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友，刘 斌，王 琳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若干问题的认识

张嘉友，刘 斌，王 琳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期的亲密合作中，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固有矛盾，并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批判，发现新世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宽阔大道。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认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的早期思考成为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逻辑起点。

经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而富有见解的思考。两人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充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资本主义旧社会固有矛盾的有力剖析，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建设道路、方法、手段和目标进行了一般性的概括和总结。这些普遍的认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渊源。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的历史条件

19世纪40年代欧洲各国进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时代，但随着机器大工业轰轰烈烈的发展，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在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产业革命的爆发，进一步推动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在生产方式迅速发展的同时，各国经济危机也周期性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无产阶级的困难和社会财富的分化和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揭示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并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注，也进一步从社会经济层面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第一，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开展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政治条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但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逐步放弃了破坏机器的手段，而使用政治性的斗争方式，以罢工、示威、游行、武装起义等方式，直接针对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方面反映了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从简单感性进一步走向科学理性。尤其是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纺织工人运动、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

第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重要成果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础。19世纪上半叶，三大规律（能量守恒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的发现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和认识，同时也有效地支撑了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和创立，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扬弃，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劳动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对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借鉴，在此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并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

二、科学社会主义同当时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差异

同19世纪流行的社会主义其他派别比较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有十分突出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分析，以讨论、批评、斗争的方式揭示了其他派别的实质，进一步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主要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粹派社会主义等。蒲鲁东主张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契约代替法律，自愿协商代替国家仲裁，公道和平代替司法，建立自愿合作、没有任何权威和统治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巴枯宁也反对权威，消灭国家，取消继承权，废除常备军，自下而上地组织社会，实行联邦制；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则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强调国家的自由性质，认为可以依靠君主制国家干预经济使资本主义获得发展，通过实现普选权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俄国民粹派则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农民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府，指望依靠俄国村社建立村社联合自治，超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于1847年，用阶级标准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分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民主主义的”三类，划清了反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其以后出现的诸如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局限。恩格斯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并未找到具体的现实力量和正确路径。把无产阶级的解放寄希望于理性的力量；封建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否认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改造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现实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律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他就逃到法权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2］242无政府主义理论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国家观，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否认国家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否认国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各式各样的私有制，彻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否定了俄国村社存在着向公有制过渡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对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中，部分使用各种流派可以接受的概念与用语，巧妙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渗透到这些组织的纲领中，使科学社会主义逐渐传播开来，并进一步指导各种派别统一思想共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使工人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出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作了某些改革和“让步”，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内部的分歧，分化出了伯恩施坦、费边社会主义等派别。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鼓吹阶级合作，提倡改良，反对无产阶级以暴力方式改造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强调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费边社会主义则认为，依靠舆论的力量，通过向政治机关提意见的方式，当国家采纳意见、雇主承认集体议价并接受国家和工会组织的干涉时，就有了进入社会主义的希望。恩格斯揭露了这些主张的实质，指出“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3］8，坚定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实现条件的科学论证

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具体而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中，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新世界的特征。通过对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差异研究，在多个层面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普遍的一般性阐述。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一般的普遍性论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社会主义高于资本主义，同时在生产方式上消灭各种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分配制度更加科学，全体社会成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不再存在，国家不再具有阶级性，仅具有社会管理功能。普遍的商品经济关系被废除，统一实行机会经济，“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4］441。在普遍性概述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端丰富，劳动成为必需，三大差别（工农、城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消失，社会分工更加科学更为自觉合理，社会资源按需分配。个人的体力、智力发展充分而自由，自身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幅提高，国家消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结成自由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这些描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科学论证：

第一，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以此消灭资料占有不均和阶级差别产生的剥削。生产资料所有制由于其在经济层面的决定意义，成为决定社会制度的本质因素和区别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未来的新社会“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1］266，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5］12，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1］129-130。马克思、恩格斯说明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有通过生产资料的联合占有，把用于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变成集体劳动的工具，“在联合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既体现为个人所有，又体现为社会所有，实现了集体与个体的相互统一，满足了劳动者之间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上的平等关系。否定了任何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他人剥削的特权。

第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私有制变成生产力的桎梏时，分工才会消灭。才能提供“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掌握国家政权的实质是解放生产力，而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总量，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实现”［4］12。

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准，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统治的无产阶级，将“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4］759-760。把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状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部价值，找到了到达理想社会的最佳切入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探索过程中，充分阐述了要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宏伟目标的长期性和必然性，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建立方式、主导力量、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第一，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高度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和发展是决定社会变迁和影响政治变革的最终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发展，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1］832。恩格斯进一步强调，生产社会化已经使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社会化，“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6］83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7］627，“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319，社会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最后产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8］83，其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第二，指出实现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为阶级前提。他们通过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发现了无产阶级蕴含的巨大革命潜力，并意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地位，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278唯物史观的创立揭示出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实际创造者人民群众，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更系统能够论述资产阶级对无产者进行剥削压迫的潜在逻辑和内在原理，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强调了无产阶级所受压迫的根源和剥削的残酷，指出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潜力和革命动机，强调无产阶级是能够解放自己的先进力量。同时他们还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将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有能力夺取生产经营的管理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化的发展，将促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三，他们结合资本主义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指出了社会主义到来的长期艰巨性，马克思专门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命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83，“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1］219。恩格斯在关注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新变化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到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指出：1848年“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9］512，西欧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在1848年时尚且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四，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现存政权，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调共产党人的目地是通过对现存社会制度暴力推翻而实现的，强调无产阶级对国家正确挑战，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256。新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面对各国反动政府的联合镇压，就需与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联合并取得胜利。在巴黎公社时期进行的试验失利后，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放弃对革命方式的持续探索，通过分析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普选权争夺并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夺取政权的策略。强调“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10］307，尤其是民主发展程度较高，对于组织议会斗争有利的资产阶级制度，对于合法的斗争比如普选权、议会席位的获得与争取不应该一律排斥。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性政党，应意识到开展政治性的议会合法斗争是“一件新武器”。无产阶级对于革命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应该根据各国情况的差异和现实条件自主选择。

第五，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构想。在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所需的新条件，指出：“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部产生类似的矛盾。”［1］61-62并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具有在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爆发的可能性。在回复俄国查·苏里奇的信中，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判断：“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1］129而且，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俄国可以利用村社的公有制形式作为起点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然后在公社中应用一切由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然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才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的原则预测和普遍性设想，指出了一切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的共性。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他们再次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12］420而且强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以具体的历史为前提的，因此，其特征也不能作为单一的绝对原则，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现实的差异，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继承者来讲，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和现实条件进行与时俱进的思考和总结。

［1］［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3］［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 王炳社】

On Marx and Engels’Some Theories about Socialism

ZHANG Jia-you，LIU Bin，WANG Lin
（College of Polit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yang 621010，China）

Marx and Engels are in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long term，and their historicalmaterialism and surplus value reveal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exists.They found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criticism of capitalism，showing the bright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golden road to human.Marx and Engels’theories on socialist society with dialectical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materialism as the philosophical basis，because its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have been put into practice scientifically，the classicalwriters’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ism in early time became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for China socialism.

classicalwriters；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problem awareness

A8

A

1009-5128（2014）21-0005-04

2014-07-14

张嘉友（1964—），男，四川邛崃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刘斌（1987—），男，山东潍坊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王琳（1989—），女，山西定襄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