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东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天人合一”观是始于先秦，盛行于两汉，至今仍在探讨并力求重新予以诠释的一个哲学命题，是中国文化最根本、最深层、最基础的问题，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归宿处”，“是整个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命脉和基本的意义生长点”，[1]对中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2]“天人合一”观念决定了中国人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审美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五禽戏”是华佗养生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健身项目，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的影响。“天人合一”始终贯穿在华佗五禽戏的思维模式与实践规范之中。“天人一体”是“天人合一”观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了世界观的指导；“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观的认识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认识论依据；“道法自然”是“天人合一”观的方法论，为华佗五禽戏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天人一体”为华佗五禽戏提供世界观的指导

“天人之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关于宇宙起源及演化问题的探讨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关注并探索宇宙起源及演化等自然哲学问题是先秦哲学和文化的一种时代思潮。管仲提出“根天地之气”开创了宇宙气本原学说之先河。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P(77)确立了“道”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宇宙之本根。“道”并非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而是通过创生万物，形成各种事物，构建了理性思维视野下的宇宙生成论。《易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明确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最高哲学范畴为“太极”，并视“太极”为具有世界统一性的宇宙本根。宇宙生成论是“天人合一”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基石。宇宙生成论要旨是，整个宇宙，包括天、地、人在本体上是有机、动态的统—体。

“天人一体”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本体论，即万物一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中，就形成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在“天人一体”这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影响下，传统医学理论和气功养生理论都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地大自然，人体小天地，人禀天地之气以生，自然万物也都是天地之气所化，故天人一也。《太平经》曰：“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而各有祖始。”主张弘扬宇宙万物相生相利的整体协合观念。中国古代医学家、养生家华佗的养生思想和养生实践也深受“天人一体”这一本体论的影响，一切养生实践活动坚持以宇宙一体的本体论世界观为指导，从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出发，将人与自然界看做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的统一整体，从自然的宏观背景来看人的养生实践。所以，他在设计人类养生健身体操五禽戏时，把自然界中五禽动物和人类看成是一气相通的有机整体，具有同构性。同时，要求练习五禽戏时，要进入五禽的意境，体验五禽的神韵，和五禽的形神融为一体。

二、“天人相类”为华佗五禽戏提供认识论基础

“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哲学的认识论。“天人相类”即“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意思是指天和人是同类的。“天人相类”理论是“天人一体”观点的进一步发挥，蕴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天人结构相类；二是天人属性相类；三是“天人一道”。

天人结构相类是指天、人具有相同的形态结构。道教养生学以宇宙生成理论为根据，认为宇宙自然不过是人体的放大，而人体则是缩小了的宇宙自然，人体与宇宙自然是结构相同的，内丹书中常用“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来概括。《太平经》里说：“人者，乃象天地，四时、五行、六合、八方相随。”《周易参同契》利用阴阳五行理论把人体形态结构与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起来，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黄帝内经·灵枢·邪客》中明确提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天人属性相类是指人性和天性是一致的。西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命义》中说人“禀气而生，合气而长”。在他看来，人性是由天的“气”决定的，人性和天性是一致的。孟子更为明确地提出天人同性的观点，认为天性和人性是相通的。《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竭尽了人的本心，就知晓了人的本性，知晓了人的本性就知晓了上天。人的心、性都与天相通。《中庸》第22章中讲到：“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天人一道”是指天与人有着共同的变化规律。也就是说天与人皆由阴阳二气构成并由阴阳二气的互动而生成与发展的。所以《春秋繁露·同类相召》曰：“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强调天道与人道融会共通，二者的契合点就是“道”，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4]P(282)人道与自然之道有着共同性，即人与天地均依“道”而生成与发展。

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哲学的认识论的集中体现。“天人相类”三个内涵集中体现了类比思维方式。类比思维方式是指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发现了人与天地之间的相似性，进而采用比喻、象征的方法以说明问题的一种方法。类比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中得到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内经》汲取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方法，人以天地为参照物，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用药，发现了许多天地自然规律与人体生命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医养生学同样也广泛地运用类比思维，华佗五禽戏就是典型例子。华佗以“天人相类”的方法论为指导，运用类比思维，通过对自然界中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日常生活的整体性观察和直觉领悟，发现五种动物的形态、生活习性、动作特点、阴阳属性等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体格健壮、健康长寿，而且它们的动作和神态表现总是自然而然，与天地融为一体。而且这些状态、功能和特征与人类养生活动所追求的理想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极为相似，于是就“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通过模仿五禽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动作和自然神态来开展养生健身活动，即借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

三、“道法自然”为华佗五禽戏提供方法论指导

“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既是世界观的学说，又是方法论的学说，其方法论内涵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思想上。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P(44)这句话蕴含三层意义，一是人法天地，因为人来源于天地，是天地化生而成，和天地同源、同根、同演化过程，所以，人要效法天地；二是天地人法道，因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本根和本体，是统领支配天地万物和人的总规律、总原则，“道”是普遍的宇宙法则，是联系天人，使天人合一的根本纽带，天地人必须法道；三是道法自然，这里是指“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在天则天道，在地则地道，在人则人道，它最根本的特性是“自然而然”，所以，天地人之道都要效法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亦即自然性。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它自身为依据，是自身决定了自己的存在和运动、发展。“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5]P(15)就是说，道本身无所作为，而顺应万物之自然。因此，道创生万物，并非有意妄为，而是顺其自然，使万物自生自长。从人的角度看，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人应当取法天地之自然，这里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二是人应当取法人性之自然，这里体现的是人的本性自然的观念。

“道法自然”是宇宙万物遵循的根本法则。这一法则的根本要求是让万物按照它自己的本性生存和发展。作为“天人合一”观所蕴含的方法论，是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不是具体的个别方法，而是对方法的高度概括，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普遍适应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不能直接用来认识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能为人们认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提供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不可以为人们提供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但可以为人们制定、实施具体方法提供原则和标准，可以给人们提供重要提示、启发和指引。同样，“道法自然”思想也为传统养生提供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

中医养生家华佗以“道法自然”思想为根本的方法论指导，模仿野生动物的自然行为习性和神态特征，创编了五禽戏养生功法。

五禽戏是仿生养生功法，为象形之戏。每戏都是根据“五禽”自然生活的秉性特征设计的典型动作，虚构了不同动物日常的自然生活情景，在虚拟化的生存环境下表现出动物的形态和神韵。要求练习者不仅要体悟每一动作的意义，还要融入到动作完成的环境背景，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把人动物化。也就是说，五禽戏练习者要逐渐进入五禽的意境，能够“入戏”。具体来讲，练习虎戏时，要体会虎的意境：要意想自己是深山中威猛无比的老虎，傲视群兽，伸展肢体，抓捕食物，体现出虎的威武勇猛的神态；练习鹿戏时，要神态安闲雅静，要体现其静谧恬然之态，要意想自己是原野上的梅花鹿，置身于群鹿中，众鹿戏抵，伸足迈步，意想自己在山坡、草原上自由快乐地活动；练习熊戏时，要意想自己是山林中的黑熊，转腰运腹，自由漫行，憨实宽容，要在沉稳之中寓有轻灵，将其剽悍之性表现出来；练习猿戏时，要体会猿的意境:机智、敏捷、灵巧、快练，要意想自己是至于花果山中的灵猴，活泼灵巧，摘桃献果，讲究外动内静，欲静则似静月凌空，万籁无声；练鸟戏时，要进入鸟的意境:安然自在、悠闲宁静，要意想自己是江边仙鹤，伸筋拔骨，展翅飞翔。进入“五禽”意境状态的练习者处于呼吸绵绵，若存若亡，无思无虑，飘飘欲仙，恍恍惚惚的状态，一切都会变得自然而然，完全将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消除自身和自然的界限，实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大化”境界。[6]P(25)这种物化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它指的是主体抛弃各种功利因素，真正契入对象的内在精神之中，与对象合为一体，在至一中得到了统一，形成出神入化的意境。”达到这种境界，自我这个中心就消失了。这样，内无对死亡的精神恐惧，外无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对己无所求，对人无所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无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6]P(31)这样，心中既无哀乐波澜之扰，也无得失祸福之累，精神也就达到了“齐生死”、“忘物我”的自由境界。忘掉外物、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就是和自然之道融合为一了。和自然之道融合为一，表明人的精神了获得自由，人的灵魂不受到任何干扰，人回归到纯朴自然的本性，是我的本真存在，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的灵魂获得了自由解放，精神世界回复到完全自然的原始状态，符合自然的本质。

可见，华佗五禽戏的真正目的是帮助练习者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返朴归真”，保持“朴”、“真”本性，复归到人的自然而然的本然状态，是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对自然的体悟和认同，是借助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参考文献：

[1]李清良.“天人合一”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J].社会科学家，1998(2).

[2]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J]．中国文化，1991(4).

[3]老子.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4]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4.

[6]王世舜.庄子注译[M].济南：齐鲁书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