的面包”和“鼓鼓的钱包”来比喻怀孕女子身体之庞大。最后三行诗诗人描写怀孕女子的内心感受,诗人在第七行诗中将女子怀孕生养孩子比喻成“一种手段”、做母亲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第八行诗“我已吃了一袋青苹果”(I’ve eaten a bag of green apples.)却只有八个音节,在这首形式完美的音节诗中,诗人借第八行诗的“瑕疵”来提醒读者此句的双重意义。首先,“吃了一袋青苹果”为《圣经》典故,夏娃偷吃了“青苹果”,即“未成熟的苹果”(green apples),可理解为“时机未成熟”;其次,吃不成熟的青苹果和怀孕的感受是一样的,都会引起身体的不舒服。最后两行诗,诗人用隐喻暗示了女子一旦怀孕,不仅要承受身体、心理的种种不适,而且随着孩子的出生,母亲将投入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来照看孩子,这样孕妇就无法中途摆脱做母亲的角色,正如“登上了无法下车的火车。”

创作《隐喻》时,普拉斯正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弗丽达·休斯。普拉斯短暂的一生一直想同时做完美的母亲和创作丰富的诗人,对于诗人来说,新生命的孕育会直接触发其诗歌创作的灵感。然而,现实有时并不能如人所愿,《隐喻》的结尾暗示了诗人的某种挣扎与痛苦,尽管婴儿与母亲身份给诗人带来全新的人生体验与创作灵感,但母亲身份与诗人角色的矛盾与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诗人显然不甘于只做孩子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并极有创作天赋的普拉斯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处于传统女性角色与女性诗人角色之间的挣扎中,一直面临着“作为传统的墨守成规的女人与想象力的颠覆作用所构成的直接冲突。”[15]133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诗人和评论家艾德里安娜·利奇(Adrienne Rich)结婚生育后也有同感:“婚后我很少写作,一部分因为疲惫不堪,那种妇女因压抑愤怒、无法了解自己而感到的疲惫;一部分因为妇女生活的不连贯性,留心琐碎的家务,做一些别人不干的工作,应付小孩无止境的要求。”[15]132利奇在普拉斯去世的同一年出版了长诗《一个媳妇的快照》(Snapshots of a Daughter-in-Law,1963),她自己承认“没有勇气抛弃权威,甚至不敢用代词‘我’——诗中的女人总是‘她’”;但利奇完成了这首诗的创作,对自己疲惫和压抑的愤怒“确实是极大的释放”。[15]134

《三个女人:一首关于三种声音的诗》(下文简称《三个女人》)是普拉斯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广播诗剧,它“颂扬了母性作为女性独特的经历”[12]128,反映了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特有的母性体验以及必须承受的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揭示了母性体验与创作力之间的紧密关系。《三个女人》写于1962年的3月,此时普拉斯一家已经移居英国乡村德文郡,诗人刚刚经历了一次流产和第二次生育,她既要艰难地适应当地的生活,又要照看一双儿女,照料家务,同时还要把诗歌创作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在《三个女人》中,诗人并没有给她们以明确的身份,只是称呼她们为“第一种声音”、“第二种声音”和“第三种声音”。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三种声音分别代表“妻子”、“秘书”和“年轻女学生”,“妻子”生下健康男婴;“秘书”习惯性流产,几乎失去了生育能力;“年轻女学生”未婚先孕,不得已将新生女婴送给别人抚养。

诗剧采用戏剧独白的方式,三位女性交替叙说自己的故事,但相互之间没有对话。代表“第一种声音”的母亲刚经历了分娩时身体的剧痛和精神的考验:“我完成了一项工作。……/我是暴行的中心。/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悲伤,我做母亲必须承受?”(Three Women,180)接着母亲开始焦虑和担心,生下新生命就是把孩子带入充满痛苦、恐惧和混乱的世界里,而母亲是他的唯一保护者,母亲是一堵挡风墙,围护她新生的孩子和绿色的房子。第一节诗中出现的月亮隐喻不仅与女性的生育力相连,还与女性创作能力联系在一起。普拉斯通过“第一种声音”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是:一方面,女性通过生养孩子来实现自己的创造力,正如苏珊·格巴指出:“对妇女来说,生孩子也许是发挥创造力较为主动的方式”[9]175,但同时又会陷入疲惫不堪和琐碎的家务中;另一方面,普拉斯将生养孩子比作诗歌创作,生下健康的孩子等于完成诗歌创作,但诗人会担心自己的作品在文学界是否被肯定接受,并以此来确立自己母亲诗人的身份和地位。对于母亲诗人普拉斯而言,女性生育与女性创作力是有内在联系的,“书写是精神的生育,生育是肉体的书写,两者都是普拉斯借以定义主体身份的最直接、最原初的本土性因素。”[16]28

以“第二种声音”叙说的女子,她在孩子出生前就失去了它,并饱受流产之痛苦。没有成功生养孩子,女性就失去了性别意义及其在父权社会中的社会功能:“我视自己为影子,/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Three Women,182)而对此,办公室里的男人们是漠不关心的,就连她的丈夫在家也是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书,对她的痛苦无法体会。办公室机械式的工作、整洁未变的外表只是掩饰了她内心正在经历的痛苦,流产这种经历对于她而言是“一种剥夺”,更像是“一次死亡”。普拉斯在诗剧中刻画了不能生育的女子代表,因为不能生育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其女性身份与地位的失落,而对于诗人来讲,则相当于想象力的枯萎、创作能力的丧失。

以“第三种声音”叙说的是一个毫无准备却要面临怀孕生育的年轻女学生:“我记起白色、冰冷的翅膀//然后是硕大的天鹅,它可怕的神色,/正向我逼近,像城堡,从河流的上空。/一条蛇在天鹅间。/他滑向一侧;眼睛满是黑暗的意图。”①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的诗歌《利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描写了少女遭受天鹅袭击怀孕的故事,普拉斯的诗歌创作颇受叶芝的影响。(Three Women,178)诗人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女学生遭受侵害而怀孕:“白天鹅”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的化身,“蛇”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思想准备而怀孕的女学生却要忍受分娩和失去孩子的双重痛苦,她非常害怕:“我是突然地如此脆弱,/我是走出医院的一个伤口。/我是他们撒手不管的伤口。”(Three Women,184)。诗人通过塑造这个“早熟怀孕”女学生的形象来说明自己作为诗人必须摆脱“诗歌教父们”对自己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在诗歌创作的成熟期,找到自己的诗学声音,形成自己的风格。

三、结 语

作为母亲诗人的普拉斯,养育孩子与诗歌创作在诗人的生活中同样重要,正如诗人在《仁慈》结尾所描写的那样:“诗是血的喷涌,/根本无法停止。/你交给我两个孩子,两朵玫瑰。”(Kindness,290)诗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努力协调慈爱甜蜜的母亲和创作灵感“如血喷涌”的诗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母亲诗人,孕育婴儿与诗歌创作、母亲的生育力与诗人的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普拉斯诗歌创作中非常重要的隐喻之一,“婴儿隐喻”对于普拉斯来说,“暗示了一种新生命的诞生:自己摆脱背叛婚姻后的新生命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诗人诗歌创作的新阶段。”[17]45普拉斯写于1962年题为《语境》的散文中,谈到了当时美国大企业与军队的相互勾结以及它们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间接的影响”,她这样评论自己的诗:“我的诗不是关于广岛,而是有关一个孩子在黑暗中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形成自己。”[18]92诗人的“这个孩子”就是她辛苦孕育的诗歌,以及自己以创作诗歌为生涯的新生命。普拉斯的“诗在飞翔,纯洁,如同新生婴儿。”[19]260通过创作这些母性诗歌,诗人确定了自己作为母亲诗人的身份,并实现了人生中的自我转变,从自身的“三重困境”中走出。在这些母性诗歌中,“普拉斯成熟的女性身体作为诗歌创作的直接主题进入了她的艺术”[5]161,并最终在后期诗集《艾丽尔:修复版》中找到了自己的诗学声音,使自己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并到达顶峰,成为美国文学中的经典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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