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刚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400067）

一、引言

《白鹿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1942—）的代表作品，小说自1993年问世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它于1998年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但对其评论依旧毁誉参半，有人称之为“20世纪中国的史诗”［1］，“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2］，也有人对其“痛斥”的，比如宋剑华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缺乏创新精神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能够在体制内获得国家所颁发的最高奖项，恰恰反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3］。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意识的变迁，《白鹿原》逐渐进入中国的经典小说行列，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说：“《白鹿原》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咀嚼、深入批评”［4］。作为一个“民族秘史”小说，《白鹿原》以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揭示出从清末民国初年到建国初期中国经历的各种社会变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演变过程，尤其是通过对波澜壮阔的农村社会画卷的描绘反映了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乡土社会的延续、瓦解与崩溃。其间农村社会无论经历怎样的内部肢解与外部洗礼，其中颇具文化积淀的乡土伦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具有永恒不变性。［5］这里的中国乡土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6］在这个体系中，儒家文化可谓基石所在，尽管它只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流脉，但却能够以坚韧的生命力和恒久的影响力统治国人意识形态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7］可以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政治、人伦精神、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观念和社会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根底［8］。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陈忠实通过若干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冷峻的态度，展示了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尤其是写出了儒家“仁义”和“残忍”的二重性［9］。本文下面就通过对《白鹿原》中几个人物形象的解读，简要探讨儒家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嬗变过程。

二、儒家文化的守望者——朱先生和白嘉轩

在《白鹿原》中朱先生和白嘉轩都是儒家文化的守望者，但二者又有一定的差异性，朱先生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精神象征，体现出一种“神性”色彩，而白嘉轩似乎是朱先生儒家文化精神的实践者，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二人对儒家文化的演绎相得益彰。

朱先生扮演着一个儒学大师的角色，他自幼饱读诗书，刻苦爱学，16岁便考中秀才，22岁成为头名举人，终生都保持着晨读、午休、善思的习惯，即完全把做学问当作了人生快事，对于外面世界的纷纷攘攘看得“轻如鸿毛”，于是当军阀派兵来请时他以“午休”拒之，即使“天王老子”来了也不为所动，充分体现了一个铮铮傲骨的“大儒”形象。当然，他也不是“不闻窗外事”，相反对于外面的世界他看得比常人更为透彻，而且总是以“神奇”方式处理世事。朱先生孤身一人劝退20万大军的举动早已传遍四野，这不仅体现了其大义凛然的气度，而且展现了一个“儒生”舍身拯救黎民百姓的“济世精神”，同样的举动还有朱先生亲自套犁毁掉罂粟以及后来鼓励鹿兆海奋勇抗日等，尤其是在鹿兆海为国捐躯之后其发布《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的义举更是在关中大地引起轰动，塑造了知识分子深明大义的一种民族精神，无怪乎白嘉轩称之为“圣人”。朱先生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通过《乡约》抒写等传递着儒家道德伦理，同时也用讲学的方式传播着儒学思想，白鹿原上凡是走到外面世界能够“有所成就者”无不是受到了朱先生的谆谆教导，如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白灵、黑娃等，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黑娃这个曾经与儒家道德伦理格格不入的“不良”青年拜师朱先生门下。对于黑娃，朱先生没有像世人一样在意他的过去，而是以“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态度接纳鼓励，这更显一个儒学大师的超然独到之处，正如别人对朱先生的评价“他始终在人欲鼎沸的世界里保持了一份洞若观火的超然”［10］，他无愧于白鹿原上的一个儒家文化“精神守望者”。

对于白嘉轩，其举动正直也罢，残忍也好，他是一个儒家伦理思想道德的十足贯彻者。从一开始的“连克六房妻子”之后不受邻里冷言冷语影响依然坚信自己“传宗接代”的能力到后来家族内外经历一系列天灾人祸的打击，白嘉轩始终都挺着笔直的腰板从容面对，即使是后来腰板被土匪打断之后，他还是倔强地高昂头颅，这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生命精神坚守的绝佳阐释。除此之外，白嘉轩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当属对朱先生撰写《乡约》的恪守，这也使得白鹿原在皇权崩溃的民国初期显得与众不同：当其它地方身处乱世人心惶惶时，白鹿原呈现出一片太平祥和的气氛，特别是祠堂中晚上村民诵读《乡约》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乡约》的约束下，白鹿原没有丢掉“仁义”传统，而是更显“礼仪之邦”的魅力：不仅偷鸡摸狗、聚众赌博的事情几乎绝迹，而且村民几乎个个变得文质彬彬、笑容可掬。这就是《乡约》的作用，当然也是白嘉轩作为族长躬亲示范的功劳，从根本上说这是儒家文化道德的循化作用。对于这些遵循《乡约》的民众来说，白嘉轩是“仁义”的，即使对犯过错而且伤害过自己的黑娃也是心存“仁义”之心，于是“改邪归正”的黑娃回归祠堂时白嘉轩敞开宽广的胸怀，并笃信“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在祠堂里头的”［11］，而对于那些离经叛道者来说，他则成了威严无情的象征，即凡是触犯《乡约》者一律严惩，对其亲生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的残酷惩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在白嘉轩眼里，代表儒家乡土伦理规范的《乡约》早已超出了儿女亲情在心中的地位。

三、儒家文化的反叛者——鹿兆鹏、白灵和田小娥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的加剧和外敌入侵的深入，中国迎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各种新思想接踵而来，尤其是声势如潮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偏远的白鹿原也未能避开时代的思想洪流，其中鹿兆鹏和白灵就是新思想的传播者，而他们对新思想的传播同时也是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反叛。虽然鹿兆鹏和白灵都接受过关中大儒朱先生的谆谆教导，但是他们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化反叛”。鹿兆鹏的反叛是从“抗婚”开始的，他是在父亲鹿子霖的三记耳光下和“陌生妻子”走向新房和祠堂的，但是后来还是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拒绝着这次“包办婚姻”，也因此与父亲决裂，因为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婚姻爱情，自然不会遵循儒家文化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婚姻。他的反叛还不止于此，后来他与白灵的结合更是体现了勇敢无畏的叛逆精神，因为白灵是其亲兄弟鹿兆海的女朋友，也即其未来的弟媳，这在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中属于典型的“乱伦”现象。这种“乱伦”出现同时说明了白灵的反叛意识，在她心中“三从四德”等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对“平等、自由”爱情的追求。白灵的反叛也是从家族开始的，在父亲拒绝她进城读书的要求时，白灵直接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以死相逼，而对于父亲白嘉轩的包办婚姻，白灵更是语出惊人：“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12］，而且以多次失踪的方式抗拒，从而像鹿兆鹏一样与父亲“恩断义绝”。

鹿兆鹏与白灵的反叛都是自觉行为，而小说中的另一女主人公田小娥同样是一个反叛儒家文化的角色，只不过的她的反叛多了一份自发意识。田小娥原本是一个封建礼教下“苟且偷生”的“活死人”，尽管在郭家有着类似“泡枣”事件一样绵绵无力的反抗举动，但这不足以把她从礼教牢笼中解脱出来。黑娃的出现点燃了其内心隐藏已久的反叛意识，她从此离开郭家与黑娃过上“两情相悦”的爱情生活。但是作为乡土伦理中的“异类”，他们终究并没有逃出封建礼教的魔掌，不仅在白鹿村进不了祠堂，而且被赶到荒郊野外的窑洞。对于这种简陋的生活，田小娥没有太多的怨言，依旧沉浸在甜蜜的爱情生活中，算是对主流儒家习俗的不懈反叛，但是后来为了营救丈夫不幸陷入恶人圈套，并越陷越深，从而引发白嘉轩对其实施残暴的“刺刷”体罚。这次体罚对田小娥来说堪称一次心灵创伤，而创伤性事件留下的记忆是深刻而弥久的［13］，从此她也陷入了“报复”怪圈，不仅用自己的身体诱惑白鹿原的权威——即将继任族长的白孝文，从而摧垮白嘉轩苦苦支撑的白鹿村儒家伦理体系，而且在被公公鹿三刺死之后，她的阴魂也没有停下报复的步伐：用一场瘟疫向整个白鹿原倾诉自己的不公待遇，并引来众人前来祭奠，几乎击垮了白鹿原持续已久的乡土伦理体系。这既是为自己申冤，也是通过血的事实揭示封建礼教的腐朽劣根性，更是在以痛彻的方式肢解传统的儒家乡土伦理世界。

四、儒家文化的皈依者——黑娃和白孝文

小说中儒家文化的反叛者不止鹿兆鹏、白灵和田小娥，其实黑娃和白孝文也是，只不过他们后来均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皈依，这不由得令我们深思儒家文化在乡土伦理中的神奇性，它犹如一个陀螺的中轴一样牵引着不断变化的乡土社会。

黑娃作为长工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有一定的自卑感，但同时练就了狂野不羁的天性和生来反叛的本能，尤其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更是万分抵触。他不仅不喜欢枯燥的学堂生活，而且对族长白嘉轩“挺得笔直”的腰板既敬畏又反感，于是长大后寻机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板，同时大闹祠堂砸毁刻着《乡约》的青石碑，体现出与儒家伦理道德势不两立的雄心霸气，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先前满身是刺的人竟然经年之后大彻大悟地投身朱先生门下渴望“学为好人”。黑娃的皈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寓意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转变的时机。在匪首“大拇指”被鹿兆鹏害死后，黑娃一度陷入彷徨，而在国共两党激战正酣之际，他看清了自己前途命运的黯淡，于是主动接受白孝文的招安，融入社会主流，并在二次婚姻中选择“知书达理”的老秀才女儿以示融入儒家传统文化伦理的心志。当然这种选择也是痛苦的，“文化”的缺失更让意欲回归的黑娃寝食难安，就如心灵炼狱一般，于是有了对儒学大师朱先生发自肺腑的心迹流露：“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14］。这种心迹的表达不仅体现了黑娃皈依儒家文化的决心和诚意，而且也算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否定。经历了儒学文化的熏陶之后，黑娃的文化修养不断提高，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好人”形象，并在合适的时间决定回白鹿原拜祖，这更体现了其皈依的透彻性。在回原上祭祖的那天碰到白嘉轩时马上匍匐跪地说出“黑娃知罪了”［15］，进入祠堂时更是声泪俱下地号啕大哭，祈求祖宗饶恕，看到那些由自己亲手砸断的碑石拼凑起来的碑文，他更显得无地自容，有种刻骨铭心的羞耻感。黑娃终于以真诚的忏悔回归到了白鹿原千年不断的儒家乡土伦理主流社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洗心革面的“真正皈依者”竟然被另一位儒家文化皈依者白孝文所杀害。

与黑娃相比，白孝文的皈依则显得苍白虚伪得多，因为白孝文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从其动荡的一生可以窥见一斑。白孝文的一生从儒家文化方面看可以总括三个阶段：皈依、叛逆、皈依。作为白鹿村曾经风光无限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骨子里流淌的是高贵之血，因而在其飞黄腾达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乡祭祖，用来洗刷曾经的耻辱，于是我们看到了白孝文祭祖那天不仅穿长衫戴礼帽，俨然一幅儒者风范，而且由随从牵着高头大马，真可谓场面壮观，颇有荣归故里的感觉，这与黑娃祭祖的低调形成了巨大反差。很明显，受功利主义思想的驱使，白孝文的皈依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色彩，他只是为了迎合乡土伦理的主流意识，于是祭祖当天便匆忙回城，因为他深信“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16］。

五、结语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白鹿原》无愧于一部“民族秘史”［17］，它以全景的视角描绘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经历的伦理变迁景象。在以“白鹿原”为缩影的中国乡土伦理社会中，儒家文化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存在，其间不管守望者如何坚守、反叛者如何抵抗、皈依者如何融合，儒家文化总以生生不息的形式运转，这就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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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3（6）：105-118.

［3］宋剑华.《白鹿原》：一部值得重新论证的文学“经典”［J］.中国文学研究，2010（1）：77-82，87.

［4］郑周明.《白鹿原》的女性悲剧［J］.学术探索，2006（1）：124-127.

［5］尤冬克.乡土中国的圭臬——谈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土地意识［J］.学术探索，2012（7）：106-110.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04.

［7］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2000（1）：62-72.

［8］祁小绒，杨晓歌.无根的飘零者——《白鹿原》黑娃形象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6（3）：137-141.

［9］尹季.《白鹿原》中朱先生形象的儒家文化内涵［J］.船山学刊，2004（3）：125-127.

［10］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J］.人文杂志，2000（1）：91-97.

［11］［12］［14］［15］［16］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591，204，585，587，507.

［13］刘向辉.创伤理论视角下《手》的解析［J］.长城，2012（2）：58-59.

［17］朱述超.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涂层解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