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分析

2014-03-11陈朋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理性信任利益

陈朋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江苏南通，226007）

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分析

陈朋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江苏南通，226007）

政治信任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话题。在复杂的谱系中，其生成机制尤为重要，它直接映射了政治信任的建构性成长过程。从实践来看，政治社会化的潜移默化、权衡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利益诉求满足的正常结果、文化因子的浸润熏陶，是其基本生成机制。

政治信任；政治社会化；理性选择

信任对政治社会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深受人们关注。在信任的谱系中，政治信任尤为受到关注，以致于人们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话题。诚如哈丁所言，“在两种意义上，信任长期与政府联系在一起。信任的结果是保障公众的共同利益，甚至是很少的公众也会得到保障，因此这得以流传，如果没有这一点，大多数人的利益难于充分保障。”［1］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古老的主题，在过去，特别是在宗教内战结束之后的岁月里，一度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却在当代的政治理论中几近消失殆尽了。”［2］

沉寂的政治信任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打破，人们再度燃起对政治信任的兴趣。再加上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终于推动政治信任研究从“幕后”走向“台前”，并成为学者的一大兴奋点。但是，围绕它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其基本内涵，检视政治信任的基本面貌，乃至探究建构理想的信任模式。而对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这一重要议题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生成机制构成政治信任的核心所在，不了解其生成机制，就难以推动政治信任的建构性成长。从实践来看，政治信任的生成主要维系于四个层面。

一、政治社会化的潜移默化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实践中，只要具有一定程度智力水平和认知观念的人，都会在政治环境的刺激下，对政治现象产生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心理倾向和认知判断，进而形成政治认知。通过政治认知，人们不仅可以熟知政治生活的基本规程，了解公共权力的运作机制，而且还能在政治实践的亲身体验中对政治系统形成政治态度、情感、信赖和评价，从而自然衍生出政治信任或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认知的形成过程之于政治信任异乎重要。吉登斯在其重点论述的“脱域”理论中，详细阐释了认知过程对于信任的重要意义。他用婴儿相信母亲的举例对此做了说明。他认为，婴儿有不有信任，并不完全取决于其母亲在不在现场，即使母亲不在现场，照料者在现场也会促使他确立起对他人既信赖又独立的感受，从而坚信自己的信任态度。也就是，婴儿能不能对周围的人形成信任，跟其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密切相关。所以，他说，“从对他人的信赖与诚实中所获得的，是一种（伴随着在所熟悉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下的经验）情感的再认。”［3］

“如果社会心理学把信任作为人格特征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望在个体层面的社会信任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4］这就是告诉人们，政治认知对于信任的形成具有无以回避的内在关联性。那么，如何形成政治认知？从经验来看，这主要维系于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从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看，政治社会化是任何政治人都无法脱离和回避的生活场景。它跟政治信任之间是水乳交融的至亲关系：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信任的重要载体，政治信任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标。很难想象，丧失政治社会化的背景支持，政治信任能得以产生，也很难想象，缺乏政治信任为基础，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能顺利开启。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告诉人们，政治共同体往往是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塑造政治人，促进政治人形成对政治生活和政治系统的信念、托付和支持。反过来，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心理，尤其是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态度，又可以促使政治共同体成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大熔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大熔炉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观念。政治熔炉能够促使每个新成员形成政治自我，从非政治人转向政治人。”［5］

一般而言，政治社会化主要从三个层面对政治信任的生成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是营造一定的政治倾向氛围。伊斯顿将政治社会化定义为“一个年轻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从他人那里获得基本的政治倾向的过程。”［6］在他看来，政治倾向对于政治人形成政治信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倾向构成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而政治倾向主要由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构成。营造了良好的政治倾向氛围，政治人对政治系统的政治信任将会随之生成和提升。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政治共同体都非常重视域内的政治倾向氛围的营造。其中，最为常见的途径就是开展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让其成员从小至大、在每一个细节之处都能体会到“理应坚持的政治倾向”。

二是通过家庭、学校和传媒等路径塑造必备的政治人格。人虽然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但不是一生下来就具有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心理，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政治情感和认知，进而形成对政治系统的评判、情感、相信态度和托付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学校和传媒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藉此而形成的对政治生活的主观意识、基本态度，就是个政治人理应具有的政治人格或者说“政治自我”。用道森的话说就是，“政治社会化产生政治自我”。正如此，任何国家都很重视家庭、学校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努力试图通过这些机构向公众灌输政治观念和政治信仰。传媒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也是日益增强，它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传媒能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政治生活，进而对政治系统形成判断和认知。基于此，当下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在极力掌控传媒力量，以获得对传媒的运筹帷幄，为促进形成积极的政治信任所用。

三是适时打造合适的政治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政治文化的传递、继承和创新的过程，是主流政治文化的反复凝练。实践表明，思想文化对政治人的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往往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得以实现。文化浸润信任主要有三种途径：培育人们观察、体认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直接间接地宣扬某种价值观；提供某种行为方式参考。就经验而言，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是否合适是唇齿相依的。对于转型中的现代中国来讲，能否构建适应政治发展需求的新型政治文化，直接关系着政治社会化的性质和进展。在政治文化的熏陶中，“政治文化赋予政治系统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也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理应如此的信心，这一信心决定着他们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正当性支持，而这一正当性支持正是政治系统较为有效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的关键所在。”［7］对于政治文化而言，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是重要因素。比较而言，因意识形态的教化而来的政治信任更为持久和可靠，因为它来自于政治人内心的接受和认可，它能使政治人从内心深处坚信信任现存政权是“义不容辞”的，它对政治信任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通过暴力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还极为有力的减少政治成本和社会动荡。

二、权衡比较后的理性选择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制度、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政治行为的动力。关于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不仅把它定义为一种决策规则，而且将某种关系结构也看作是制度，这种结构能约束个体的行为，能推动集体行为得以实施。关于制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理性选择理论重点讨论了“具有多样程度的理性的个人行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制约下能发挥其最有效的、最佳的作用”的问题。因为，诚如Elinor Ostrom所言，人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容易犯错误的学习者。总是在一个给定的具体条件下，试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为了改善制约自己行为的规范和规则而具备可以重新设计制度能力的个体。关于政治行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政治实践中，行动主体之所以采取不同的行为，乃是出于“成本—收益”函数的不同考虑或者说需求。由此可见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在于其利益权衡。因此，有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分析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提出，政治信任与政治人在政治共同体中是否算计自己的利益得失有关系。科尔曼和哈丁是典型的代表。

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科尔曼认为，人们在作出一个行动之前都是经过了认真的理性算计的，他们预计在交往中会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愿意对政治客体产生信任，否则他不可能形成政治信任。基于此，政治信任是理性行动者在政治生活的交往实践中作出的理性博弈行为。从理论渊源上看，科尔曼的这一解释与洛克的政府起源学说具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政治人之所以信托代理人，乃是因为在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中坚信对方是可信的。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理性的政治人之所以产生信任，是出于减少自身利益累增的考虑，至少是不损害自身的利益。对此，哈丁的解释更为直白，他认为信任暗含着利益。“就某一事情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一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因为你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这些理由以我的利益为基础。”［8］

从人类政治生活的实践来看，“理性选择理论关于信任生成机制的诠释，可认为是具有本原性的生成机制，它要求信任方对自己的利益要明确，同时对被信任方的动机、利益也要有所把握。应该说，在人际信任关系中，这种信任机制影响最大，也很有解释力。”［9］它看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日益增多并且日渐左右人们行为实践的客观事实。

实际上，对于理性选择之于政治信任之生成的重要性，还可以从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会产生不合作进而滋生不信任的视角来予以反观。在现实生活中，因缺乏信任而导致合作难产的非理性行为比比皆是，这种行为的结局就是囚徒困境的出现和社会的无序。比如，在一个社区治理实践中，本来设想修复一条贯穿全小区的便捷通道，但是囿于预算紧缺，需要先修复东边的道路，再修复西边的道路。但是不管先修复哪一边的道路，最终都会确保道路的完整性和预算的不突破。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由于缺乏信任，住在东边的居民和西边的居民都不相信管理者的这种安排和承诺，以致于西边的居民总是千方百计的阻挠先修复东边的道路。而阻挠的结果就是整个小区的道路都无从修复。很显然，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人们，理性算计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选择对于政治信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此，哈丁的解释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他说，“一定程度上，公众信任政府是因为相信政府会根据他们的利益而行动，因为相信政府的程序是公正的，也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信任和对其他人信任具有互惠性。这些是认同发生的条件，也是公众对政府要求行为服从的条件。”［1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谈及理性选择对于政治信任生成机制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限定于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诚然所知，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是具体的利益诉求对于行动主体的促动作用，但事实上，人的个人情感也会对行动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发挥作用。基于此，“社会人”假设开始浮出水面。在政治学研究中，“社会人”比“经济人”在理性选择中更具说服力和应用价值，因为它可以用来解释“经济人”所不能解释的场景和缘由，而这正是价值理性的重要价值所在。正像韦伯所说的“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是出于义务与道德的要求，并非全为自利。

同样，对于政治信任而言，理性选择理论也不仅限于完全理性，它还正视了对有限理性的客观认知。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完全理性”所假定的环境，尤其是人们总是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因而，“有限理性”的情况很常见。对此，西蒙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是寻求“最大”或“最优”，而多是寻求“满意”。这种解释正可以用来说明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投票选举现象。如面对不同的候选人，在信息都不完全的情况下，选民之所以信任的给甲候选人投票，而不给候选人乙投票，就是这种有限理性选择下的信任行为。

总而言之，对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权衡比较和理性选择是无以回避的。任何政治行动主体都是在这种心理和态度下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只是理性的成分多一点还是感性的成分多一点的分殊而已。否认理性选择对政治信任生成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客观的。

三、利益诉求满足的正常结果

如前所述，人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了过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这是自人类出现以来就怀有的基本诉求。但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只有利益诉求得到满足，政治人才会从内心深处建构出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和支持。

在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结构的分析中，研究者比较集中一致性的结论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远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2011年6月，《人民论坛》杂志社的调研表明，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于50%。而受访者之所以形成这个判断，主要是因为其利益诉求在不同程度受到损害，进而形成对地方政府的低信任度。这正好从反面透视出利益诉求满足程度对政治信任的重要性。

其实，近年来日渐频繁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从侧面证实了利益诉求满足程度对政治信任的重要意义。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1］对于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学者的判断是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当然官方公布的数据没有如此之大。但是不管数字多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下的群体性事件正在高位运行，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头号难题。检视这些群体性事件，虽然它们各有不同表现，但是其基本特征是共同的：燃点在降低、对抗程度日益激烈、处理难度越来越大，这些群体性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本质问题只有一个：不具备权力指向，而是源于利益受损。也就是说，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一些群体才参与和聚结到群体性事件之中。这种聚结，用于建嵘教授的话说就是“混碗饭吃”。应该说，这种分析很客观、很有道理。

确实如此。在实践层面，因经济发展而来的物质利益满足程度会促进政治人将相信、信赖和支持、托付的政治心理交付给政治系统，并且时常在生产生活中将二者联系起来。“在理论上，物质财富是政治资源的根本要素和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一个拥有足够物质财富，具备充分政治资源的个人或国家，在政治生活中通常会表现出自信、积极、态度坚决、敢于负责和不易受人控制的心理倾向；相反，则会表现出依赖、消极、畏惧等心理特征。而且，经济发展具有政治动员的功效，能够增强人们的政治效能，推动人们参与政治、感受政治、思考政治和评价政治。当人们从政府向社会的输出中获得利益和需求满足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通常会得到提高，由此激发对政府的信任情感和态度。相反，公众福利水平的下降，生活质量的降低甚至贫困化，必然引起政治不信任。”［12］

既然利益诉求满足程度对政治信任之生成如此重要。那么，哪些利益诉求属于这个范畴呢？一般而言，能促进生成政治信任的利益诉求蕴含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就经济利益而言，“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其利益追求有关”的道理早就作出了经典阐述。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态度。因为，政治人首先也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他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多种需要。而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下，这些需求都是建立在物质诉求的基础之上。试想，在一个人连其基本生存保障都没有、基本物质利益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他何以参与政治活动？继而形成政治信任的态度和心理？所以，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共同体都非常注重经济增长对公众利益的保障性作用。公共权力执掌者非常清楚经济绩效对于公众是否支持和信任政治系统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也一再证明，只有在经济增长处于良性运行的情况下，政治信任才有较为巩固的基础。因为良好的经济绩效能有效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情况正如此。执政党之所以多次强调要“调结构、保增长”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就政治权益来说，主要是指维护公众的政治权利。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当人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以后，就会产生权利需要。权利的保障和维护能让政治人体会到自己是真正处于政治体系之中的，继而产生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和托付心理。现代政治生活表明，具有参加选举的资格和渠道、能顺畅表达意见、能影响政府决策、能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能形成积极的政治效能感等等，都是公众理应具备的基础性政治权利。一旦政治系统能创造和维护这些条件，公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将会随之产生。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文化异常深厚的国家，权利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树立和提升。也正如此，这大大影响了从保障和维护公众政治权利的角度巩固政治信任的效度。

就文化利益而言，现代社会的公众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单一群体，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说物质利益诉求的满足是基础，那么精神文化诉求的满足则是中坚。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很难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所以，要想促进政治人形成积极的信任态度，如何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是无以回避的。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的研究无不忧虑地表现出，当前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三缺乏：缺乏精神寄托、缺乏信念、缺乏文化生活。可见，当前如何满足公众的文化利益诉求是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公众的文化利益得不到满足，将会成为政治信任建构环节中的一大短板。

四、文化因子的浸润熏陶

在文化学研究学者看来，信任是文化浸润的产物，它不能完全依赖于理性算计和利益权衡，还要从文化因子的浸润和熏陶中汲取能量，继而历久弥新。“可以说，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类似于基因世代相承。信任就是特定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性。”［13］在阿尔蒙德看来，文化是信任产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柱。他在调查中发现，政治文化差异大的国家，其政治信任的自然景观也不一样，比如，意大利的政治文化图景是疏远政治，继而其信任状态也就不一样。所以，他感慨地说，“社会信任和合作的角色作为公众文化的一个成分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保持民主政体有效运行的一般动力来源。宪法制定人规划了政治的正式结构，试图增强可靠的政治行为。但若没有信任的态度，这些制度很少有任何意义。”［12］福山认为，信任来自遗传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帕特南的研究更是清晰地指明文化对信任的重要作用。他的思维逻辑是：文化能创造社会信任，社会信任能推动政府良好运转，更有效率，人们由此形成对政治领导人及制度的积极评价，政府赢得公共信任。总而言之，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土壤的观点，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遵从和认同。

文化因子生成信任主要依托于两个要素：一是调适政治人的心理。人是政治的动物，而政治也是浸润在文化中的行为，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人也是文化的产物。每一个政治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挂在文化织就的网络之中。或者说，政治信任的主体自来到这个世界，就注定离不开文化因子的熏陶和浸润，正是受文化的熏陶、感染和建构，他们才形成对政治系统的认知、信赖和托付。政治文化主要通过直接改变政治人的心理、约束其行为、过滤不适宜的意识等途径来建构政治人的心理世界，从而引导他们形成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态度和信念取向。因为，作为信任的一种类型，政治信任的基础是政治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期待和渴望，这种期待和渴望既包含相信的成分，也蕴含着信心的含义，而无论是相信和信心，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文化的熏陶和建构。如前所述，政治人对政治系统的态度和心理并非完全出自感性认知，而是经过理性权衡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文化的熏陶和循循善诱，对其内心施加影响，进而约束和规范行为，建构政治秩序。文化体系本身是异常复杂的，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来说，既有主流政治文化，也有亚文化。对于信任构建而言，需要的自然是主流政治文化。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非主流的政治文化进行过滤——将那些与主流政治文化相背离或相距甚远的文化予以过滤，进而促进形成主流政治文化统摄的政治文化格局。“这种体系的作用就像一个受社会限制的过滤器，除非经验能进入这个过滤器，否则经验就不能成为意识。”［13］而之所以有这种效能就是源于文化本身的融合功能。如同其它型态的文化一样，政治文化也会有选择地吸收他种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来丰富自身，具有相当大的兼容性，能够对其他政治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吸收。

二是重塑政治信任的客体。公共权力之所以深深眷恋着文化，乃是因为通过文化的熏陶，可以促进社会成员更加坚定地相信公共权力是正当、合法的，是为其谋利益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权力而言，文化可以为其合法性提供依据。“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一种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贯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体现在政治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并稳定地发挥作用，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要作出长时期的、不懈的努力。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在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方面，能够表现出强大的功能，而且会以隐蔽的形式发挥作用。一个掌握着政权的阶级，如果忽视了政治文化的建设，而与这个阶级的思想体系相矛盾甚至相对立的思想又不断出现，冲击和破坏着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那么现有的政治统治就会陷入严重的危机。”［14］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对政治信任的积极功能不能低估。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执政党正在加强文化建设，不仅是出于引导社会文化氛围的考虑，也是从牢固构筑执政根基出发。

在社会转型期，政治人形成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态度，还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换言之，如果公共权力机构能促进生成稳定的政治环境，便是在积极构建政治信任的根基。而政治文化恰恰能发挥这方面的功效。“政治文化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信念、目标、意识、观念、原则、准则和规则等等广泛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15］换言之，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蕴涵的政治意识指向、政治心理倾向以及政治价值取向影响并制约着政治共同体和政治人的行为选择和行动取向，引导和规训着这些机构和成员按照符合社会需要的规则来行事，减少不确定因素，从而从深层次上维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1］Russell Hardin“Trust in Government，”in Trust and Governance，edited by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9

［2］［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翟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4］Kenneth Newton and Pippa Norris，”Confidence in public Institution：Faith，Culture，or Performance，”p.60

［5］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David Easton.The Child’s Political World.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Science.Vol.6.NO.3：229

［7］孙关宏.政治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8］［美］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M］.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

［9］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10］Margaret Levi，”A state of trust，”in trust and Governance，edited by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Russell－SageFoundation，1998，P.78.

［11］胡荣，胡康.城乡居民社会资本构成的差异［J］.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12］［美］阿尔蒙德，维巴.公众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