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媒体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
——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分析

陈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媒体依赖理论假设，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农民的温和性政治参与和抗争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理论低估了“数字鸿沟”对农民媒体接触机会的影响，高估了媒体对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作用。为了在实证上评估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结合2008年全国代表性农村样本数据，构建了二分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获取成本较低的地方媒体，对中国农民的温和型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影响。但媒体对抗争性政治参与行为不存在影响。研究还表明资源理论可解释中国农民常态的参与行为，但也无法解释抗争性参与行为。心理卷入理论对政治参与的解释力在统计上无法获得数据支持。

媒体；政治参与；媒体依赖理论

一、引言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对政府政策过程和决策产生影响的行为［1］。依据政治参与的有序程度，可将政治参与行为分成温和性政治参与行为和抗争性政治参与行为［2］。温和型的政治参与行为通常包括投票、联系代表、联系官员和联系重要人物。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是指以公民通过经济手段表达政治利益诉求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政治参与集中在政策执行过程环节，但随着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水平大为提高［3］。然而，农民的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如拒缴税费等行为也是经常见诸报端［4］。那么，媒体在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呢？

就政治参与的发生，目前有三种代表理论：资源（resourse）理论、心理卷入（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理论和媒体系统依赖（media system depency）理论。资源理论认为行为者的金钱、时间和公民技能与政治参与相关。心理卷入理论强调行为者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内外效能。直接与媒介相关的政治参与理论，就是媒介依赖理论［5］。在20世纪早期，这派研究者认为由于政党对报纸的控制，媒体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消极作用。随着普选范围的扩大，候选人成为选举关注的焦点。传媒对政治参与，特别是选举投票行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原因在于媒体拓宽了公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6］。那么，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同样受到了媒体带来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最后，资源理论和心理卷入理论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解释力？这都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

二、媒体系统依赖、资源、心理卷入与政治参与

首先，从媒体系统依赖理论来看，研究者从以下三种路径来研究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第一种路径认为媒体是人类理性的表现［7］。媒体及相关的传媒技术通过减少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宽信息传播的网络，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这种路径高歌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然而，这种路径无法解释公民对媒体传播信息的选择作用。但这种路径注意到了媒体与信息传播的成本是紧密相关的。

第二种路径认为媒体仅仅是人类沟通表达的工具，媒体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情境和公民的个体特征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种研究路径由于仅仅观察公民的截面数据，导致这种研究无法发现媒体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长期影响。但是，这种路径注意到了外界环境和公民个体特征对于媒介形式选择的制约作用。

第三种路径认为媒体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必须结合时间考察。研究者发现媒体对公民短期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又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影响。研究者利用转化率的概念，考察了线上的政治参与和线下的政治参与的区别，指出网民的线上政治参与行为并不会总是导致线下的政治参与行为。尽管如此，这种路径还是承认媒体与政治参与存在联系。

结合上述三种路径，可知：公民总会选择经济成本较低，与自身参与行为有关的、政治信息量丰富的媒介形式。所以，对于中国农民而言，获取成本低、与自身参与行为相关，而且信息相对丰富的信息媒介对农民的温和型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影响（记作假设1）。但是，对那些以抗争性手段参与政治的农民，由于农民对媒体的信任下降，农民不信赖媒体传播的信息。因此，媒体对抗争性政治行为不具有影响（记作假设2）。

那么，资源理论对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是否具有解释力呢？由于政治学研究者对“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关注，资源理论倾向从公民个体的社会、经济和地位因素（SES）来解释公民的政治参与［8］。其中，社会化理论认为公民政治参与与其政治社会化过程紧密相关。同时，公民不同的年龄阶段受到政治社会化过程不同，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Easton认为公民青年期的社会化影响最强［9］。因此，本研究第三个假设就是：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存在代际差异（记作假设3）。如Verba、Brady和Schulzman指出公民的收入水平更高，会增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由于社会调查中农民通常不愿意汇报自己的具体收入，因此，缺失值相当大。为了反映中国农民的收入，本研究选择了与公民收入密切相关的指标即公民的主观社会地位。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和第五个假设就是：中国农民的学历水平对其政治参与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记作假设4）；中国农民的主观社会地位越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更积极（记作假设5）。

最后，心理卷入理论也是解释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有必要考察公民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公民的政治兴趣使得公民平时热衷参与政治活动、主动获取政治信息和动员其他公民参与政治。可以说，公民自身的政治兴趣对于公民自身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公民自身的政治兴趣越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更大（记作假设6）。中国农村的“能人政治”，固然体现了高收入和熟练职业技能的农民在政治参与能力上强于其他农民，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10］。“能人”的来源在中国农村是相当多元的。由于“能人”在家族和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也由于“能人”对政治的组织和运作、经济信息更为了解，他们更多愿与乡镇干部和村委会成员接触，提高了他们政治参与的信心。因此，中国农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产生正向的影响（记作假设7）。

三、数据、测量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模型设置和数据库说明

回顾中国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研究，可发现这些研究的数据都存在代表性不足、调查时间滞后等问题。同时，这些研究往往忽视区分中国城乡的差别。因此，以往中国农民的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的关系无法在经验上得到检验。从方法角度来讲，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较规范，其分析更为客观，较案例研究更具可推广性。考虑到公众的政治参与只有“参与与不参与”之分，因此，本文建立了二分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s regressive model）。二分逻辑斯蒂回归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名义变量的情况。

本文数据取自“2008年东亚民意动态调查（中国大陆）”的农村样本。数据是从2007年11月到2008年12月，以求了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调查具体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12个县级单位收集了5098位受访人，有效完成率为72.6%，其中农村居民4188位。总之，该数据由严格的学术机构执行，人口学特征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与《中国统计年鉴》的样本结构接近，抽样准确性较高，因此，数据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二）变量置备和描述统计

调查问卷中相应的变量包括：选举参与、政治效能与政治认知、政治参与、经济社会背景等。由于亚洲民意调查与若干测项的测量方向相反，因此，本研究在数据的预处理过程中，首先保证了测量变量方向的一致性，以避免数据分析结论的误判。

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的政治参与，包括温和政治参与行为和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说包括是否参加过村委会选举投票、联系政府官员、联系人大代表、联系党组织、联系其他重要人物、拒缴税费等。其中选举为单选项，其他为多项选择。由于除投票之外的其他变量选项多属于稀少事件且无回答比例较高，因此，将多选项中的“一次”和“多次”选项予以合并，转化成为具有“是”与“否”取值的二分虚拟变量。

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信息媒介。是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该变量是通过受访人是否主要通过电视、报纸、收音机、互联网、手机短信/上网等作为测项。为检验这类信息媒介联系对政治参与的净影响，研究还包括三类控制变量：

人口学变量：受访人的性别、年龄等基本人口学变量，考察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包括受访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对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政治效能感的相关变量：包括政治讨论、政治效能等政治介入水平的因素对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通过表1，可知媒体中的报纸、收音机、互联网和私人联系的缺失比例都是较大的。由于这些变量的无回答比例控制在20%以内。因此，为了尽可能地有效利用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我们插补了上述变量的缺失值。对于那些无法处理的缺失值，下文的回归分析采取了列删法处理。表3列举了本文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误和相对误差等描述统计指标。结合CV系数取值来看，这些变量的相对误差都在0.15之下，这表明亚洲民意调查的测量质量是比较高的。

从媒体的使用结构来看，村民目前最重要的媒体是电视，比例占83.4%，其次分别为私人联系、报纸和互联网。通过媒体的构成可知，中国农村使用新型媒介如互联网和手机的比例依然是较低的。当然，传统媒介中的收音机仅占1.3%，广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表明由于城乡基础设施存在的巨大差异，农村居民接触新型媒体的机会较低，“数字鸿沟”已经限制了这些媒体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三）资源、心理卷入与农民的政治参与

首先，人口学变量方面，透过发生比可以看出，随着年龄段的不断上升，处于青年期的村民和30岁以上年龄段农民的差异也不断上升。其中，以18-29岁为参照类，处于30岁以上的各年龄阶段人群与处于18-29岁这一青年阶段村民的投票行为发生比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也可以发现40—49岁农民的投票行为发生比变化是最为显著的。这也证实了村民投票行为发生概率U型分布关系的假设［11］。同时，模型还显示在联系党组织时，处于30岁到39岁，40-49岁之间的村民相比处于青年期的村民，其联系党组织和拒缴税费的行为更为显著。这说明了无论是投票行为还是联系政治性组织，U型分布都是成立的。随着人际圈子的拓宽，政治涉入增大，使得村民必须面对与其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村委选举和其他政治行为。这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3。

其次，教育和社会地位与投票的关系，在中国村委会选举行为是否也可以获得证实呢？模型显示教育和社会地位对村民的投票具有积极影响［12］。其中，以大专以上文化的人群作为参照，大专以下文化的群体投票的发生比是大专以上文化群体投票发生比的1.5倍以上。这种现象值得思考之处在于，由于大专以上文化群体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且这种学历水平的人群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着更多挑战，参与投票的机会成本较高，导致了学历较低的人群在投票发生比上高于学历较高的人群。此外，从村民个人的主观社会地位来看，中国农村村委会的选举数据也证实了社会地位越高，村民更有可能参与投票。总体而言，上述结果从数据证实了假设4和假设5的合理性。

第三，数据表明政治效能感变量对村民的投票行为不存在影响，但是政治效能感，对其他温和性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村民的内在效能感，对联系人大代表和联系党组织等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而村民的外在效能感对于其拒缴税费则具有积极影响。数据表明村民的外在效能感，对拒缴税费这类政治参与行为具有相关性。这强化了政治外在效能感，对体制合法性存在影响。因此，村民个体的内在效能感是影响村民温和性政治参与行为的主因。但是，假设6和7都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的验证。

（四）媒体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首先，表2显示电视、报纸、收音机、因特网对村委会投票没有影响。由于村委会选举地域有限，且村委会选举在宣传和组织村民的资源有限，因此，基层的选举在目前不可能通过电视、报纸、收音机来动员村民参与选举。私人化的接触和手机更可能适合在小范围内组织和动员村民来参与投票。由于私人联系是村民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形式，因此，社交型的媒介形式，如手机和私人联系是解释中国村民投票的主要原因，从而假设1得到证实。这与西方国家的投票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不同。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对投票行为在短期内具有正的相关性。虽然目前中国农村网民的数量有所上升，但是村民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依然较低。此外，农村的互联网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依然相当薄弱，“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矛盾［13］。因此，村委会投票与互联网之间的联系还是较低的。

表1.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其次，模型表明媒体对投票之外的温和性政治参与具有正向作用。官员、党组织和人大代表，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县级的报纸和电视台会集中报道和宣传本地区党政干部的政治活动信息。因此，媒体为村民联系党政部门的干部提供了便利，降低了他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如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干部就必须通过挨家挨户的宣传，或者通过少数干部传话，依靠干部的人际网络和家庭关系，将选举信息传播到各家各户［14］。这种私人联系的方式，在信息的精度和可信度上会出现扭曲。虽然“谣言政治”在现代化的中国已经不是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方式，由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有限，在特别封闭的农村，谣言依然是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15］。此外，模型表明电视和报纸、收音机等形式没有对抗争型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这说明由于媒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进行审查，以屏蔽损害农民利益的信息，因此，中国农民拒缴税费行为无法以媒体来进行解释［16］。假设2得到证实。

四、结论和讨论

首先，研究发现农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最主要媒体是电视。手机和私人联系这类直接体现人际交流的媒体，与中国村民的投票行为具有正的相关性［17］。其次，从村委会的选举投票来看，由于选举层级较低，乡村选举的宣传资源和影响有限。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体无法显著影响村民的投票行为。再次，获取成本较低，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电台、收音机和地方报纸，由于经常报道当地党政领导的行为偏好，提高了农民联系上级党政干部的可能性。总体而言，“网络政治”理论和“媒体万能论”，对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本研究在理论上有三个启示：第一，媒体系统依赖理论对政治参与的解释，受制于媒体传播内容和获取成本，不可统而论之。还必须考虑资源在农民政治参与发生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在交通闭塞的西部农村，村委会的选举通常借助私人关系来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提高农村居民对“村民自治”的体认，继而化解农村居民对政治体制的不满［18］。第二，互联网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影响，并不像规范研究者认为的那么乐观。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组织动员作用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第三，就2008年的数据来看，媒体无法解释抗争型政治参与的发生。这种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更有可能是农村居民长期不满的结果［19］。

媒体与政治参与的研究，未来可从以下方面深入：首先，政治测量上，由于抗争型的政治参与在统计上是稀少事件，政治参与的变量存在严重的无回答问题［20］。因此，媒体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在统计推论时必须更严格地考虑数据质量。其次，如何避免分析自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 bias），保证农民个体特征不干扰媒体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也是研究未来需要重点克服的问题［21］。

表2.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二分Logistics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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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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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681（2014）04-0101-04

陈鹏（1989-），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研究生。

201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