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红忠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 言

作为中国近代时期的重要金融机构之一，有关山西票号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仍然呈现出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考证远远重于对其理论的分析；二是对其兴盛状况的描述远远多于对其衰落成因的探讨。传统观点认为，山西票号在清末时期的极盛主要得益于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通过承汇与存放官款、代理国库与省库而获得大量利润；而各种官办银行的出现，清政府的垮台则使山西票号失去了依托，出现了“清亡票号亡”的局面。这种论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为一些学者所强调或坚持。最近的一些研究虽然将山西票号的内部经营管理和制度机制纳入了分析视野，探讨了山西票号为何会错失向近代银行转型的历史机遇；但其结论主要是把原因结于票商群体自身的保守性，认为：山西票号不能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开拓新的活动区域与经营项目（工业投资等），以及培养新的人才；①参见王明星：《山西商人走向衰败的原因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者因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和不适应，而未能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②参见刘可为：《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管理世界》，1997年第4期；孔祥毅：《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政府因素对于票号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