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征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归化与异化的历史溯源

李征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1)

针对国内研究“归化”和“异化”文章众多，但对这两个概念理解和运用有失准确的局面，文章追溯“归化”、“异化”的历史起源，从韦努蒂、鲁迅溯源至施莱尔马赫，通过分析施莱尔马赫翻译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为“归化”、“异化”正本清源，以期有益于我们正确理解这两个概念，并运用它们指导翻译实践、解释翻译现象。关键词:归化;异化;施莱尔马赫

第一，概念术语混淆。文章使用了naturalization作为“归化”一词的英文对应，把domestication译为本土化。作者似乎对这两个术语有所混淆。naturalization应该源于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方法》提出的naturalizing，与之相对的是alienating。而domestication源自韦努蒂的《译者的隐形》一文中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之相对的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学界普遍认为，韦努蒂使用的术语是对施莱尔马赫观点的发展与延伸，即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源自naturalizing，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源自alienating。因此，naturalization和domestication两个术语应属于并列关系，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或命名，不知作者所说naturalization从属于domestication的说法出自何处。

第二，概念内涵有失偏颇。据笔者统计，在国内期刊中涉及“归化”、“异化”翻译的文章中，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对术语源自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即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归化)和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异化)。《翻译学词典》里对于“归化翻译”词条的定义便是概括韦努蒂《译者的隐形》中的观点:

归化翻译，或者归化:源自韦努蒂1995年的《译者的隐身》，是指采用透明、通顺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的降低译文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韦努蒂认为这一概念源自施莱尔马赫的“尽量不打扰读者，而是让原文作者向读者靠拢。”［2］

此定义并未提及“归化”策略的翻译对象只局限于“原文本中出现的译入语文化概念”。“归化”的翻译对象是原文本，而不应仅指原文本中涉及译入语概念的文本。

第三，文章所举实例似乎不具有说服性。该文在举例说明归化策略时，提到了一个地名Toishan的翻译，四个译本分别翻译成唐山、舟山、潮汕和台山(人)，作者经过历史考证，指出原文中的Toishan应该是广东省的台山，进而认为只有翻译成“台山(人)”的译文采用了归化策略，其他三种译本都是直译。笔者认为，把一个具体、确定的地名翻译成在中国可以找到的其他地名，不属于直译，应为误译，属于译者的失误。这样的翻译会对读者理解原文形成误导，因为其他三个地方都和台山市相距甚远，且毫无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该文作者似乎对“归化”的概念未能真正理解，只是套用了“归化”这一概念去分析翻译中的一些现象，实则这些现象未必属于“归化”。近些年，国内关于“归化”或(和)“异化”的文章非常多，大部分文章是用不同的实例去论证“归化”或者“异化”的优劣，笔者研读了其中一些文章，发现它们基本上都是从语言和文化层面讨论“归化”和“异化”。有的人甚至直接把“归化”和“异化”等同于意译和直译。这样的认识未免过于片面，而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对“归化”和“异化”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因此本文旨在探寻“归化”和“异化”的历史渊源和形成背景，以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这两种翻译策略，运用它们去更好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实践。

1 归化和异化的起源

谈到“归化”和“异化”，国外翻译学界公认这一概念源于韦努蒂的《译者的隐形》，中国学者大多赞同此观点，在相关文章中也是言归化、异化必提韦努蒂。《翻译学词典》中对“归化”和“异化”的定义也是根据韦努蒂的观点描述的。而韦努蒂的理论源自施莱尔马赫1813年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只有两种翻译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3］。当然，施莱尔马赫并未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术语，只是对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描述。

此外，国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找到“归化”和“异化”的起源。玄奘的“五不翻”便属于“异化”翻译的范畴，因为他提倡在特定情况下直接音译外来词语。鲁迅在他的“‘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谈及他翻译《死魂灵》时写道:

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于2009年联合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其工作人员基本来源于中国足协和教育部。各地相应成立地方校足办，工作人员主要由各地市体育局和教育局人员组成。形成了以全国和地方校足办、地方体育局和教育局、基层定点学校为组织机构的我国校园足球政策执行主体组织体系。

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是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4］

鲁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术语“归化”和“洋气”，他把“洋气”解释为“异国情调”，如果译成英语，可能foreignness最为贴切。如此看来，鲁迅的“洋气”基本等同于我们现在讨论的“异化”。也就是说，鲁迅早在1935年便提出了翻译的两种策略:归化和洋气(异化)。这也是一部分学者认为“归化”和“异化”属于鲁迅首创的最有力证据。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各有自己的道理和证据，认为韦努蒂首先提出归化和异化的学者(除了一部分不了解鲁迅翻译思想的人)指出，鲁迅未明确提出“异化”的说法，甚至把鲁迅的“洋气”归为直译、硬译的范畴。而赞成鲁迅提出“归化”和“异化”的学者认为，鲁迅所用的“洋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王东风教授在《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一文中指出:“对于研读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的鲁迅来说，他是不可能用‘异化’这个含有特定含义的哲学术语来表达他的‘洋气’和‘异国情调’的。”［5］

虽然韦努蒂和鲁迅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时代背景、目的截然不同，理论内涵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都支持“异化”翻译。这并不是巧合，分析他们理论的形成背景，我们可以发现:韦努蒂的观点源于施莱尔马赫，这一点无需证明，因为韦努蒂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提到施莱尔马赫“两种翻译方法”对他的影响。鲁迅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自己的翻译思想受何人影响，但是结合他重视“洋气”翻译对译入语的积极影响，以及他在日本期间学习过德语，研究过德国文献，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曾提及歌德、叔本华、尼采这些哲学家等事实，我们可以推断，鲁迅的翻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因为以上三位哲学家都是“异化”翻译的倡导者。作为同时期的哲学家(尼采略晚)，施莱尔马赫和他们的翻译思想非常接近，都倡导“异化”的翻译，重视翻译对译入语语言发展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韦努蒂和鲁迅的翻译思想具有相同的哲学基础。两者的翻译思想，是他们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中，结合当时翻译的特点、社会的需要，对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的翻译思想的发扬光大。韦努蒂以反文化霸权为目的，阐释“异化”翻译的必要性;鲁迅是从发展译入语民族文化与语言的需要出发，倡导带有“异国情调”的翻译。虽然目的不尽相同，但是根源和理论基础应该是师出一门。

要准确理解客观事物，我们需要透过表象看本质，因此，对“归化”和“异化”我们也只有透过研究和分析其形成的哲学和历史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与对韦努蒂的研究热情高涨相比，国内关于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论文却少之又少，在中国知网中，以题名方式搜索施莱尔马赫，得到的结果只有42篇，而且其中绝大多数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他的哲学和语言哲学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对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方法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语言哲学基础的研究分析，是我们理解“归化”和“异化”的关键所在。

2 施莱尔马赫和他的两种翻译方法

施莱尔马赫在他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两种方法，该文体现了他的主要翻译思想，在翻译理论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西方译论发展影响深远。下面我们将深入分析其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和语言哲学基础。

2.1 施莱尔马赫所处时代

施莱尔马赫(1768-1843)，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生于布雷斯(Breslau，今属波兰)。他曾在哈利大学(Halle)学习，受康德哲学的深刻影响;其间又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处于世纪更迭之际的德国深受法国文学的影响，作为一名民族意识强烈的德国人，施莱尔马赫非常希望德国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思潮。他认为，发展德国自身文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译介外国作品，通过在译作中保留外国作品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来丰富德语、德国文化和思潮。施莱尔马赫(1813)指出:

正如通过移植、引进大量外国植物，德国的土地越来越肥沃，气候变得更加温和宜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由于我们民族的懒散发展甚慢，现在只有通过更多的接触各种不同的外语和文化，它才能得以丰富、从而日臻完善。［6］53

施莱尔马赫此论点并非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很多翻译作品都对德语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16世纪初，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不仅仅对德语的发展影响深远，还推动了德国民族主义、思想启蒙和文化的发展，被认为“是西方翻译史上对民族语言的发展造成巨大而直接影响的第一部翻译作品”［7］。此外，洪堡特曾高度评价德国诗人克罗伯史托克(Klopstock)和弗斯(Voss)翻译作品对德语的积极影响，认为“再高的评价都不过分”［6］57。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施莱尔马赫坚信，文学翻译会对民族语言乃至民族文化和思潮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2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理论基础

对于施莱尔马赫的两种翻译途径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两种途径也就是我们现在“归化”和“异化”的前身。施莱尔马赫支持“让读者走进作者”的翻译策略，其表层原因是这样的译作会丰富译入语的表达，而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源于他的语言哲学观点。受同时代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影响，施莱尔马赫认为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互相影响;不同语言的语义不完全对等;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律(节奏)。这些是他反对“让译作者走进读者”翻译策略的主要理论依据。

首先，施莱尔马赫的语言观与洪堡特非常相似，后者认为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施莱尔马赫认为，伟大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表达方法深受他们母语的影响，我们不能把原文本仅看作是他们思维的机械表达方式，是外在的、独立于他们思想的因素。也就是说，作家的思想、知识和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语言制约的。因此，那种要“译作读起来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的翻译策略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为脱离了源语环境，进入译入语环境中，作者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都不可能和源语环境中一样，我们也就无法要求作者写出和原作一样的作品，因为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作者。既然无法让原作者走进译入语，走近读者，那翻译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让“读者走近作者”。

其次，施莱尔马赫认为，“即使是日常用词中，也只有一小部分词语可以在不同语言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语”［6］50。词汇之间的这种不对等在哲学作品中尤为明显。翻译哲学作品时，如果译者不愿意让译作语言屈从原作，那就只能选择“释义”(paraphrase)的方法，因为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是不完全对等的。而在施莱尔马赫看来，“释义”称不上是真正的翻译，因为这样的译文是不可能读起来像原作的，也无法完全传达作者在原文本中要表达的思想。

最后，施莱尔马赫也注意到了语言所包含的特有的“节奏”(rhythm)。这一点和尼采的观点非常类似，也有可能尼采受到此观点的启发。尼采认为，“翻译中最难传达的是语言的‘节奏’(tempo):因为这种节奏根植于这个民族的民族性”［6］69。施莱尔马赫认为，如果采用“让作者走近读者”的翻译策略，要译作读起来像是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译出的作品是无法保持原文本所具有的节奏的，这样只会更大程度地损害原作的精神。

据以上观点，施莱尔马赫批评了“让作者走近读者”(归化)方法的可行性，提出了翻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读者走近作者”(异化)。当然，他也认识到了此种方法面临的困难，他指出，译者最大的困难是在保持译作“洋气”(foreignness)时，又不能使译作语言与译入语的语言规范相差太大。否则，译者将会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责，他们会批评这样的作品不符合译入语语言规则，会破坏译入语的纯洁性。对于此种境况，施莱尔马赫认为，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让读者走近作者”(异化)翻译策略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了此种翻译策略被接受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第一，大众已习惯、并喜爱外国作品;第二，译入语(对外来语)具有一定的适应性。”［6］48在具有了这两个条件后，“异化”的翻译作品将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它不仅会促进译入语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还会给人们以文学的享受。这两个条件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尽管施莱尔马赫支持的是“异化”的翻译，但他默认了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归化”翻译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这应该可以解释他为何在文中曾经提及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只能在两种策略中选择其一，并贯彻至终。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异化”翻译才是真正翻译，才能完全实现翻译目的的观点。

施莱尔马赫虽然没有明确给翻译的两种方法命名，但是他对翻译策略的分类为之后的翻译理论家奠定了基础，如鲁迅和韦努蒂，不管他们使用了何种术语，其实都是对施莱尔马赫理论的发扬光大，当然他们也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对“归化”和“异化”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和比较，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的理论源自施莱尔马赫及其同时代德国哲学家的翻译思想。

3 结语

通过分析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可以更清楚地认知“归化”和“异化”的起源及背景。在今后分析翻译现象和解读翻译史中，不再只从文字角度探讨两者的高低，而是能联系具体时代背景，尤其是施莱尔马赫提出的“异化”翻译的两个社会文化条件，去客观地解析具体翻译案例的得失。

［1］周晶，何元建.归化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认知基础［J］.中国翻译，2010(6):58.

［2］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e.翻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3-44.

［3］Andre Lefevere.Translating Literature: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M］.Assen:Van Gorcum，1977:74.

［4］鲁迅.“题未定”草:一至三［C］∥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4.

［5］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中国翻译，2008 (2):9.

［6］Rainer Schulte，John Biguenet.Theories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2.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4.

责任编辑:柳克

On the Origi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LIZhe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Many studies and papers o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can be found in recent years.However，misunderstanding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concepts still exist.This paper dates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two concepts，from Lawrence Venutiand Lu Xun to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Schleiermacher’s translation theory，hoping to clarify the two concepts.The study would b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guiding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explaining translation phenomena.

domestication;foreignization;Schleiermacher

H059

A

1009-3907(2014)01-0053-04

2013-09-19

李征(1976-)，男，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及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