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

新自由主义潮流中，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日益增长，缺乏监管而犹如脱缰野马般的金融投机行为盛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寡头操控下，证券市场、股票、衍生品、养老金、债券、对冲基金等为人们描绘了一个通过投机快速致富的童话，而且投机所得，不是去创办企业，而是助推消费主义。西方企业模式已经走形，企业发展已不再是累进式的，通过投机快速赢取巨额利润的模式取而代之。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企业精神荡然无存，经济伦理尤其是劳动伦理渐渐丧失。

一、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劳动观

劳动创造价值，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也是西方古典经济思想乃至前古典时期经济思想的伦理基调。《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朦胧地提出了 “劳动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劳动，劳动，再劳动”。他主张“人多多干活”，整个社会才会繁荣昌盛，掠夺并不能致富。这一观念蕴含着劳动是一切价值源泉的思想萌芽。

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西塞罗大都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尽管亚里士多德论证奴隶制度是自然的劳动分工的结果时将劳动区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是忽视体力劳动。中世纪基督教更是尊崇劳动。圣保罗曾说过，不劳动不得食。这一观点在神学家皮特罗那里得到阐释：“上帝和一切理由均要求人们用他们的辛劳来挣得他们的面包，这也许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而那些不劳动的人也不得吃。……”从劳动的角度来考虑价格的价值基础也是基督教的传统思维方式，皮特罗的劳动价值观念最为明确，他认为谷物的价格依靠货币条件规定是徒劳的，主张用一定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支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威廉·配第及诸家：劳动是财富之父

“劳动创造价值”的伦理正式形成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主张财富的根本源泉是流通领域的重商主义学派，开始察觉到财富源于“在我们的大自然上加以技艺，在我们的自然资源上施加劳动”，把劳动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前提和流通的条件。重农主义更是把农业劳动看作唯一生产的劳动，只有这种劳动创造价值。魁奈认为，只有农业这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生产部门，才存在“财富的增加”，“只有花在土地上的劳动，其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支出，才创造财富和每年的收入。”他认为，工业的产品只能抵偿其自身的生产费用，而没有财富的增加。

被马克思誉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正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劳动创造价值”思想。配第接受了霍布斯“劳动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主张“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在论证国家的财富时，霍布斯指出，“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上帝已经把它们为量丰裕地放置在我们面前的地面上或近地面之处，以致只要费一些劳动来收取它们就行了，因之，数量取决于人类劳动与勤劳的程度仅次于上帝的恩惠。”在霍布斯思想的引导下，配第以劳动衡量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等价关系，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商品交换是以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配第的思想中已经开始了劳动价值论的萌芽。虽然重商主义也强调劳动的价值，但与重商主义不同，配第不仅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而且还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货币的数量与价值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有关。当然，配第只是把生产金银的具体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没有把生产价值的劳动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中区别开来，这个任务由后来的詹姆斯·斯图亚特完成。

约翰·洛克从私有财产角度进一步揭示了威廉配第的劳动思想，主张每个人的劳动果实理应归自己所有。“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所从事的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加入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公共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纵使主张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伯纳德·曼德维尔也承认 “一切社会所享受之物总是取决于土地的果实和人的劳动；二者结合在一起，相对于秘鲁的金和玻利维亚的银而言，是一种更加肯定更加难于枯竭和更加真实的财富。”

花在生产资料上（当时主要是土地）上的劳动一直被后世的经济思想家看重。坎蒂隆也指出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土地是所有财富有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而且坎蒂隆注意到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别，他指出，手工业者报酬之所以高出农夫的报酬，是因为前者必须 “同他们在学艺期间所丧失的实践以及为精通技艺所需支付的费用和承担的奉献成比例。”从詹姆斯·斯图亚特开始，劳动和价值开始了区别对待。斯图亚特清楚地划分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特殊社会劳动和实在劳动，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创造一般等价物的劳动叫做“产业”，而且作为“产业”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不同。斯图亚特完善细化了配第的劳动价值论，是将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加以区别的最初尝试。至此，在当时西方经济从以土地经济为主导向工业经济为主导转变的时代背景下，大多数经济思想家与配第一样，以土地和劳动说明商品价值的性质及其尺度，土地和劳动均是价值的来源，赞美劳动的重要性和神圣性。

三、亚当·斯密：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斯密在 《国富论》中一直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增加国民财富主要靠两种方法：一是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二是提高这些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他提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这就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斯密从洛克自由主义的私有财产逻辑出发推断，既然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那么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能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既然劳动是理论的逻辑起点，斯密很重视劳动的分析，他注意到劳动的艰苦，以及智巧和熟练程度。关键是，斯密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之消灭，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是固定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并随生随灭。所以，斯密重视生产性劳动，他主张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以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支出，以增加国民财富。对生产性劳动，他认为按照生产性的大小，资本的使用应按照农业（包括矿业和渔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顺序加以安排。在说明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原因时，斯密说那是因为在农业中，不仅有人在劳动，而且他的牲畜也是生产劳动者，此外，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创造价值的参与因素开始增多，为大卫李嘉图和萨伊的资本参与劳动、分享价值作了理论铺垫。

当然，斯密其他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从“劳动创造价值”中汲取营养并繁荣茂盛。斯密强调劳动伦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试图对市场经济作出道德约束，保护劳动伦理。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不过，既然资本主义经济是个人主义为主导的行为，利己永远是行为的主要原则。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人”已经成长为巨人，“道德人”却患病退化为侏儒。

四、大卫·李嘉图：劳动、资本同时创造价值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同样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须的劳动量。”李嘉图依据亚当斯密的论述指出，“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价值量随着劳动量的增减而增减。黄金和白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金价约比银价贵15倍，这不是由于黄金的需求大，也不是因为白银的供给比黄金的供给大15倍，而只是因为获取一定量的黄金必须花费15倍的劳动量。

李嘉图的重要贡献在于把劳动的概念进行了最初的划分，此前的劳动笼统地指人的活劳动，但在李嘉图理论中，劳动不仅是指 “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这样，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直接的活劳动，而且有资本，即后人科学界定的物化劳动，正因为此，他离开了自己当初的劳动价值原理。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这里发展到顶峰，同时也开始了它的庸俗化过程。

其庸俗化的结果中，最主要的是资本志向的渐渐堕落以及劳动地位的渐渐沦丧。剥削和寄生成为资本的常态。劳动被贬得不值分文。从萨伊开始，资本名正言顺地参与到分享劳动成果中。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财富是由协助自然力和促进自然力的人类的劳动所给予各种东西的价值组成的。”换言之，资本能够创造价值，从此资本剥削劳动有了理论依据。萨伊把劳动分为理论、应用和执行等三个部分，三者相互协作、利益与共。凡是能对生产有用物品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强调劳动与资本的和谐。同时，还有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

“浪漫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经以伦理的视角攻击李嘉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是见物不见人，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最终为劳动做出了科学的解释，给劳动和劳动者历史的定位。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各有特色，但在劳动价值论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强调劳动在价值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但马克思把劳动提高到了伦理本体论的高度，远远地站在了斯密和斯密之上。当然，马克思也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为李嘉图作出了理性的解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

五、资本的堕落，劳动的沦丧

劳动的本质在于伦理的完善展示和道德境界的升华，劳动最能直接说明经济一定是内涵道德的经济。“劳动创造价值”被庸俗化后，劳动伦理价值渐渐被经济思想漠视，剥削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后，渐渐地，寄生成为资本世界的时尚，投机成为生存之道。其实，古希腊罗马就反对高利贷投机行为。色诺芬、柏拉图都谴责、厌恶放贷取息的剥削，认为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亚里士多德反对商业资本，尤其反对高利贷。他认为以货币追求货币在高利贷中表现最为突出，最为可憎，在一切盈利方法中是最不自然的。新教伦理中，路德多次声明反对高利贷和利息。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创造财富”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强调积极进取、勤奋劳动、不断累进的企业精神，

但是，当今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浪潮中，呐喊助威的经济学理论为了帮助其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扩张的市场，绝口不提劳动的价值，只是一味鼓吹私有、自由、开放，并且颇具同情色彩地高呼消除贫困、建立公平。但在实践上，资本家们把投机作为掠夺劳动的惯用手法。金融投机和掠夺使劳动失去了伦理基础和伦理价值，代价是对再生产以及价值、财富创造基础的破坏。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投机主要是在纸币流通领域完成，通俗的讲，就是资本停留于货币而不去流动，或者说拿钱去直接赚钱，然而，对于纸币的流通，斯密提倡的同时也曾提出警告：“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掉在半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凯恩斯更断言：“如果投机者只是企业精神坚定奔涌河流上泛起的泡沫，他们不具有破坏性。然而，如果企业本身变成了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情况就严重了。一个国家一旦依靠赌博来扩张资本，很可能误入歧途。”劳动的沦丧，投机的盛行，说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已经误入歧途。

[1]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2.

[2]宴智杰.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托马斯·孟.英国得自最外贸易的财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73.

[4]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66.

[5]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1.

[6]约翰·洛克.洛克政府论：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

[7]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9]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7-8.

[10]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69-86.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12]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M].高静，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