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曹顺庆比较诗学思想发展略论∗

周晓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曹顺庆先生一直致力于比较诗学建设，成为公认的比较诗学大家。其比较诗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古代文论到比较诗学、再到跨文化总体诗学的发展历程，不但对于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有开拓之功，其丰富的比较诗学学术思想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印痕，带给我们许多值得重视的启示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曹顺庆；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理论

曹顺庆先生自从在湖北《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发表比较诗学论文《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迄今已逾32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这三十年却是中国当代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正式建立和得到迅速发展的三十年。曹顺庆先生敏锐感应学术思潮的发展趋势，勇于开拓创新，不但对于中国当代比较诗学有开拓之功，而且他的比较诗学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印痕，带给我们许多值得重视的启示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就曹顺庆比较诗学思想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评述，希望得到曹顺庆先生和各位关注中国当代比较诗学同道的指正。

一

首先想强调的是，尽管曹顺庆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比较文学研究大家，他所带领的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团队也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但曹顺庆先生实际上所从事的主要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先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比较诗学，包括曹顺庆先生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88年），以及曹顺庆先生的几部代表作《中外比较文论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而且我们有理由期待曹顺庆先生下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一部建立在比较诗学基础之上而又超越比较诗学的《中国文学理论》。我想把话题做这样一个界定有助于接下来对问题的讨论，更重要的是，这样或许更能有助于揭示曹顺庆先生对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和地位究竟在哪里。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曹顺庆先生第一部著作正是《中西比较诗学》。该书是在曹顺庆先生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也是中国当代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著作，由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比较文学界广泛重视和好评。但该书对曹顺庆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以及中国当代比较诗学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首先，从曹顺庆先生的学术思想的角度看，《中西比较诗学》的出版一开始就明确显示了著者的学术根砥在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旨趣则在比较诗学。曹顺庆先生在《中西比较诗学》“绪论”中开宗明义指出，“中西比较诗学正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探其根源的尝试。”［1］紧接着，著者又简要概括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中国古代文论著者，主要有四种形态：第一种是子书中散见的文论，如《论语》《庄子》《论衡》《抱朴子》。第二种是选家的序跋，如《昭明文选序》《河岳英灵集序》《古文约选序》。第三种是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如《诗品》《六一诗话》《石林诗话》《沧浪诗话》《诗薮》《原诗》《姜斋诗话》《渔洋诗话》《人间词话》。第四种是小说评点。（至于‘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则兼有各类论著之特点。）这四大类诗学论著，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在审美直观中，从下而上地进行审美经验总结，由此而构成自己的诗学体系。”［1］以如此高屋建瓴的姿势准确概括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态特征，非长期浸淫于此中者断不可能。该书除“绪论”外共有五章：一、艺术本质论，二、艺术起源论，三、艺术思维论，四、艺术风格论，五、艺术鉴赏论。以我个人的印象和趣味而言，我认为该书的这些标题既平淡，也缺乏足够的诗学风采，但该书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彩论述却弥补了上述不足。如该书“艺术思维论”一章关于“神思与想象”的讨论，著者一开始谈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抑制了艺术想象的思想，罗马时代的斐罗斯屈拉塔斯才指出，想象比模仿高明，因为想象塑造了作品。后来又经历了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一直到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艺术想象论才开始赢得了诗人们的青睐。而中国的情形则大不相同。早在汉代，以“观物取象”为特征的比、兴，就被尊为诗学之正统观点。汉末魏初的大诗人曹植第一次提出了“神思”一词，陆机在《文赋》中极力描绘神思的奇妙，堪称中国古代艺术想象论中的第一座高峰！稍后的刘勰则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则设“神思”专论，全面深入探讨了神思的特征、功能和方法，代表了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研究的最高水平。以下还进一步讲到“神思”论在刘勰以后的发展，并与意大利著名学者维科的艺术思维理论相互阐发。整个论述“神思与想象”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全书最为精彩之处。我甚至私下认为该书各章节的标题与书中内容多少存在某些不够协调之处，也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诗学与受西方语文影响的现代文论话语之间的矛盾，同时反映了著者此书运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进入比较诗学领域还处于草创的阶段，需要有一个进一步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中西比较诗学》一书一开始就显示了曹顺庆先生中国古代文论的坚实根底和超越传统中国文论研究开展比较诗学研究的努力。其次，从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来看，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当代比较诗学的基础，成为中国当代比较诗学的开创之作。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早期实践开始于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康德的悲剧美学观评论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发端。此后梁宗岱、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都在他们的著述中从不同侧面论及比较诗学的话题，但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则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学者对“中西比较诗学”的第一次命名，也由此标志了中国比较诗学的正式成立。在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西”很明显，指的是西方诗学，包括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建立在逻各斯和模仿说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诗学和形式主义诗学。然而“中西比较诗学”中的“中”又是指的什么呢？是中国传统诗学？还是中国现代诗学？抑或就是中国诗学？中国现代诗学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显然，这里的所说的“中”只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基础上的中国传统诗学，或者主要是中国传统诗学。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曹顺庆先生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根砥正在于中国古代文论。所以，由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所开创的中国当代比较诗学的建设其实不是偶然的。中国比较诗学在当代的形成和发展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对文学学术传统的一种继承和选择的结果。从古代文论到比较诗学既是曹顺庆先生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发端，也反映了中国比较诗学产生的某些必然。

二

关于曹顺庆先生的中西比较诗学尚有许多话题值得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曹顺庆先生稍后在四川大学逐渐建立起一个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术平台和学术团队，以及曹顺庆先生比较诗学中一些重要诗学思想诸如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跨文明研究等的逐渐展开。所有这些都有必要在另外的论题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展开，但本文特别关注的是曹顺庆先生比较诗学思想理路的发展。曹顺庆先生在他的《中西比较诗学》一书的“后记”中曾写到，“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共同的‘诗心’和‘独特的贡献’中去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建立一种更新、更科学、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1］这其实已经昭示曹顺庆先生中西比较诗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要探索和追求建立一种超越中西比较诗学的总体性诗学。这样一种总体性诗学的追求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外比较文论史》中得到突出体现。

《中外比较文论史》是曹顺庆先生获香港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成果。全书共四卷，其中的“上古时期”部分于1998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完成后于2012年改名为《中外文论史》由巴蜀书社出版。该书在《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引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迄今为止，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尚没有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圈，融全世界文学理论为一体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史专著。现有的文学批评史专著，虽汗牛充栋，但或仅限于一国文学批评之论述，或囿于同一文化圈的文学理论述评。这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东西方文论天各一方当年状况，显然不免各执一隅之解，而难拟万端之变；既不利于全世界文学思想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亦不利于深入认识各国、各文化圈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及其理论价值，更不利于建设总体文学理论或曰一般的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2］这就很明确表明曹顺庆先生此书的总体性诗学追求。著者自己在该书的“后记”中亦进一步强调该书在方法上的跨文化总体式全方位多极比较特征。著者写道：“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虽然我在研究目的上并没有改变，但在比较研究的方法上却已经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从中西两极比较，转向了总体文学式的全方位多极比较；其二是从文论范畴的对比研究走向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这两大变化可以说是我在比较诗学研究漫漫求索途中的重要收获。而这部《中文比较文论史》，正是我这些年研究探索的结晶和总结。”［2］可见，从《中西比较诗学》到《中外比较文论史》，实际上反映出曹顺庆先生比较诗学思想的重要发展，那就是从中西比较诗学到总体性诗学的重要跨越。正因为如此，曹顺庆先生自己非常看重他的这部著作，比较文学界也对该书的出版高度重视。评论者不仅对该书的出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体大虑周，弥纶群言”，是一部“突出体现了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理论特征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对该书所反映出的曹顺庆比较诗学思想的发展给予高度关注，认为该书体现了一种“总体文学理论的新架构”［3］。有学者更是认为，“在曹教授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中，这是一次关键性突破，也可以说，是他不仅文学研究十几年里，终至从‘不仅’视野出发，而达到对如何立足本土解决当代中外文论系列难题所做出的总体性突破与回应。”［4］

把《中外比较文论史》的写作定位于世界性的总体性诗学而不只是中西诗学的比较，意味着该书所关注的视野不再只是此前的中国和西方，而是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文化圈和文论系统；所追求的目标也不只是揭示跨文化诗学的异质性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是一种更具有普适性价值的总体性诗学理论。这反映了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的跨越，也表现出中国学者的学术胸襟和学术自信。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在该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该书在视界的设定和材料的选取上，以世界上三大文明体系西方、印度和中国的文论为主，兼及阿拉伯及波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文论，在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综论其文论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三大文明系统中文论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给人一种全新的超越之感。其次，该书在处理上述三大文明系统中文论之间的关系时亦表现出独特的理论框架和体例创新。全书共四卷八编，第一编从总体文论的视角处理“中外文论的纵向发展与横向比较”的关系，第二编从中外文论探源的视角处理“中外文论的滥觞与奠基”，第三编处理“中国两汉、古罗马与印度孔雀王朝及贵霜帝国时期文论”，第四编处理“公元三至六世纪的中外文论”，第五编处理“公元七至九世纪的中外文论”，第六编处理“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外文论”，第七编处理“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外文论”，第八编处理“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中外文论”。其中第一编所体现的总体诗学特征尤其值得重视。该编共分三章。第一章“中外文论纵向发展的基本脉络”，描述“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和确认“中西文论的奠基时期”，即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论、中国汉代文论以及公元前后出现的印度早期戏剧理论《舞论》，直到公元6世纪，阿拉伯和波斯文艺理论开始崛起，公元8世纪后日本文论受中国影响兴起和朝鲜文论的肇端，世界文论的发展逐渐形成独自发展的源流格局，为中外文论的横向关联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论“中外文论横向比较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全书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其中所讲到的“中外文论的可比性问题”、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形成和发展、中外比较文论史研究的目标和中国文论的重建等，均属中外比较文论研究需要着力解决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前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该编第三章才有可能具体论述“上古中外文化与文论的横向比较”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也才有了该书第二编“中外文论的滥觞与奠基”用了七章的篇幅对上古时期中外文论某些共通性问题的具体梳理和总体阐释。因此，该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中外文论的比较和超越比较的论述上，全书对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均能在一种总体性框架下具体展开，同时又超越具体的比较而趋向总体性框架，构成我们所说的总体性诗学的努力的组成部分，如第二编所论及的“毕达哥拉斯、老子与赫拉克利特”（第一章）、“德谟克利特与墨子”（第三章）等。该书第二编在论及“孔子”“亚里士多德”“庄子”等中外文论大家时，虽然在表面上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比较，但在深层内涵上却设立起一个或多个“他者”的语境，以便在此语境中显示其文论的某种跨文化意义，终于使比较诗学获得超越而达到某种总体性诗学。这可以说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该书对中国比较诗学的主要贡献所在。

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德国大诗人歌德在1827年与艾克曼谈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理想，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等也提出应该建立一种“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的总体性文学。所谓总体性诗学正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所做出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总体性诗学的建立谈何容易！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超越民族界线，尤其是超越东西方民族界线，堪称全球文学史的专著却千呼万唤难出来。至于跨越东西方文化圈的文学批评史，更是茫然无序。”［2］这之中的难题，包括曹顺庆先生此前一直关注并不断推进研究的一系列课题，诸如中国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变异学、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等。其中，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是一个提纲挈领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中外文论的异质性关系以及中外文论传播交流过程中的变异性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还要提到曹顺庆先生近期另一本重要著作，也就是他的《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5］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跨文化比较诗学从逻辑上讲，其实是前于总体性诗学的。拟议中的总体性诗学理应形成在跨文化比较诗学成熟之后。因此，跨文化比较诗学在当今不仅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课题，甚至还是遥遥无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所谓总体性诗学所取得的成就还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当今世界各国诸多民族和文化隔膜和冲突等问题不仅远未得到解决，有的甚至还愈演愈烈，进一步成为全球性的影响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曹顺庆先生在提出和架构了自己的总体性诗学框架的同时，仍然花费了大量精力，集中研究和推进跨文化比较诗学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在这部《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中大多得到集中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这些比较诗学中的重要问题的探讨，其实也就是总体诗学建构中的重要方面。我想结合该书中的论文较多涉及的几个话题谈谈个人的浅见。

《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是曹顺庆先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比较诗学研究的论文集，收入钱中文、童庆炳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6辑，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录曹顺庆先生25篇论文，按论题的相关性分为6辑。这些论文在发表时可谓新意迭出，在比较诗学界产生强烈反响，极大丰富了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建设。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总体性诗学建设，尤以“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国诗学的异质性”等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论题最为引人注目。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提法最早是由美籍华人学者李达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李达三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一文中提出，“我们仅此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以期与比较文学中早已定于一尊的西方思维模式分庭抗礼。由于这些观念是源于对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有兴趣的学者，我们就将含有这些观念的学者统称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所谓‘中国学派’，如果改称为‘中庸’学派，也许更为恰当。不过，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已经奠定了以国名为命名的形式，为了配合起见，本文乃采用‘中国学派’这一名称。”［6］曹顺庆先生1995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在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早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自觉，引起海内外热烈反响。该文后来收入《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及《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曹顺庆先生在该文中指出，“如果以1983年天津第一次全国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和1985年深圳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为起点，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已有十余年了。十余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庞大的阵容，丰硕的成果，给中国学术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令全世界的同行们刮目相看。在这种学术背景上来总结和概括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如果再加上台、港及海外华人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则中国学派的理论特点和方法论体系，实际上已经显露雏形，呼之欲出了。”［5］所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特点和方法论体系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曹顺庆先生在该文中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归纳：“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舆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以‘类比’、‘综合’及‘跨学科’会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的‘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5］曹顺庆先生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方法的总结和提倡的努力自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例如正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导致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需要以及对各民族文化异质性问题的重视。这之中包含诸多复杂的文化和学术的问题有待数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曹顺庆先生的这部《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正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本身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期待和努力更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使命感使然。遗憾的是，有的学者仅仅因为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不成熟，以及某些门户之见，不仅简单否定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而且进而认为也根本不存在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言下之意，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法也不过是一种臆想而已。且不说学术研究中学派的形成，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需要学者的提倡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看法显然未能正视比较文学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跨文化研究的问题。这其实并不只是曹顺庆先生的学术兴趣所在，而是学者的学术责任所在，是比较文学发展本身所提出的需要，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的解决的需要。曹顺庆先生在《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其根基在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之上的，认识到这一点至为关键，因为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并进一步展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是制订我们21世纪长期的研究战略，指导下个世纪中国比较文学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基本立场。”［5］如果不能在面对西方强势话语面前既做到理性汲取西方学术精华，又能够正视中国学术话语所存在的种种积弊，以改中国学术话语之衰颓，只能亦步亦趋西方主流学术话语，显然是没有出息的。所以，无论是比较文学自身的建设，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建设，我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提倡都持一种积极的评价，并期望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变成学术上的更大收获。因此，我们理应对曹顺庆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在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给予热切的期待。

［1］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出版社，1988：2，31，270⁃271．

［2］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761，28．

［3］吴兴明．理路探微：诗学如何从“比较”走向世界性——对曹顺庆比较诗学研究的一种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1999（3）．

［4］刘介民．总体文学理论的新架构［J］．广州大学学报，2002（4）．

［5］曹顺庆．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0，31，3．

［6］ 李达三．比较文学中国学派［J］．周树华，张汉良，译．中外文学（台湾），1977，6（5）．李达三，刘介民．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第一册）［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00．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o Shunqing’s Comparative Poetry Thoughts

ZHOU Xiao⁃feng
（School of Arts，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Cao Shunqing has been working for comparative poetry construction and has become a publicly recognized researcher of comparative poetry．His comparative poetry research experien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ncient literature study to com⁃parative poetry then to trans⁃cultural overall poetry， he not only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initi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comparative poetry， but also his rich academic thoughts on comparative poetry research leave previous academic footprints， bin⁃ging us with many enlightenments worth emphasizing and issues needing to be further studied．

Cao Shunqing； comparative poet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I207．25

A

1672⁃0598（2014）02⁃0111⁃06

12．3969 ／j．issn．1672⁃0598．2014．02．016

2014⁃01⁃25

周晓风（1957—），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朱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