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磊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杨王孙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单 磊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杨王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丧葬习俗是社会存在的切实反映。“裸葬论”为矫正奢靡风气而起，引发了巨大的历史震荡，反映出不同时期、持不同观念的人们对丧葬习俗的不同认识。

杨王孙；裸葬论；历史震荡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后，汉朝逐渐推进了国家思想的转型，以至“阳儒阴法”被奉为治国方略，黄老无为则沦为在野之学。杨王孙“裸葬论”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以往关注杨王孙“裸葬论”者虽不少，但专论这一思想现象者却不多，或简略评述其无神论思想和薄葬主张［1］，或将其与近代西哲相比，视“裸葬论”是生命意识觉醒的表现［2］。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思想的人群中，“裸葬论”的历史反响大不相同。那么，杨王孙“裸葬论”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一

汉初奉黄老思想为圭臬，延至武帝当政，国殷民富，兵强马壮，遂一扫“无为而治”之基调，果断冲破祖制，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东削旧藩，西通大漠。在这一历史情势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变动：奢靡斗富之风抬头，崇俭尚朴意识淡化，甚至沦为“异端”。杨王孙“裸葬论”就是以“异端”姿态向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挑战的产物。杨王孙陈述了坚持裸葬的缘由：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3］2908-2909

可见，杨王孙以裸葬终其身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武帝时，奢靡之风日甚，丧葬习俗隐动，时人以厚葬为荣，与汉初大有不同。杨王孙意识到，厚葬虽然对死者有益，但对生者却是很大的负担，大量财富埋于地下，腐烂浪费，对社会财富也是一个巨大的损耗。若世人为显示家族荣耀，争相攀比，社会风气会越来越糟糕。有识之士能够意识到厚养薄葬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或许薄葬的主张尚能得到社会和家人的认同，但裸葬却难以被人接受。其子得知父亲意欲裸葬“欲默而不从”，祁侯起初也大为不解，反映当时社会主流丧葬风气并非薄葬，亲朋亦难以免俗。裸葬的愿望在杨王孙百般坚持下才得以实现。他提出“裸葬论”就是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以取得振聋发聩的效果，目的就是矫正世间厚葬积弊，改善社会风气。

杨王孙家资殷富，并非因贫寒才不得已裸葬，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提出并践行薄葬的。自然，杨王孙的主张恰恰与社会主流丧葬习俗相左，因而“裸葬论”在当时和后世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将属于异端思想而备受诟议，他不会料想不到。但是，他仍以大无畏的气概试图扭转攀比厚葬的不良风气，应当说，这种社会责任感是由衷的，也正由于此，杨王孙受到了历代无神论者和提倡节俭之风者很高的褒奖。

儒道易位是社会变迁在文化意识上的反映，“裸葬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业已失落的黄老思想对社会现实的抗议。杨王孙坚持黄老哲学观，其将死之时责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且曰：“死者，物之归也，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显然是黄老道学顺其自然的思想，认为死亡乃自然的正当循环，精神随形骸存无。他阐释裸葬的原因还谈到“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反映出他头脑中残留着幻化神秘的色彩。

杨王孙“裸葬论”一经抛出，在社会上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清流认为，这种主张足以颠覆奢靡的社会风气，倡简斥奢无异于一颗炮弹击打在日益奢靡的西汉中叶的社会生活中。不少人还纷纷效仿。张汤子张临谦简朴至甚，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哉！”［3］2654临死前将家中资产分施给宗族故旧，坚决要求薄葬，连坟墓都修建得非常简陋。另一位显贵赵咨丧事欲从简办理，告诫其子曰：

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弃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有匹配之会，守常之所乎？圣主明王，其犹若斯，况于品庶，礼所不及。古人时同即会，时乖则别，动静应礼，临事合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梁伯鸾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亡忠孝之道邪？……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归即葬，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于戏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复有言矣！［4］1315

赵咨的言辞非常严厉，连具体操作办法都交代清楚，表达了他的决心。他的儿子赵胤不忍其父体肤与泥土并合，欲更改殡葬，朱祇、萧建以其父临终嘱托告之，经过一番踌躇，薄葬的遗嘱才得以遵行。时人称赵咨深明大义，赵家子孙明达事理，这反映杨王孙“裸葬论”抛出之后，薄葬之风确实得到一定认可。杨王孙以近乎荒唐的“裸葬论”矫正世风，在当时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震荡。

二

西汉以降，围绕杨王孙“裸葬论”，后世议论颇多，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乏其人。

杨王孙的简葬思想得以彰显百世万代，自然与记载“裸葬论”的班固息息相关。班固是推崇俭朴的，他言：“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他在纂修《汉书》时热情讴歌文帝的陵墓俭朴，“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他还列举古之圣人俭朴种种：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子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赢、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3］1952-1953

字里行间流露出班固对厚养薄葬的认同，甚至将之提升到忠孝俭德的高度。他用热情饱满的笔触记载下杨王孙的事迹，并在行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汉代另一位史学家荀悦曾论：“是以直节遂志之士，见其失而矫之。”［5］卷26显然，荀悦对杨王孙“裸葬论”是持赞赏态度的。

当然，汉代也有人冷静下来后认识到“裸葬论”的局限性。同是史学家的刘歆对其负面效果作了评价：“（杨王孙）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欲俭而反奢也。”［6］卷3杨王孙欲裸葬得以实现，但简葬的愿望却以相反的结局收场。这从反面折射出当时厚葬习气的浓重大有不可抗拒之势。

“裸葬论”具有显著的道家自然主义色彩，无疑对魏晋风气有很大影响，以至隐逸旷达之士纷纷效仿。三国时期的常林曾论：

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昔庄周阔达，无所適莫；又杨王孙裸体，贵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缘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鳞柙，玉床象衽，杀人以狥；圹穴之内，锢以纻絮，藉以蜃炭，千载僵燥，讬类神仙。于是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吾以材质滓浊，汙于清流。昔忝国恩，历试宰守，所在无效，代匠伤指，狼跋首尾，无以雪耻。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今年过耳顺，奄忽无常，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7］663

他从“道”出发分析了神、魄与躯体的关系，实质是在论证杨王孙戒奢从简的“裸葬论”有深刻的社会性，表达愿以其身袭于王孙。王羲之曾言：“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8］2102他表达了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向往之情。沈麟士则“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伪，乃自作终制”，并且遗令：

气绝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于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不复制覆被。不须沐浴唅珠。以本裙衫、先着裈，凡二服，上加单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经。既殡不复立灵座，四节及祥，权铺席于地，以设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复尔。亦不须旐。成服后即葬，作冢令小，后祔更作小冢于滨。合葬非古也。冢不须聚土成坟，使上与地平。王祥终制亦尔。葬不须软车、灵舫、魌头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

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9］1892

其子奉而行之，州乡皆称叹，反映出魏晋贤达薄葬是一种风尚，可以为社会接纳。魏晋时，社会阶层较低者也有许多推崇杨王孙的，《清史稿》载：

老夫妇白头相对，时绝食，则叹曰：“吾生本赘耳，待尽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终不受。或问身后，曰：“杨王孙之葬，何必棺也！”［10］3848

无论寒富，魏晋社会兴起了一股效仿简葬的风气，反映薄葬在魏晋南北朝时也得到应有的历史回响。汉代道家思想的变质改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异端思想，作为一种颇具影响的观念形态，曾对汉代的社会政治和魏晋的思想界以强有力的冲击，打下了自己深刻的历史印记。首先，这种异端思想不仅培植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士人阶层，而且成为他们批判社会和改造世俗的武器。随着东汉中后期政治的日趋黑暗，持异端立场的士人阶层与专制皇权间的对抗不断加剧。

隋唐以来的典籍基本沿用《汉书》的记载，但对其褒贬不一。

宋明人喜好议论，颇受争议的“裸葬论”自然是宋人热衷讨论的问题之一。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聚讼不决。

郑樵对其裸葬是认同的，这在其著作中多有表现。［11］卷99明人陆深论：“王杨孙裸葬，贤于始皇远矣。”［12］卷24显然，他十分推崇戒奢从简的丧葬方式。

不同意见也有不少。元人柳贯曾评价道：“故杨王孙之欲裸葬以返其真，自为则可，而充虞之所谓木若美，然此则尽于人心而不以俭其亲之义也。”［13］卷14古人以孝为美德，认为亲人过世后灵魂则到阴司，厚葬相当于把阳间的荣华富贵同时带到阴间供死去的亲人享用。因此，人们很难容忍过分简葬。杨王孙“裸葬论”显然有违纲常名教。这也是对杨王孙“裸葬论”的反面看法。明人有直接否定杨王孙“裸葬论”者，如胡俨曾论：“杨王孙不事衣棺而从裸葬，亦非人情也。”［14］卷上明人吴宽评论曰：“夫汉之杨王孙戒其子以裸葬，达则达矣，然观墨子之俭，且不及于儒者之道。”［15］卷33杨王孙“裸葬论”被后世批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丧葬习俗是社会存在的切实反映。杨王孙的“裸葬论”当然也不全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本身，而更多的是对一种社会风尚的思考。“裸葬论”与杨王孙的生死观因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在汉代起到振聋发聩的历史作用，其对后世历史震荡的深刻性也远不止上述所论。薄葬与厚葬的争论还将伴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而继续下去。

［1］卜白.杨王孙赢葬论［J］.孔子研究，1988，（1）：52.

［2］李平.生命意识的觉醒——杨王孙、叔本华之比较［J］.学术研究，1997，（4）：23-26.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汉］荀悦.前汉纪［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汉］刘歆.西京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宋］郑樵.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明］陆深.俨山外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元］柳贯.待制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胡俨.颐庵文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吴宽.家藏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刘 蓉】

Yang Wangsun’s Naive Materialism and Its Influence

SHAN L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Thinker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Yang Wangsun had thoughts of naivematerialism，which triggered huge impact on the generations.As a kind of social consciousness，funeral customs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existence.The purpose of YangWangsun＇s Naked Burial in theWest Han dynasty corrected the wasteful fashion，which made the greathistorical shock，for differentgroup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periods had different points.

Yang Wangsun；Naked Burial；historical shock

B234

A

1009-5128（2014）21-0019-04

2014-09-04

单磊（1985—），男，河南新蔡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