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朝货币的演变与发展文献综述

2014-03-28齐浩志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年2期

齐浩志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吉林长春 130028）

金朝是由女真完颜部建立的，是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王朝（1115年—1234年），其疆域扩展至淮河——大散关一线，其政治、经济发展带有北方渔猎民族的特点，对中原等地历史的发展影响较大。早期的女真族商业贸易还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比如金太祖天会二年（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宋使许亢宗在会宁府附近见到“无市井，卖买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1］这是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不过金朝立国后迅速南下，占领中原汉族多处居住地，随之在世宗朝完成了封建制转化，促使货币经济得到了加快发展。本文主要是对金朝三种主要货币的演变过程分别进行探讨。

一、铜钱的铸造与管理

金朝初期主要使用辽、宋钱。金朝曾通过其控制的伪齐刘豫政权发行阜昌钱，包括“阜昌元宝”、“阜昌重宝”、“阜昌通宝”等，但数量较少，影响范围有限。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始铸“正隆元宝”，样式仿照宋朝的小平钱。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曾在陕西并用铁钱，大约流通四年废止。十八年（1178年）在代州铸“大定通宝”，主要有小平、折二等，十九年以宋大观钱当五用，铸钱16 000余贯。后有人建议官私用钱统一以80为陌，遂成定制。至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年）铸泰和通宝与重宝，分小平、折二、折三等十四种。

在此期间旧钱继续流通，由于金朝地区铜产量有限，政府禁销钱作铜器，并禁止铜钱越国界，以保证境内铜钱流通的数量。大定十一年（1171年）重申禁令，令民间将旧铜器全部交予官府，官府折半价补偿。不过不涉及铜佛像、钟、磬等。十二年（1172年）派遣使臣到诸路征集铜货，十六年（1176年）又遣使访察铜矿苗脉。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京师的钱币，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将一些地方官钱起运一半至京，二十八年（1188年）世宗令将偏远地区贮存的铜钱6 000万余贯运至京师，并数次申令铜禁。章宗即位不久，派官调查铜矿苗脉之中的弊政，加以整改。承安三年（1198年）又定铜钱越境的处罚标难。同时还鼓励告发违制之人。［2］政府始终重视对于铸钱原料——铜的管理，以保证铜钱的通达。

另一方面，政府多次下令控制民间存钱标准。明昌年间铸明昌通宝，五年（1194年）定“官民留存钱法”，官民之家以官职和物力、猛安谋克户按牛具定留钱标难。泰和四年（1204年）罢限钱法，大臣又提出限制寺观用铜等办法增加铸钱数目；这一年始铸泰和通宝和泰和重宝钱多种。泰和七年规定商旅携带现钱、官民家存留现钱等数目。泰和八年又决定派官巡察民间存钱情况。

卫绍王时铸“崇庆通宝”和“崇庆元宝”，宣宗铸有“贞祐通宝”、“贞祐元宝”。贞佑三年（1215年）因纸币交钞急剧贬值，“市易多用见钱”［3］，于是禁用铸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人于宋矣。”［4］兴定四年（1220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谈到“近制”：“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指纸币“贞祐通宝”）、见钱”。［5］这表明兴定年间实际上已停止了禁钱流通。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上书建议“弛限钱之禁，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钱文为“兴定元宝”。他希望以增加铜钱抑制滥发纸币的弊端。不过直至金朝灭亡未能见效。

金朝的铜钱钱文用汉字，除泰和重宝、崇庆元宝为篆书外，其余都为楷书。［6］大定钱主要仿宋徽宗的大观钱，钱文是瘦金体；“泰和通宝”钱文比后代许多铸钱都精美。可以看出金朝重视铸钱质量，铸造技术要求高。当时就有人指出“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4］。这必然影响铸造的数量。

二、纸币交钞的流通和距值

同铸钱一样，刘豫政权在金国境内最早印发交子，从一贯到一百贯。此举应是效仿北宋的纸币发行，只是由于刘豫政权时间较短，对于金朝本身影响不大。至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在中都设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发行纸币交钞，与铜钱并行，分大钞、小钞两类：大钞包括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从此“钞法”专指纸币制度。金朝纸币的发行早于铜钱的铸造，这是金朝币制的一个特殊点，也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第一次。

按规定交钞每期以七年为限，到期之际纳旧换新，每贯收工墨费15文。后改为按张计算，每张8文。将纸币按期限折旧换新，这是纸币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进步。范成大使金曾有记载：

交钞所者，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揽辔录）

贞元二年（1154年）至大定二十九年（1189）期间，是交钞流通的稳定时期。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后，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7］于是决定取消七年厘革制度。不过后来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金朝纸币经常更换新钞。主要包括：兴定元年（1217年）改称贞祐通宝；兴定五年（1221年）改称兴定宝泉；元光二年（1223年）发行元光珍货；天兴二年（1233年）又发行天兴宝会。“通宝”、“宝泉”、“珍货”、“宝会”各类频发更迭，反映了当时纸币的不稳定，也给民间交易带来诸多不便。

关于交钞的使用政策，政府根据当时流通情况多次下令予以规定。明昌四年（1193年），陕西交钞发行过多，朝廷令陕西路赋税等钱改为折钞，官兵俸用钱绢银和交纱各半支给。承安二年（1197年）之际市价，如以交钞买盐引，一贯可当一百文用。于是命西京、北京、辽东路改发小钞，以便零用。［8］承安三年（1198年），令一贯以上用银、钞，一贯以下听民便。十月，“更立行用钞法”，［9］一贯以下交钞都易钱使用。承安四年停印小钞。

交钞中，有一种三合同（印）交钞，只行于民间。泰和二年（1202年）令诸税各带纳一分，铺马钱中可收一半。闰十二月，废除三合同钞，“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10］

泰和五年（1205年），交钞工墨费改为每贯6文。六年（1206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铜钱10万贯为钞本，可以兑换，并以小钞10万贯参用。十一月恢复小钞，令户部印小钞五等，付各路同现钱用，各地方民众可在本路指定地点官库兑钱，主要包括：中都路在中都、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南京路在南京、归德、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山东东路在益都、济南，山东西路在东平、大名，河北东路在河间、冀州，河北西路在真定、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河东南路在平阳（治今山西临汾），河东北路在太原、汾州（治今山西汾阳），辽东在上京、咸平（治今辽宁开原东北），西京在西京、抚州（治今江西临川西），北京在临潢。

泰和七年（1207年）正月，命官府停止支出大钞。币制屡变导致民怨较多，章宗甚至下令拘捕议论钞法之人。五月，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七月宣布：民间交易—贯以上须用交钞。工墨费改为每张2文。接着，户部尚书高汝颓又宣布：在各府州县镇设立辨钞人；南宋朝的会子可用，但10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其余买卖及官俸用交钞等。为了推行交钞，章宗还令尚书省将推行钞法的成败定为官员称职标志，“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11］

十一月，因官库“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12］为在市场设库“令民以钞易钱”，［13］每人每次兑换以2贯为限。没收来的超额存钱用作钞本，供兑现用，按州府大小分给，比如十万户以上的州府给3万贯。又规定捕获伪造交钞的以交钞为赏。后又出台政策，官方现存的大钞不再发出，民间五贯、十贯钞可赴库兑换小钞，标准比例为五贯给一贯，十贯给两贯，但辽东不限。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每种税收三分之一收十贯钞，三分之一收五贯钞，三分之一收现钱。［14］

泰和八年（1208年）正月，收毁大钞、行小钞。十月，中都路转运使孙锋奏：各种税钱全部收钞，不按面值比例搭配，可使农民重钞而钞流通。罢诸处的钞局，只令到省库兑换。小钞可令诸路通用。章宗命准行。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金蒙战争，军赏达84车，“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15］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发行二十贯至百贯的大钞，后又发行二百贯至千贯的大钞。同年迁都南京，从此“围蹙民因，军旅不息，供亿元度”，［16］进入了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禁止铜钱流通，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劵”。兴定年间发行“兴定宝泉”、“兴定珍货”，与前代纸币并用。

金朝交钞在流通前期比较有序，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看到，取消七年厘革制度后，基本没有引起严重的交钞贬值。自泰和年间纸币政策屡变，大钞时毁时发，朝廷还在极力维持。至大安三年交钞的恶性膨胀开始爆发，这与当时的军事失败有直接关系。整体而言，金朝的交钞制度运行比较成功，同时有很多创新之处，为后世纸币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三、银币及其他商品货币

金朝金银的储备较为可观，除了掠夺自北宋的大量金银外，每年又从南宋取得岁币。金朝规定银每铤50两，值钱100贯，朝廷用银、钞相兼支付官兵俸、边境军需。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十二月，铸造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17］承安宝货有固定形式和重量，已具有铸币的特点，是中国境内流通最早的银币，为后世银币的流通提供了初型，近年在黑龙江地区已有大量实物被发现。

承安三年（1198年）政府对钱、银的流通作了规定：命西京、临潢、辽东等路收支在一贯以上的用银、钞和承安宝货，禁止用钱。并设回易务，进行商品买卖，“以绵绢物段易银钞”，［18］承安四年（1199年）又规定：“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文，若宝货数少，可浸（渐）增铸”，［19］朝廷取消了“阻滞银钞罪制”。可以看出金朝将白银定为法定货币，大力推行白银和纸币的使用。承安宝货流通后，引起了私铸严重，甚至引发京师的罢市。承安五年（1200年）十二月废宝货，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以银为货币的情况。

泰和元年（1201年），银每铤官价10万，市价8万。10万即100贯，是官方定的银钱比价，市价只有80贯，反映了当时银贱钱贵的情况，也反映金朝的银多钱少的状况。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中都被元军包围时“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胜计”；［20］三年（1215年）禁钱不禁银，后“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难”［21］，都反映了白银流通的广泛。

贞祐二年废除了回易务，四年为了推行贞祐宝劵，有人提出恢复回易务，其货币资本仍然是白银和纸币；同年河北大饥，观、沧等州米每斗价银10余两。［22］

兴定元年（1217年）发行新纸币贞祐通宝，而犯通宝之赃的案件因通宝贬值，结果轻罪重判。为了改变这一弊政政府“定赃吏计罪以银为则”［23］；四年（1220年）三月又令“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24］

纸币的贬值促使民间用银也越来越普遍。元光二年（1223年）五月发行的绫钞元光珍货同银并行，“民但以银论价”［25］。哀宗时，“物价腾踊，钱币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见银”。［26］在金亡国之际，还在蔡州发行了以银纪值的纸币天兴宝会，但并不能有效解决纸币贬值问题。

金朝绢帛也仍具有货币性。绢帛是除银、钱以外的最重要的赏赐品，如章宗承安元年赐北边将士用银20万两，绢5万匹，钱32万贯［27］。贞佑四年（1216年），河北民间钱多，宣宗想在河北收钱，尚书省省臣提出，可派官员驻守诸渡口南岸，用金、银、丝、绢收购商人运往河北的粮食，再由官府运往北岸出卖，既杜奸弊，又可收现钱入京师。［28］此外，还有以布、姜、麻等作为货币。

四、金朝货币制度的启示

金朝货币制度比较完备、成熟，货币的制造、回收、兑换、管理等都有完整的机构体系，铜钱、纸钞和银币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金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从金朝各项货币政策的推行上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基本根据商品货币流通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但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当时还不能科学地判定一些货币规律，尤其是金朝末年战争加剧了货币的通货膨胀，给国家经济、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境。这些对于后世货币体系的运转尤为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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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76.

［2］［3］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3.

［4］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8.

［5］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73.

［6］刘森.宋金纸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234.

［7］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8.

［8］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78.

［9］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1.

［10］［11］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1.

［12］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2.

［13］［14］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