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亮，郭金明

(安徽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安徽淮南 232001)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包括工程实践在内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威胁和危险不断增长，人类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风险社会”，风险似乎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特性之一。人类不得不应对的最大问题是“怎样能够避免、最小化或者疏导作为现代化一部分而被系统产生的危险和威胁?”［1］在诸多的社会风险中，工程类风险似乎更为突出。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地”，以矿难为代表的工程事故震惊世界。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计，自1949年建国以来，全国煤矿发生一次性死亡百人以上的事故27起，死亡人数4 277人，仅2004年至2005年两年就发生6起［2］。以矿难为代表的各类工程安全事故，已经严重威胁了人们的安全、健康和福祉。如何规避或最小化风险，实现工程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萨宾·罗瑟(Sabine Roeser)指出:“可接受风险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而从道德哲学视角对风险的研究却寥寥可数。”［3］即使从道德哲学(伦理学)的视角对工程安全研究，也主要是对工程师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和面临的伦理困境的研究，缺乏对工程师之外的其他工程利益相关者的伦理探讨。

一、工程安全的界定

所谓的工程安全，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指能够很好地预防和处理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避免和减少给工程活动的行动者带来危害而达到的一种状态。工程安全，可分为生产安全、公共安全和环境安全等。作为工程安全对立面而存在的工程安全问题，简单地理解，就是安全出了问题，处于不安全状态。工程安全问题，小到一般的危害、事故，大到工程灾难，既有潜在的、隐性的，也有现实的、显性的。一般来说，风险具有两面性，所谓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越大收益越大”。其涵义并不局限于不确定性所蕴涵的带来损失的不利一面，它还包括不确定性所蕴涵的带来机遇的有利一面。尽管我们在工程风险的理论研究中，基本上都是指风险有害的一面，但笔者认为用工程安全问题取代工程风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对解决工程实践中的安全问题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工程安全问题成因的伦理透视

工程活动是利益相关者的组合。在工程活动中，工程师、投资者、管理者、工人以及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围绕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的结成联盟。其中工程安全问题就是工程利益相关者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维护工程安全符合工程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也是他们共同的责任。众所周知，工程师因其掌握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在工程活动中不仅是技术上的权威，更是道德上的领导者［4］。然而，由于工程活动内部技术的复杂性和外部关联性，故工程安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实践证明，任何一次工程事故，都绝非工程师的个体责任，而是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责任。当安全受到威胁时，投资者、管理者、工人和一般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也面临伦理困境，需要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

其一，投资者是工程活动中绝不可少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任何工程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资本投入。从工程伦理学的角度看，投资者是资本人格化的表现。一个多世纪前，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资本家。当今，投资的方式已有很大改变，投资者的类型和数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大的投资者，也有作为普通投资者的“股民”和“基民”。投资者尤其是大的投资者对工程活动的决策、实施和管理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投资者不仅要对企业的生产、发展承担领导责任，而且对企业的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也负有责任。投资者既是一个追求利润的“经济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伦理人”，要承担一定的社会伦理责任。投资者必须努力兼顾和协调“经济人”和“伦理人”两种角色，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单面人”［5］。而在现实的工程活动中，投资者经常会置自己于可怜的“单面人”的境地。他们对工程活动投入了大量资本，因此较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更关注工程经济利益的获取。对于工程目标的实现，他们看重经济目标，通常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大的收益，投资者会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降低工程造价。一则，他们会通过鼓励技术革新和加强工程管理等正当途径，来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然而使用新技术的高风险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工程风险。二则，他们会通过以牺牲他人利益的途径来节约成本，人为削减工程的必要投资。“降低成本的含义被解释为使用劣质材料、使用技术差、设备差的廉价施工队伍，致使劣质工程泛滥成灾。”［6］这样就无法保证工程质量，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施工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工程安全事故，都与人为削减必要投资、使用劣质材料和不良技术，甚至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有关。我国发生的许多重大的煤矿事故，也都与安全投入长期欠账有关。

其二，管理者负责工程的组织、计划和实施，以保证工程目标的实现。管理者不仅要从组织制度上来统筹安排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解决工程活动中的诸如利益分配等各种矛盾，保证工程的顺利开展，承担起相应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还要对工程活动进行安全监督管理，承担起相应的安全伦理责任。他们应当熟悉并遵守国家制定的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安全与效益的关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观，应当把保证工程质量、维护公众安全视为底线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差距。管理者习惯于视自己为组织的守门人，对组织的经济利益有很强的甚至高于一切的关注，很少能够超越他们对组织所认知的责任的职业忠诚，而认真地思考伦理问题［7］。在工程活动中，管理者往往比较关注利益和收益，倾向于从宏观的角度考虑收益与风险、成本与风险的平衡，强调对企业组织的忠诚，而相对轻视工程安全。譬如，在挑战者号事件中，高级副总裁杰瑞·莫森(Jerry Mason)过分关注组织利益，以致于对监理工程师罗伯特·伦德(Robert Lund)说:“摘下你作为工程师的帽子，戴上你作为管理者的帽子。”他要求工程师罗伯特·伦德从管理者的视角看问题，而对工程师们关于“O型环”安全问题的判断不予重视，结果酿成灾祸。

其三，“工人在工程活动中，面对工程活动的第一线，是直接‘在场’的整个活动实施的操作者。”［8］工人既是工程活动的主体，又是受工程师支配和控制的客体。工程师由于其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以及对安全问题认识的狭隘性和偏好性，往往会造成工程设计的不完善。技术史家莱顿(Edwin T.Layton，Jr.)指出:“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设计什么也不是;可是，从工程的观点看，设计就是一切。”［9］作为工程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和操作者，工人最易于发现工程设计的缺陷。面对工程师的设计缺陷，考虑到工程师的个人名利，工人是勇敢地指出还是保持沉默?工人对工程活动中的安全问题也往往发现最早，他们最容易发现工程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和已经存在的安全问题。出于职业责任考虑，他们有义务将潜在和显在的安全问题向工程师和有关部门揭露。此时，工人们会感到:“这世界可能是残酷的，一个人可能已经倾其全力，但是他最后依然要在举报自己的组织或者保持沉默并使自己遭受良心的谴责之间做出某种选择。”［10］

其四，作为操作者的工人既是工程活动的主体，也是工程安全问题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害者。1907年横跨圣劳伦斯河的魁北克大桥倒塌，70多名工人被夺去生命［11］195。工人是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没有多少发言权;在经济上，利益得不到保护，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和谐的音符。更为严重的是，工人直接承受工程风险，其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工程伦理章程一般“只保护工程师免遭不公正待遇，而并不包括保护所有工人合作者”［11］82。谁能、谁愿、谁应该帮助弱势利益相关者的工人，谁来维护工人的权益，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当前中国工人的状况看，国有企业工人的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较强;而私营、民营企业雇佣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其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较差。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建立在家庭繁荣和后代发展的伦理之上的生存理性，促使他们经常暴露在剧毒、高危的环境中出卖苦力乃至生命，以谋取物质利益。

其五，普通公众也是工程尤其是大型工程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公众虽然没有对工程活动直接投入，却是工程安全问题的间接甚至是直接受害者。许多公共安全问题都可能会对公众产生难以消除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公众要想保护自己免受工程安全问题的威胁，就应拥有对工程安全问题的知情同意的权利。而对于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工程师有义务告知所需要的信息，使他们获得能够作出合理决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公众也有责任对工程活动进行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及时向有关部门和媒体揭露工程安全问题，以使安全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但现实中，由于制度伦理匮乏，对话、协商伦理机制的不健全，导致公众的安全监督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往往流于形式。

工程活动离不开工程共同体，而工程共同体是一个存在着多种复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利益共同体或价值共同体，它是由有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共同利益，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也可能存在利益博弈，形成矛盾、冲突关系。而且这种矛盾、冲突也经常导致伦理选择的困惑。那么，如何才能摆脱伦理困境，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实现工程安全呢?

三、维护工程安全的伦理机制

工程安全问题成因众多，形成过程也异常复杂。因此，维护工程安全的机制也应多种多样。一般来说，主要有经济机制、法律机制、管理机制以及伦理机制等。工程管理机制由于管理方法的不完善，其本身也可能产生工程安全问题。而经济、法律机制又总是更多注重事后追究，只能“毖后”而不能“惩前”，很难发挥预防作用。因而建立伦理机制来规避工程风险，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

(一)健全协商、对话的伦理机制

尤纳斯认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可以说是零，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12］对于工程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工程师的个体性伦理，而且关系到所有工程利益相关者的团体性伦理。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各自利益要求的伦理基础不可通约，在强调尊重各自伦理观差异性的基础上，可以以“交往理性”的“思”与“路”来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从而在没有内外制约之下达成相互理解的沟通。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交往行为体现着“主体间性”关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有了主体间性，个体之间才能自由交往，个体才能通过与自我进行自由交流而找到自己的认同，也就是说，才可以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化。”［13］在工程利益相关者之间，应建立起其目的不是控制和利用的自由、平等的协商、对话机制，以促进工程师之间以及工程师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与沟通。通过协商与交流，工程的利益相关者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灵活调整自己的伦理理念以适应他者，公正分配工程活动中的利益与风险，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

(二)建立公众参与工程决策的伦理机制

“工程直接关系到大众的利益和社会福祉，工程也决不是也决不能成为一个被专家垄断的领域，工程活动必须得到公众的理解，也必须有公众的参与。公众作为重大工程创新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参与有关工程创新的决策和实施过程。”［14］公众参与工程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不仅能以其“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来弥补专家知识的不足，也能够把工程师关注工程安全的信息和要求，传递给工程的管理者或公司的领导层，从而减少管理者和工程师之间的直接冲突。公众对于工程的支持和理解，将是工程活动的强大动力，而公众对于承受的风险有知情同意的权利，工程师有义务告知受到风险影响的公众所需要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作出合理决策。这就需要在公众和工程师之间展开充分的对话。而要保证公众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顺利进行，就必须建立共同的话语平台。对公众而言，必须提高自身的工程技术素养，因为工程知识是难懂的知识。有调查结果表明:工程信息较为复杂，公众听不懂，公众普遍认为了解工程知识很重要;公众对工程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反映的渠道。提高公众的工程技术素养可采取相应措施:在短期内，加强工程职业协会的合作，以互联网为依托，实施媒体教育计划，制作电视宣传节目，举办高水平论坛，举行系列讲座和展览等;而从长期来看，则必须依靠学校教育。公众理解工程达到一定水平后将激起一定的参与工程决策的兴趣。因此，要保证公众能以多种方式参与工程决策，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传达交流信息，还要鼓励公众开展志愿者活动，进行实地考察等。

［1］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19 －20.

［2］杜留群.建国以来死亡超过一百人的矿难［EB/OL］.［2012 － 12 － 25］.http://www.doc88.com/p －732497165825.html.

［3］Sabine Roeser，Lotte Asveld.The Ethics of Technological Risk: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G］//Ethics of Technological Risk.London:Earthscan，2009:18.

［4］Mike W M.Creativity:Ethics and Excellence in Science［M］.Lexington:Lexington Books，2008:86.

［5］李伯聪.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问题——五谈工程伦理学［J］.伦理学研究，2010(4):25－30.

［6］肖平.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J］.道德与文明，2000(4):26 －29.

［7］Aobert Jackal.The World of Corporate Manager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5.

［8］王前，朱勤.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G］//殷瑞钰.工程与哲学:第一卷.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181.

［9］Beder S.The New Engineer［M］.South Yarra:Macmillan Education Australia，PTY Ltd，1998:41.

［10］Michael Davis.Thinking like an enginee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97.

［11］迈克尔·戴维斯.像工程师那样思考［M］.丛杭青，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2］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17.

［13］张云龙.交往与协商:工程伦理的一个新向度［J］.浙江社会科学，2008(3):69－74.

［14］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工程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张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