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旧体诗词”或者说“旧诗”的概念是与“新诗”的概念同步产生的，二者如影随形，又如孪生兄弟，谁也少不了谁。没有“新诗”也就没有所谓“旧诗”，没有“旧诗”当然也就无所谓“新诗”。今天写“旧诗”的人都不喜欢这个名号，仿佛一沾了“旧”字就不可观，这还是国人心底那个拜“新”主义在作怪，其实“新”未必好，“旧”未必孬。《尚书》里说：“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可见新有新的好，旧有旧的好，新旧之问的优劣不可简单作结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许多人主张用“中华诗词”“国诗”“汉诗”“格律诗词”“文言诗词”之类的概念来取代“旧诗”或“旧体诗词”的概念，但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原因是这些概念都指代不明，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不确定性。比如“中华诗词”“国诗”“汉诗”概念就很难把“新诗”排除在外，而“格律诗词”“文言诗词”概念不仅无法完全排除“新诗”，甚至也无法包含全部的“旧体诗词”，因为“旧体诗词”不仅有格律很严的“格律诗词”，即“近体诗”和“词曲”，也有大量的格律宽松的“古诗”或“古体诗”。至于“文言诗词”也只是“旧体诗词”的一部分或者最多是大部分而已，实际上还有非文言的古白话诗词的存在，否则胡适当年就不会那么执著地去写《白话文学史》，那本书中很重要的篇幅就是“白话诗史”。凡此种种，说明“旧诗”或“旧体诗词”这个概念还是有其存在的最大合理性，无可替代。

但是这个概念的情绪外壳或者负面价值判断因素需要我们加以剥离。实际上，中国诗史上的“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概念就是相对而言的，这就如同今天的“旧诗”与“新诗”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