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玉

《政治周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版14期。该刊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情况下出版的，由毛泽东筹办并任第一任主编。毛泽东主编了该刊的前四期，共写了大小2l篇文章，《（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是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号撰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毛泽东早期对政论期刊的认识，形成了他早期的宣传思想。

这篇发刊词的问世与当时创办《政治周报》的复杂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24年1月国共实现合作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但自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统一战线内部斗争日益激发。1925年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毛泽东代理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工作。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超度之际，召开会议宣布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共产党员”等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此即所谓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他们利用各种报刊，尤其是调门最高的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醒狮周报》，以及当时他们把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攻击，宣扬广东革命政府“共产”、“赤化”，诬蔑他们“不要国家，不要教育”，甚至造谣说“广东政府是俄票政府”、“勾结军阀、领苏俄津贴”等等。针对敌人的这些造谣污蔑，有必要创办报刊来揭露他们的叛党行为和非法活动，并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宣传斗争，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筹办的《政治周报》，便是在这种斗争的背景下出版的。他亲自撰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在创刊号上问世。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表达了毛泽东关于政论报刊思想，这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公开论述宣传工作的第一篇文章，重点论述了政论报刊作用、任务和责任等重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明确了所办期刊的目的和任务。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简言之，《政治周报》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也就是说，政论报刊是服务于革命斗争的，不是一般的知识总汇、新闻提供、娱乐消闲性质的期刊。

——忠于事实的办刊原则。发刊词倡导“用事实说话”的宣传方式，强调尊重事实，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在文中毛泽东连续使用了四个“请看事实”，说明在对群众进行宣传，不能依靠空洞的议论，而应充分发挥“事实”所具有的内在的权威说服力。毛泽东在文中严正指出，要“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用什么方法反攻呢？他满怀自信地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是事实”。客观事实是最雄辩的，最有说服力的，只要拿出铁铮铮的事实，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就会宣告破产，受蒙蔽的群众也会醒悟过来，所以他宣布：“《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发刊词中，他还实事求是地展示了两年来广东地区取得的具体成果，如支持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拥护海陆丰等地农民的减租斗争，平叛匪、废苛税、禁赌博、不拉夫、不扰民……“划然开一新时代”。忠实报道这些事实，并以此同军阀统治下北方各省的贪污成风、民生凋敝的景况相对照，就能给反革命的宣传以沉重打击，就能在群众面前揭穿反革命派的真面目。

——鲜明的办刊风格。发刊词问世之时，国民党右派的宣传异常猖獗，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恶毒诅咒污蔑中伤革命派，无所不用其极。发刊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为此，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公开申明了本刊的战斗锋芒，提出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形成了其独特的报刊风格。

——应有的报刊责任。发刊词在揭露敌人的造谣污蔑后，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政治周报》宣布承担的责任，就是不再放任“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的“惶然起哄”，为被迷惑的“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展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真相，这说明了政论报刊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站在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的高度，提出了政论报刊的目的、忠于事实的办刊原则，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该文体现了毛泽东当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气概，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早期宣传思想的代表作，对当今的政论报刊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