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文强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巫文强

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与正确方向及初衷背离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逐渐式微的内因，这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以及使之再成为主流的关键。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对自身的理论自觉进行反思，不断强化责任意识、阵地意识、践行意识、文本意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关键在于能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自觉；理论自信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定位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主流地位的弱化

多数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会记得刘国光先生在2005年7月15日的一个内部谈话稿，即后来发表在《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刘国光先生在这个内部谈话中说：“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刘国光先生此番讲话在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家独大的中国经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利用媒体优势、学术阵地（主要是期刊）优势和在高校拥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向刘国光发起攻击。在这个事件中，媒体、学术期刊及高校经济学、商学、管理学的许多教师和学生向着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①关于这一点，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家有不同看法，其中就包括程恩富教授。程恩富教授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还是有阵地的，不少高校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没有足够自信的。这其中除了因学术阵地、媒体话语权几乎一边倒地向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表达困难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基础被解构、研究队伍涣散、学术话语权旁落，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学术界也曾开展过几次不碰面的大讨论，双方火力之猛、言语之激烈，堪称中国学术史之最。但由于各自均在自己的圈子内发声，因此未能使强弱对比的形势得到改观。所以，这里的“几乎一边倒”，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斗争”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获胜”。当然，笔者还是认为，自此之后，情况开始变化，形势开始逆转。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主流到非主流的改变，与中国实行的经济改革以及相应改革中出现了与正确方向及初衷背离的现象分不开。这是内因，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它是怎样改变的，不排除一些外因的作用，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内因，外因再强大也不能使事物本身发生逆转性的变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主流到非主流的改变，笔者不赞同刘国光把外因看得比内因更重要，且把经济改革当外因的判断。当然，刘国光先生有故意突出外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的意图。而把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与正确方向及原来初衷背离的现象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式微的内因，是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以及使之再成为主流的关键。毫无疑问，中国没有自身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或者中国化没有完成，这才使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有机可乘。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必须通过经济改革来挽救社会主义，但用怎样的经济理论来指导这一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经济改革，当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需要现成的经济理论指导，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值得一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遭冷遇，西方经济学受热捧的真正原因。当然，经过实践，西方经济学的弊端逐渐显现，因此，中国人就会重新审视曾经主张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再一次把机会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也是中国经济学转向的一次重要契机。

（二）中共十八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定位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重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地位引起我们的关注。近年，为干扰中共十八大，一些主张自由主义或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境内外媒体，极尽其解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之能事，甚至散布谣言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十八大文件中将被弱化甚至被删除。这是自由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刘国光先生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有被弱化和被边缘化的情况，且相当严重。在一些时期，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初、2008年金融危机前几年，新自由主义风头很盛，自由主义学者独占鳌头的学术界似乎已经可以作出马克思主义必败资本主义必胜的结论。最为典型的是弗郎西斯·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断言西式民主将一统天下，这无异于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正确性。当然，正像自由主义者近来哀叹的那样，让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说白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破坏了自由主义解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企图。

可以说，中共十八大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地位，明确地回答了经过30多年经济改革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不但不能弱化反而要特别加强，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它就是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重回指导中国经济改革，重回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其中就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对自身的理论自觉进行反思

要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信，必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进行深刻的反思。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主流向非主流的转变，除了中国国情中的内外因作用之外，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理论自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也就是说，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理论自觉的缺欠，是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失去阵地、被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2008年笔者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这次会议让笔者深刻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因不幸丢掉学术地位和学术话语权旁落的那种失落，更感受到了他们那种理论自觉的严重缺失。当然，笔者也看到了其中个别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因为改弦更张后名声大噪，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反面教材。其实，笔者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原因，是笔者主编的《改革与战略》开设“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栏目不久，稿件缺乏，希望获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支持。推动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来与当时风头还很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抗衡。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新的人的发展经济学，笔者认为应该会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支持，但是，结果却是失望而归。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已举办五届，但其被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关注的程度仍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改革与战略》自2009年开始，全力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平台以来，主动给这本经济学学术期刊供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并不多。我们很能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大量失去学术阵地后的失望心情，但我们专门打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阵地，却没能得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应有回应。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在短期内唤醒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理论自觉性，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然而，面对当前中国的状况，在中共十八大要求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情况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必须尽快跟上，也唯有尽快跟上，才能有发展。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坐待其他学说的失败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编辑经济学学术期刊的学者，笔者对这三个自信非常关注，印象十分深刻。在听完中共十八大报告后，笔者立刻电话联系了远在昆明的一位朋友，告诉他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他的反应非常快，认为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自信，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失败，具体就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应该说，这位朋友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共十八大报告已经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与这位朋友经常讨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问题。中共十八大前，他在网上发了一篇名为《超越——1848～2012国际共运165年》长达3万字的博文，题记为“20世纪国际共运的主旋律曾经由苏共唱响、21世纪国际共运的主旋律理当由中共唱响”。文章分析了国际共运与资本主义彼长我消的历程，断言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始，资本主义由“不垂又不死”退回“垂而不死”阶段。①按“延时回看”法则，2011年，苏共亡党20年祭所留下的最重要启示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下之后，国际共运的主力尚留中国余脉。苏共的覆灭固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固守于“后知后觉”的苏共马哲学院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超越。相比之下，20世纪却成了西方文明不断实现理论超越和理论创新的世纪。西方世界在20世纪百年中完成了前所未有两个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非理性转向。与此同时，科技创新所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挽救了20世纪初深陷危机中的“又垂又死”的资本主义。始自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历史上演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的一幕时，资本主义却于1990年代迎来了一个“不垂又不死”的黄金10年。然而，2001年突发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2011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相续陷入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困境。资本主义又摆回到“垂而不死”的状态。总之，百年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一部“又垂又死—垂而不死—不垂又不死”的轮回史。

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成绩很大，失误也不少。总体而言，在世界经济普遍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要比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好一点。中国的成绩，说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讲得过去的，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西方经济学指导得好的结果，这正应了社会主义优势加市场经济优势应该等于有好结果的预言。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清到底谁的作用更大。但美国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对经济上的失败负全责，同时从相反的方面证明社会主义的正确。中国共产党有理由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自信。不过，笔者要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没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指导下创新发展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还没有达到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地步。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应有责任意识、阵地意识、践行意识、文本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至少应该做到强化以下几个意识：

1.责任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要有担当继承、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责任意识。有担当，才能不辱使命。在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必须承担起建构能够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任。抱怨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强大，甚至责备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不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本出牌，这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2.阵地意识

1953年，在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农村这个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去占领。”学术阵地也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去占领，资本主义经济学就必然会去占领。2010年，李炳炎在回忆刘国光被学术期刊冷遇时写道：“当时他本人的文章没有刊物愿意发表。他当过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分管经济研究所，但他曾经分管过的杂志也抵制他的文章。”①参见李炳炎《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走向——读刘国光先生〈经济学新论〉所引起的若干思考》，载《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6期。作为曾经分管过经济学学术期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连他都有过守不住自己学术阵地的惨痛经历，其他人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学术阵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存空间，也唯有学术阵地能够确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处于良好的生存状态。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一定要有很强的阵地意识，必须十分重视占领学术阵地、守护学术阵地、拓展学术阵地。不但要做到绝不让自己主导的学术阵地落入他人之手，还要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学术阵地有数量充足且学术质量又高的稿源。另外，还要通过研讨会机制、研究基地的建立等方式不失时机地扩大学术阵地，不断壮大自身的力量。

3.践行意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最为典型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成功指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最为关键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中国革命的践行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被消灭，要么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也仍然是两条路：要么被资本主义打败，要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就是第一条路，中国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这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原因。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突出重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建树，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不适应，原因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践行的广度、深度远远不够，一些人甚至还在抱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本出招，对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束手无策。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很有必要从中国现行社会的实际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深入研究，从中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来，真正建构起适合于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4.文本意识

不久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的修订出版，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胜利。确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边缘化若干年以后，能够做好这件事实属不易。然而，中国现在需要的不仅是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次回归，更紧要的是要有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用于指导现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片言只语外，还没有成体系的文本。没有文本的自信，是难以持久的。我们要时刻牢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等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会走入本本主义的死胡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自己写文本，而不是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本。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信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正确性、创造性、可持续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雄霸世界经济史150多年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直到今天，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驳倒马克思。倒是资本主义世界屡屡发生的经济危机，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正确。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足够的理论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它对现实问题，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上的。同样，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必须是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扪心自问，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深刻的了解吗？就目前的状况而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工作做得扎实的不多，成果自然也不多。没有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实际上，理论的自信来源于有成体系的理论，并能够使这个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它的正确性得到实践的反复证明。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须在实践基础上创新

必须在实践基础上创新，是确定创新点和创新方向的问题。只有在实践基础上创新，我们才能找到创新的目标；也只有在实践上创新，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有用的东西来。有些人把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或解构（包括新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内涵以便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一致当作创新，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创新应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不是从概念改造出发，脱离实际的概念改造必然会走向修正主义。解构或新解马克思主义，往往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理论创新，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社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想法、新思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理论自信是没有基础的。拿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信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有的自信，这是不应该的，甚至是有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必须建立在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础上。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关键在于能解决实际问题

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独创的，是借鉴、移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一体化，拔出萝卜带出泥，移植到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要有适应、磨合的过程。其中，移植的排异反应是最大问题。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主观融合和客观游离并存。不同的持论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留给自己，把错误推给对方。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社会运行的一个部件，要把为资本主义量身定做的市场经济的这个部件，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够解决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移植的排异反应问题。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要做的事情。做到了，就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可以有十足的自信。

［责任编辑：杨 彧］

F0-0

A

1673-8616（2014）03-0026-05

2014-01-16

巫文强，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编审（广西南宁，5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