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坤

语文教学对作品分析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亦是“二者并重”，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早在1996年，王尚文教授就提出语文教学内容“言语形式”说；①新课标实验稿颁布后“重人文”，属于“重内容”；针对“重人文”出现的“泛语文”现象，王教授又重申“言语形式”说；②去年郑逸农老师又重提王教授的观点：教学内容还应聚焦于语言表达形式；③杨先武老师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不能重此轻彼”；④而滕世群老师又反驳杨的观点，支持“言语形式”说。⑤他们都言之凿凿，理由充足，令人将信亦复将疑，浑沌而又茫然。看来这个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并且难有定论，而语文教学则还会在形式和内容之间犹豫徘徊，无所适从，一直毫无希望地“耗”下去。

笔者无意参与这场争论，只想从根本上对“形式—内容”这个理论范式提出些质疑。

一

仔细想一想，长期以来，我们受“形式—内容”这对概念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我们早已将其作为教学理论的指南和分析言语作品的下意识行为了。比如，我们过去和今天的语文教学理论即“工具性—思想性”、“工具性—人文性”两个范式，实际就是按照“形式—内容”这个理论范式制定的——尽管这些教学理论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引起了很多争论，我们对其还是坚信不疑；再比如，我们分析作品，总是先分析“内容”（主题思想），再分析“形式”（写作特点）——尽管这两大块是完全游离的、没有关系的，写作特点好像是从外面贴上去的，这样的教学总会使作品“肤浅化”、“格式化”、“碎片化”，而我们仍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不可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