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衍松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图书馆，吉林 长春 130028）

一、抗日战争前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状况

中国图书馆发展始于1906年清末年间，期间各省市创办了许多新图书馆。而到了民国以后，全国的图书馆数量更加庞大。1936年全国拥有图书馆的数量为5196所，［1］是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最高峰。由于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道路较为顺畅。在充裕的经费支持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颇为丰富。20世纪30年代初有270.313万册图书分藏在全国公私立六七十所大学中，校均约有图书4.56万册，其中3所大学藏书达20万册以上，占全国大学及学院总藏量25%；6所学校藏书10万至20万册；有36所学校藏书近5万册；有13所学校藏书在1万册以下。

1927年至1936年，全国高校图书馆藏书发展较快。为了给师生提供更好的阅读条件，不少学校除建设校图书馆外，还设立了分馆或在各院、系开展图书建设和服务工作。如私立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原为1913年设立的书报室，1919年扩充为图书馆，1928年新馆落成，1933年藏书达15.3万册。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19年成立时藏书不及200册，馆址不过一间房，据1933年统计，已入藏中日文图书18.773万册，西文图书1.905万册。全部25万册藏书中，方志藏量居全国第八位。［2］此时，虽然是军阀混乱，但由于图书馆自身的社会教育功能被人们所重视，以及当时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图书馆处于良性的发展趋势中。但这一大好的局面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被彻底打破了。中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从此处于短暂的停滞甚至是倒退阶段。

二、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高校图书馆资源的破坏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随着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等荒唐政策，中国大部很快成为了日本的沦陷区。

（一）华北地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北平沦陷。日军占领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其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书籍文献，日本占领后图书遭受两次浩劫，一次是1937年，清华园亟待继续转移的约20余万册图书被侵驻该校的日军悉数获得；另一次是1938年已转存于汉口旋又转运至重庆北碚的四百余箱图书仪器遭敌机轰炸受损。1940年再遭轰炸，共计受损5 838种1.066万册中文图书，另2.8605万函，3 288册西文图书，97种4904册期刊。其中有极其珍贵的1.074万册善本中文书和62册西文书，损失严重。最后运达昆明的劫余图书共有2.3万余册。战后修复整理时仅有16.5万余册图书，2万余册期刊合订本被收回，与战前馆藏33万余册中外文图书、3万余册期刊合订本相比，收回不足35%，损失极其严重。但战后《北平市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记载，清华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损失中西文书籍3.49万余册。由于当时条件有限，这些记录也只是粗略地记载了北平地区的图书被毁情况。［3］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将南开大学炸成了残垣断壁，使之成为一片废墟，刚刚建成十年的“木斋图书馆”被炸毁，损失图书共计约22.4万余册。之后，日军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损失图书近10万册，包括不少珍善本及西文图书4.5万册。河北省保定立工学院图书馆战前有图书2万册，战时损失l.5万余册；立农学院图书馆，战时有7万余册图书全部被毁；国立河南大学损失图书1.5万册；私立齐鲁大学战时被日军焚烧损失的图书计l2万余册。［4］

（二）华东地区

上海、南京等60多个城市是从1937年8月开始遭日机空袭的，日军在狂轰滥炸的同时，又蓄意破坏大学等教育文化设施。以上海一地为例，上海教育文化机关和学校遭轰炸的就有92所，75%被损毁，上海图书损失严重。上海商学院图书馆藏书2万余册，被敌炮火击中，大部分书刊被毁；复旦大学仙舟图书馆藏书5万余册，馆舍被炮火击毁，损失严重；上海法政学院图书馆损失4 575册中文图书、420册西文图书、1994册中西文杂志；私立诚明学院图书馆损失5.4万余册图书杂志；私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藏书被全毁（其中古今书画为数不少）；私立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图书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图书馆其馆藏图书亦遭损毁。［5］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疯狂掠夺图书，被劫运往日本的书刊比当时日本帝国图书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还要多3万册。1938年3月，仅在南京一地就有88万册图书被劫运往日本，其中有日本侵华战争前种类齐全的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公报，有当时最新的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还有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6］战前南京比较有规模的高校图书馆有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西撤时大量图书遭到损毁和劫掠，南京各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损失数量惊人。战后图书损失据初步调查，公家图书40.6461万册另l56箱1 725种，私家图书 5.3118 万册另 l 790种840部59箱。［7］此外，苏州东吴大学校舍破坏严重，图书散佚甚多。

（三）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寇入侵广东，广州沦陷，全省有公藏图书62.4008万册，私藏图书l.3865万册遭日军劫掠或炮火毁损。战前国内藏书首屈一指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时在图书迁移中有35万余册图书、8.2639万册善本图书、3万余幅碑帖遭日军劫夺，另有20多万册图书杂志受损。战前藏书l6.2693万册、期刊4050种、报纸182种的私立岭南大学图书馆，广州沦陷后迁至香港、曲江、梅县。其间约有十分之三藏书受损，至香港沦陷后，寄存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室的约1.1万册书刊（《大清实录》及地方志等）全部散佚，贮存于香港岭南分校的书刊，也有6箱善本书丢失。私立广州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图书4.0054万册，战时只运出部分图书，其余被敌伪掠夺，另有一部分万余册图书，在曲江沦陷时也散失殆尽。［8］

1942年2月2日，日本侵略者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劫走该馆所存图书，包括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书、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书又零散文献3 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书、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书。香港被掠夺的文献中，有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等28种，可谓”国宝”。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万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万余册。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在香港存的书有2.5708万册，其中善本书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3万张为稀世珍品。虽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因时间与经费关系被当局屡次延误，至香港沦陷后，全部受到损失。［9］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于l938年4月10日遭到日本飞机轰炸，馆藏4.8万余册图书包括岳麓书院之宋元版本在内，同时全部遭毁，其中包括2.1万余册珍善本书。

（四）西南地区

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是在1937年11月。陆续内迁的有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在日军持久滥炸的战略下，许多高校遭受破坏。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珍贵善本图书遭日机轰炸烧毁，224箱图书中只抢救出1千余册残书。随后在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损毁图书大半。1941年8月，在日机两次轰炸中，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l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不少书刊遭损。另外，已内迁的高校如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专修学校等图书馆也都遭到日机轰炸。

此外，图书在西迁过程中损失颇为严重。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图书于1937年青岛沦陷前在西迁四川万县途中的火车上遭日军轰炸，1万册以上古籍善本书受损；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图书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图书1938年春在迁移途中，行经汀江时有53箱图书被洪水冲走；浙江英士大学250箱图书在6次搬迁中有近l00箱图书遭损；武汉大学图书馆1939年2月4日第二批用木船运达万县的图书被炸，有50多箱遭损；河南大学图书馆l939年在向信阳、嵩山等地迁徙途中，有60多箱图书受损；1944年5月，广西大学图书馆西迁榕江的图书有2万余册遭山洪冲击受损；“九一八”事变前藏书10余万册的东北大学图书馆，200多箱图书在南迁北平途中丢失，只剩6万多册图书抵达北平，近3万册图书再迁陕西时运出，只有2万册图书到陕西，至l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剩余书刊尚不足l.5万册。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馆的图书在西迁时共运出图书1 10.7478万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万册。［10］

三、日本对殖民区图书馆的“整顿”

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长达15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期间，实施各种手段“整顿”沦陷区的图书资源，妄图使中国人民臣服。

战争期间，沦陷区所有的图书资源都被日本侵略者实施了“违禁”政策。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的书籍均遭收缴与焚毁。据有关资料记载，仅1932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就有650余万册书籍被焚毁，甚至在1937年以前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都被纳入“违禁”范围。仅在华北地区就有65万册“违禁”图书被烧毁。［11］

北平沦陷后，日本成立了特务机构“新民会”进行“管制”，掠夺文化典籍是其专职。据统计，仅北平大学图书馆就有2万余册中文期刊被“新民会”劫走，248册政府公报被伪政府教育部掠去；私立民国大学图书馆5.9836万册中外文书籍、杂志被敌伪政府掠走。另外，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日军在北平共掠夺图书典籍58.6428万册。［12］

四、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高校图书馆损毁的反思

据资料记载，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

万册。触目惊心的图书损失，反映的不仅是抗战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以及图书的损坏情况，更说明日本侵华战争给我国图书馆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破坏。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所遭受的打击是巨大的，数以万计的图书被焚烧，许多宝贵的文献被掠夺到日本。我们强烈谴责日本侵华的无耻行为，日本对中国图书馆藏书的侵占和掠夺，不仅是外敌的入侵，更是中国当时国运衰弱的表现。中国从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这种兴衰变迁需要我们痛定思痛，深刻地反思。痛思历史才能吸取教训，重视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靳艳华.试论刘国钧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08.

［2］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吴唏.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95.

［4］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J］.1946，20，（1－3）：ll.

［5］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J］.1938，13，（6）：6.

［6］章伟良.浅析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的图书资源［D］.杭州：杭州图书馆，2008.

［7］王长喜.抗战胜利后金陵文物的封存与清理［J］.南京档案，l994，（3）.

［8］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0）：367.

［9］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M］.台湾：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12．

［10］农伟雄，关健文.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J］.抗日战争研究，l994，（3）.

［11］章伟良.浅析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的图书资源［D］.杭州：杭州图书馆，2008.

［12］孙邦.伪满文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