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容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永远的狂人，独立的自己
——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头发的故事》比较研究

周玉容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1920年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发表，《头发的故事》和早期的《狂人日记》在叙事层面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除去不同的隐指读者，两者的叙事层次、人物功能和干预评论等均一脉相承。小说形式的“同”与“异”最终透露了作家的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的一致性和嬗变性，这对于理清现代文学史上纷繁复杂的鲁迅思想脉络具有重要作用。

《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叙事分层;反讽式评论;隐指读者

1920年下半年，鲁迅受许钦文之妹因剪发而被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百般刁难事件的触动，感慨系之，遂“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1］。该文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受到评论者的诟病，譬如成仿吾、李长之、苏雪林等人，均认为这篇作品从文体上讲属于杂感、随笔之类，而不应归入小说之列。事实上，《头发的故事》和《呐喊》开篇的经典篇目《狂人日记》在形式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除去不同的隐指读者，两者的叙事层次、人物功能和干预评论等均一脉相承、遥相呼应，而小说形式的“同”与“异”最终传达出作家的思想观念在不同时期的一致性和嬗变性，这对于理清现代文学史上纷繁复杂的鲁迅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1 对应的叙事分层

《头发的故事》的情节极为简单，起因是双十节的当天“我”翻开日历，继而引出了前来拜访的N先生，小说的主体便是N先生篇幅浩大的牢骚话实录。《狂人日记》的情节则复杂许多，作为鲁迅文坛打头阵的篇目，它的确是一起笔就达到了高峰。然而剥离掉小说一件件精心雕琢的外衣，它的情节和《头发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首先是一则小序，由“余”交代出同乡之弟“狂人”，小说的主体便是“狂人”的日记。显而易见，两篇小说的开头都出现了一个功能性人物:“我”或“余”;两篇小说的主体则是主要人物N先生或“狂人”的不同形式的独白:牢骚或日记。

当然，《头发的故事》由于行文自身的简单性，本可将全文看作一个唯一的叙述层，在这个叙述层中，“我”是第一人称叙述者，N先生是主要人物，而“我”的主要功能则在于记录“我”和N先生之间关于“头发”的对话。但有意思的是，“我”作为同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和主要人物N先生身处同一时空，面对N先生的连续追问，在没有任何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却没有给予N先生任何的回应，从而活生生地将“两个人的对话”挤压为“一个人的独白(牢骚)”。如果不是文本开头和结尾的一些背景性介入，这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完全已经隐形，加之“独白”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本身所拥有的强大的发声欲望，N先生俨然已从叙述中突围出来，成为主叙述层的叙述者，“我”则顺理成章地被边缘化为超叙述层的叙述者，而“我”的功能也仅限于引出主要人物兼主叙述层的叙述者:N先生。

与之相比，《狂人日记》的叙述层和人物分工则更为明确，异故事的设置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余”作为异故事中的人物，本身就与主要人物“狂人”身处不同的时空，“余”通过道听途说了解到“狂人”的故事之后，搜集并实录了“狂人”的日记手稿，所以在这篇小说中，“狂人”是主叙述层的叙述者，而“余”则是超叙述层的叙述者，“余”的功能同样仅限于对主要人物“狂人”的引介。

因此，从整体上看，《头发的故事》和《狂人日记》在叙述层次和人物设置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对应关系:二者的超、主叙述层，功能性人物兼超叙述层叙述者“我”和“余”，主要人物兼主叙述层叙述者“N先生”和“狂人”均由于巨大的相似性而一一对应。

2 相似的干预评论

虽然在两篇小说中，超叙述层的叙述者“我”和“余”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主要人物的故事，却都无一例外对他们作出了非常明确的道德评价。譬如《头发的故事》一开始，叙述者“我”就迫不及待地点明了N先生偏离日常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事故的话。”［2］《狂人日记》大同小异，超叙述层的叙述者在提供下一层次的叙述者兼主要人物时将其命名为“狂人”，足以证明他的否定性态度。之后，在评价“狂人”的日记时“余”又指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3］所以，在这两篇小说中，叙述者与主要人物之间存在巨大的价值观差异，以至于叙述接受者想要真正了解隐指作者的意图，就必须拨开叙述者通过叙述设下的重重迷障。但与此同时，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出现的差异激发了叙述接受者的阅读兴趣，也唤起了接受者的警觉，使接受者更有可能去理性审视:叙述者和主要人物之间究竟是谁的道德发生了偏差?抑或是二者究竟谁的叙述可靠?

最终，接受者通过通读全文从整体上把握到隐指作者的观点时，就会发现上述叙述者对主要人物作出的否定性道德评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反讽式叙述。所谓反讽，根据美国文论家克林思·布鲁克斯的定义，就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4］，表现为“‘所言非所指’，即我们平时说的‘言不由衷’、‘话中有话’、‘阴阳怪气’、‘绕圈子说话’等”［5］。从这个意义上讲，《头发的故事》和《狂人日记》中叙述者“所言非所指”的评价的确是一种反讽。

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叙述者对人物进行评论往往是为了使读者接受他所作的价值判断，并按照他的指引去理解和诠释作品本身的意义。但不得不说，鲁迅一开始提笔做新小说就采取第一人称反讽式叙述，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权，但民众的思想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思想启蒙尚在进行中，所以不唯保守派人士、一般社会民众，乃至参差不齐的启蒙者内部，鲁迅式的狂人言论一旦开口就极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贴上“乖张”和“疯话”的标签，诚如鲁迅所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6］，因为一开口，即是满口“疯话”。“狂人”和N先生面临的正是这种处境，这种“疯话”如果让“狂人”和N先生直接以第一人称叙述出来，势必会被读者武断地视为真正的疯言疯语，但经过了“我”和“余”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关照和过滤，就拉开了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拉长了叙述接受者与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为叙述接受者接受“狂人”和N先生的“胡言乱语”创造了可能性。

3 不同的隐指读者

除了上文提到的形式层的明显对应，“N先生”和“狂人”在身份上也极为雷同，即二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狂人。鲁迅的小说向来不乏讽刺辛辣的言论，但言辞激烈、振聋发聩可称狂人者显然只有“狂人”和N先生两位。不过，同是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小说，《狂人日记》和《头发的故事》的批判角度略有差异:前者慷慨激昂直指吃人的封建社会，目标非常明确，即反封建;后者虽然借N先生之口描画了革命之后民众依然不觉醒的状态，笔下延续了反封建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但这种笔调已不复从前的高亢激越，反而隐约传达出了难以消弭的忧虑:健忘的民众是否真有改造的可能性?革命是否真有光明的前途?黄金时代的许诺最终能否兑现?……

自1908年开始的十年沉寂中，鲁迅完整地经历了从革命之初的欣喜到革命失败的失望之间的极速转换，一批为革命慷慨就义的真英雄已归于尘土，受益于革命的未亡人执掌了政权却忘却了同志。这种背景之下，鲁迅对于革命产生的担忧和怀疑无疑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如果说打头阵的《狂人日记》旗帜鲜明地将矛头指向了封建礼教，它所期待的读者是社会的保守派和顽固派，以便“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7］，那么之后的《头发的故事》所指向的读者就更加复杂，它锁定的读者群体绝不仅仅是善于忘却的普通民众，更多的是革命者同盟中慷慨激昂、高歌猛进的革命者和启蒙者。在这篇小说里，隐指作者抛出的难题是对于革命的质疑和重新思考，而这种质疑刚好契合了鲁迅不断警醒世人的一贯精神。

4 从狂人、N先生到鲁迅

当然，本文无意考证《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究竟是“迫害狂”患者刘四还是鲁迅本人，《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究竟是夏穗卿、章太炎还是Natur的拟人。只是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问世之后，我们都不能把隐指作者传达的思想、观念、规范和情感等与作者本人完全剥离开，形成隐指作者人格的价值集合是由作者提供的，除去故作姿态和弄虚作假的成分，隐指作者实际上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考察鲁迅本人的生平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狂人日记》和《头发的故事》中隐指作者偏爱的“狂人”和N先生，正是作家不同时期人生体验和思想意识的反映。1918年8月，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指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8］，由此作出《狂人日记》一篇;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同样言辞犀利地嘲讽“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9］。所以，从《狂人日记》诞生到20世纪20年代，鲁迅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思想从来未曾改变过，标记着反封建烙印的“狂人”正是他真实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头发的故事》，周作人曾指出，它“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是借了别一个人的嘴说这整篇故事罢了”［10］。鲁迅在多篇小说中反复提及的各种断发经历，也大多都是鲁迅自1903年2月剪发之后亲身体验的转借。

从《狂人日记》和《头发的故事》叙事层次的暗合造成的两篇小说叙述者及主要人物的对应，到叙述者对主要人物恶意评论的殊途同归，最终我们发现:从1918到1920年，从鲁迅刚刚进入新文化阵营到变身为新文化阵营的主将，两个不同时期寓居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狂人”在寻求着不同群体的精神呼应。1918年4月，《狂人日记》问世，在《新青年》上打响了第一炮，用独特的叙述方式寻求着反封建的突破口;两年后，一篇形式如出一辙的《头发的故事》问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第二代“狂人”与同样言不由衷的反讽叙述者合谋，试图在启蒙者的阵营中寻求呼应。

不过，也很有可能鲁迅这种狂人式的“呐喊”从来都不是为了寻求简单的呼应，他想标举的恰恰是某种独立性。在20世纪初新旧交锋、国门大开的中国，徘徊在千差万别的社会势力、价值观念和学术思想潮流当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每天都可能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而鲁迅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从来都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众。所以从加入新文化阵营之初，他就一直深陷自我追问当中——做自己还是做新文学要求的主将?“抉心自食，预知本味”，奈何“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11］。或许，在理性包裹的意识层面，鲁迅本人也不清楚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但从《狂人日记》到《头发的故事》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形式层提供的信息看，鲁迅的答案其实早已昭然若揭，即做警世的“狂人”和独立的自己。

［1］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5.

［2］鲁迅.头发的故事［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61.

［3］鲁迅.狂人日记［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2.

［4］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C］.袁可嘉，译∥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5.

［5］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6.

［6］鲁迅.《野草》题辞［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7］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8］鲁迅.180820致许寿裳［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53.

［9］鲁迅.灯下漫笔［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6.

［10］周作人.夏穗卿［M］∥关于鲁迅: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215.

［11］鲁迅.墓碣文［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2.

责任编辑:柳克

Consistent M adman and Independent Author—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novels Diary of a Madman and The Story of Hair by Lu Xun

ZHOU Yu-ro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830046，China)

The Story of Hair by Lu Xun，published in 1920，which share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with the early Diary of a Madman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with an exception of different implied readers，the narrative levels，character function and intervention comments of both are traditionally similar.And the“resemblance”and“difference”of novel forms reveal the consistency and transmutation of the writer＇s ideas in different periods，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understanding Lu Xun＇s complicated thoughts inmodern literature history.

Diary of a Madam;The Story of Hair;narrative levels;ironic comment;implied reader

I210.6

A

1009-3907(2014)01-0077-03

2013-09-26

周玉容(1988-)，女，湖北枝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