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回顾与反思

2014-03-19叶娟丽黄华莉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叶娟丽黄华莉

国家构建问题研究不仅是国家理论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关切。纵观中国政治学研究的30余年，经历了1980年代政治学视野中的“有国家无社会”、1990年代的有意无意遮蔽“国家”维度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之后，进入21世纪，海外有影响力的“国家回归学派”关于国家研究的专著不断被引入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斯克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米格代尔的《强社会弱国家》、埃文斯的《让国家回归》等。受这些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国内政治学界关于国家研究的论著和论述逐步增多，并由此出现了种种政治设计，目标均指向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以及如何建设一个这样的中国，即中国的国家构建问题。

2004年，以美国学者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的出版为标志，掀起了中国政治学界关于国家问题，尤其是国家构建问题研究的风潮，国家构建研究热极一时，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林尚立指出:“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政治学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而作为一种学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则与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密切相关，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林尚立，2003:8)国家构建理论研究的继续发展和现实政治前行的客观实际都需要我们对上述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

确切地说，“国家构建”这一术语本属于舶来品，译自英文词组“state building”，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目前均无标准释义，国内学者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自身研究的实际需要截取要义而主要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国家建设”等几种表述，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采用“国家构建(建构)”的表述，一方面源于这种表述外在的学理化特征，另一方面源于这种表述暗含的内容更丰富更确切，因此，笔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历史回顾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尽可能考虑到了这些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全面启动、现代国家建设的稳步推进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均衡调整三个阶段。受其影响，3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也烙上了明晰的阶段性特征的痕迹。

一、在争鸣中初创:1978－1989年间的中国国家构建研究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全面启动。1978年至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党和国家的主要力量和注意力均投放于如何通过改革开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迅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上。经历了“文革”浩劫，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对中国国家构建相关问题的思考在80年代前半期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层，而之后由于经济领域改革的单头行进，其他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的配套改革滞后导致通货膨胀、官倒现象严重等市场“失灵”和“无效”的弊病陆续显现，经济体制改革遭遇困难，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也是政治变革的催化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和政府高层(也包含那些曾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高层工作过而后又离开的官员)，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从政治视角开始思考中国的国家构建问题，并积极表明自己的主张。

1986年，当时的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王沪宁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篇文章当时社会反响强烈，被认为是80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萌芽。整个80年代中后期，对于中国国家构建的思考主要围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模式选择这一命题展开，集中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两大主题，政治主张主要表现为“权威制衡论”①权威制衡论认为，多元民主和地方自治，不是当前改革的前提，而是改革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变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产生的自然逻辑的结果，而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来制止社会腐败和无序化状态，并推动社会变迁，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见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载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61～62页。和“民主先导论”②民主先导论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以多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为先导，只有加快推进多元民主制度和地方分权的政治改革，并以此来制衡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员腐败现象才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见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典型事件和文化现象主要有“新权威主义大论战”、《走向未来》丛书的出版等。

1989年发生的围绕新权威主义的大论战，论战的焦点集中在究竟应该集权还是分权之上，论战的一方以张炳九、吴稼祥、萧功秦、杨百揆等专家学者和官员为代表，主张实行新权威主义，另一方以荣剑、秦晓鹰、黄万盛、于浩成、王逸舟、韩水法等专家学者和官员为代表，强烈反对新权威主义，主张实行多元民主政治。新权威主义者将自己称为“稳健的民主派”，而将对方称为“激进的民主派”。新权威主义代表观点有萧功秦提出的“过渡权威论”③过渡权威论的基本观点大致如下:现代化进程必然要经过旧权威、新权威和自由民主三个发展阶段。因此，在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面对混乱、腐败等社会危机，必须依靠新权威来消除，用集权政治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民主的方法不可行，但又不能回归到旧体制去，现实和可能的抉择只能是新权威，用集权政治强制推行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为将来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见萧功秦:《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张炳九的“半集权式政治体制”④1986年4－5月，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张炳九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沙龙演讲”中，作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的系列演讲，提出了“半集权制”政治体制是导向多元民主的过渡性阶段的论点。参见张炳九:《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载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第2～3页。、吴稼祥的“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民主”思想⑤吴稼祥:《新权威主义述评》，载《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1月16日，第12版。、杨百揆的“开明”的“新”的政权主张(杨百揆，1989:100)等，总之，新权威主义观点都具有相似的集权或半集权的政治主张，普遍赞同新权威主义是落后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所经历和实行的一种政治形态。而民主先导论主要是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反对观点而存在的，它在否定新权威主义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主张应该通过加速民主化进程强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学者荣剑在其《中国现代化需要集权政治吗?》《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等文章中否定了新权威主义的存在条件即政治经济分离和一系列不利于实行新权威主义的因素，主张国家不仅经济体制需要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步进行;黄万盛则将新权威主义看作是专制主义的旧梦重温，认为新权威主义基本观点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否定民主⑥黄万盛:《新权威主义批判答问录》，载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第148～161页。等等。两派学者的主要观点可详见于齐墨编著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大陆未来命运的论争》，刘军、李林主编的《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以及公羊编著的《思潮》等著作。

新权威主义从萌发到迅速引起整个思想界的大论战，简言之主要是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和威权理论、亚洲四小龙的政治实践的强大冲击和中国当时的国情判断①就笔者所阅读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新权威主义代表的主张基于这样一种共识或者判断: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可控的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和一个政治权力集中的核心能动者。经济改革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显现，而当时的实际是国内的社会和市场的力量虚弱，民主力量缺乏，必须要建立权威或者集权政体来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三方面合力的结果。而无论是新权威主义的权威制衡论还是所谓的民主主义者们的民主先导论，都是因时政之关切而做的种种政治方案或者设计，这些思考或者研究因此少了规范的政治理论研究意味，而更多以政治改革方案的面貌出现②从论战双方的代表罗列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政府官员和政府智囊，如张炳九、吴稼祥、吴国光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将主要面向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非进行政治学理论研究。，争论双方终极价值目标都是导向民主政治的实现，区别只在于路径选择上的差异。而从其后的中国政治实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执政者是综合借用了这些理论。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却引起了一场影响至今的深刻争鸣。时至今日，那时的主要话题和争论焦点仍然是今天中国政治学界和政府需要去面对和寻求解决方案的核心问题。

二、在探索中发展:1990－2001年间的中国国家构建研究

经历过“八九”政治风波的短暂沉寂，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正式确立，“高度一元化和板块化”(萧功秦，2000:1-8)的社会也开始逐步向利益结构分化、相对自主和有限多元的社会转化，这使得原先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社会相匹配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新要求。与此同时，国外研究国家构建以及现代化问题的论著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国内，比如波齐的《近代国家的发展》、安东尼·吉登斯的《民主—国家与暴力》、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等，这些论著内容涉及面广，系统论述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历程、国家的发展类型和现代国家的特征，在理论引导、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视角方面均给予国内学者巨大启示和借鉴，使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国家构建研究持续向前。

20世纪80年代，除了王沪宁等少数是受过政治学规范训练的知识分子之外，对中国国家构建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主要是两类人群:一为党和政府高层、官员和高层智囊，一为受过哲学、历史、语言学知识训练的人文知识分子。经过80年代的政治学学科恢复与补课，进入90年代，一批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开始引经介典、著书立说加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中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持续发展，学理层面的规范性研究越来越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王绍光、胡鞍钢、时和兴、张曙光、郑永年、邓正来、李强、俞可平、宁骚等。

1993年，王绍光、胡鞍钢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书出版。《报告》根据大量的国情数据和资料分析得出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大幅下降的事实，表明中国国家能力的低下正是中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因此，作者指出，中央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尤其是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王绍光、胡鞍钢在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国家能力”③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具体包括汲取、调控、合法化和强制四种能力，其中，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种能力。的概念，并以此为视角探讨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该书采用了大量翔实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行文目标明确，并且探讨的是当下最为热点的重大问题，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学界围绕《报告》本身以及其延伸开来的话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讨论涉及从概念是否准确、理论依据是否充分到分析方法是否得当，甚至理论和主张是否成立诸多方面，这些学者在参与讨论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时和兴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自主性增强、国家行动能力扩大和国家权威合法性转换的过程”(时和兴，1996:102)，如果国家权力过于自主、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无限增长，可能会神话国家而压制社会活力，反过来阻碍国家自身发展，因此主张要注意国家能力发展的限度。张曙光在《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文中指出，“《报告》的基本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政府高明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既有赖于发挥国家的作用，也有赖于打破对国家的迷信。我们不应当再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国家的神话”(张曙光，1995:22)，提出要全面看待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张曙光还认为，“简单地、孤立地讨论国家能力的强弱是没有意义的……保持与社会组织能力相适应的国家能力是必要的，增强国家能力的正确途径是培育和提高社会能力。”李强则认为《报告》混淆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概念，他采用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其中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才是国家能力，从中央到地方应该弱化国家的专制性权力而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李强，1998:19)。他还指出，中国国家目前是一个国家权力范围广而国家能力弱的后全能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国家构建的目标是在解构全能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构建，即要重建一个国家权力有限而国家能力强大的具有公共权威的国家(李强，2001:77-85)。郑永年也曾在多篇论文中有类似的观察结论。

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发起了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并起，促使国内很多学者开始思考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最主要的学者有宁骚、徐迅等。现代国家构建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宁骚在其代表作《民族与国家》一书中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亦被理解为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塑造及相互融合的过程，国家建构的内容可分为国家共同体和国家制度建设两方面，其中，国家共同体建构主要体现为民族认同，它是国家文化合法性的来源，国家制度建构强调的则是国家建构的政治方面。徐迅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从政治形态而言，民族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民族认同是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文化合法性来源;而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可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文化和心理上的力量。周丕启指出，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国家建构，依据对现实国家的态度差异可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否定型和发展型，分别对国家起着解构和建构的作用(周丕启，1999:38-44)。

此外，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兴起并发展成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以邓正来为代表的学者借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主张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来促使中国达成现代化。邓正来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逐步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避免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以此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开放必然向政治领域纵深的过程中，市民社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培育多元自治的结社组织，能够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他将市民社会视为中国国家构建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外部结构(邓正来、景跃进，1992:25)。之后，俞可平还提出了“公民社会”概念，并进而提出“治理与善治”的理念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俞可平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将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并指出“治理”的国家行为方式区别于以往的“统治”行为方式，认为“治理”的主体除了社会的公共机构还有私人机构，也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同时“治理”的过程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俞可平，2000:5-6、326)。俞可平的治理与善治理论对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义。

可见，90年代的研究者们对中国的国家构建问题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探索。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正变得多样，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正变得多元，研究方法正从以宏观和定性研究为主陆续开始向具体的定量的实证的研究转向，研究群体正变得更加专业和理性，规范而系统性的成果陆续呈现。

三、在实践中深入:2002年以来的中国国家构建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在本土化理论构建方面有明显提升。这个阶段，改革开放持续向前，市场经济体制地位得以确立，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得到迅速发育，与其他领域配套改革主要是政治领域改革仍然滞后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现实使国家构建研究变得迫切。这个时期，西方学者有关国家构建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被大量引入，比较有影响的有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等，这些西方经典论著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想资源;此外，经过20余年的教育大发展，受过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系统训练的学者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数学者都有海外游学和国际交流的经历，研究群体质量更优、思想更为活跃。这一时期，除王绍光、萧功秦、邓正来、俞可平、郑永年等学者之外，杨雪冬、徐勇、林尚立、马骏、任剑涛、何增科、于建嵘、潘维、虞崇胜、叶麒麟、贺东航等一大批学者都为中国国家构建研究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中国国家构建的历史和历程得到明晰化梳理

杨雪冬考察了1900－1978年之间的中国国家构建历程之后将其分为“1949年以前的国家构建”、“1949－1978之间的国家构建”和“1978年以后的国家构建”三个阶段，并且归纳了不同阶段的国家构建特点。第一阶段主要是现代国家观念的兴起和国家构建的启动，第二阶段主要是国家改造社会，第三阶段概要地讲是进入到近代以来最全面也最深刻的时期，主要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政治秩序的恢复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放权与市场化以及社会的发育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四方面内容(杨雪冬，2002B:34-43)。之后，贺东航在《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探析》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观点。郭正林、刘鹏从认同性建构、合法性建构、延伸性建构、参与性建构与分配性问题五个维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指出认同性建构的基础应从民族主义转向宪政制度，合法性建构除了实质合法性外要向与程序合法性并重转变，延伸性建构应该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参与性建构应着重改善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不足现状，分配性问题中分配不均不公的现象的解决要提到议事日程①郭正林、刘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理论视野与中国经验》，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101/18937.html，2003-08-19。。

(二)中国国家构建的本体理论得到丰富

一是解释“国家构建”的努力。杨雪冬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国家构建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在对“country”、“nation”、“state”、“nation state”等词语及其演变从语义学角度作了辨析之后，结合马克思、韦伯和辛采的经典国家理论将“国家构建”做了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个是具体层面。国家构建可以被理解为国家获得前诉诸特征的过程。这些特征的获得可以是‘历时’的，也可能是‘共时’的。另一个是抽象层面。国家构建指的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经济权力之间关系建构的合理化过程。……国家构建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自己与市场、社会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三重关系，使之有利于自己存在、维持和强大的过程”(杨雪冬，2002B:34-43)。徐勇等认为中国的国家构建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非均衡发展双重化建构的过程(徐勇，2003:97-103)。叶本乾在借鉴徐勇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未来构建还应加入民生—国家的视角(叶本乾，2006:28-34)。

二是国家构建理论内容得以阐发。杨雪冬作了系统分析，将国家构建的基本目标归纳为理性化和民主化，将国家构建的基本动力归纳为战争和竞争、技术创新、市场化与货币化、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将国家构建的基本构件归纳为核心的能动者、有效率的职业官员队伍、可持续的财政、全面的合法性和市民社会(杨雪冬，2002B)。刘伟将现代国家分为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初级形态即是不成熟的现代国家，而高级形态即是成熟的现代国家(刘伟，2009:14-22)。樊红敏建构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指出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形态是科层制组织形态，运作类型是权力的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运作的特征是规训权力、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樊红敏，2006:35-41)。从国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转换的角度，俞可平提出了“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转为善治”②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方式，它有以下四个特征: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是协调、治理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是持续的互动。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6大基本要素。参见俞可平:《从统治到治理》，载《学习时报》2001年1月22日，第003版。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使得“治理”与“善治”研究和讨论不仅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热点和社会热点，还直接对国家的顶层设计产生影响。此外，任剑涛从哲学角度对国家理性的探讨也给人以启示。

(三)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发生明显转换

对于国家构建理论的研究，学术界习惯于将作为整体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来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得出国家构建的一般规律而忽视国家构建中的多样性和局部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地方国家作为分析视角是研究国家构建的新的方向之一，比如杨雪冬较早以“县”这一级地方国家作为分析对象考察地方国家构建中的权力系统、运行机制、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杨雪冬，2002A);徐勇从国家化和地方性两个角度来探讨县政建设(徐勇，2009:18-20);吴国光的“县政中国”、于建嵘的“县政自治”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郑永年等学者还将全球化视野引入到中国国家构建问题的研究中来，集中体现在其《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一书中。研究方法方面也开始呈现出典型的实证研究的特征，杨雪冬在其代表作《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一书中，就通过大量实证调研材料来论证其关于国家构建中有关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四个理论预设，贺东航的博士论文《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周庆智的《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对W县的社会学考察》都大量应用了实证的研究方法。

(四)理论的实际应用功能得到强化

进入21世纪，以国家构建为视角和分析工具来进行现实问题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比较有影响力的如以徐勇为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借用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治理等农村问题。徐勇的专著《现代国家乡土社会与制度建构》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的系列论文以及该中心的一批博士论文如刘义强的《民主和谐论——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基层民主与社会和谐》、黄辉祥的《村民自治的生长——国家建构与社会发育》、叶本乾的《生成与重构——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农村基层政权》等都集中体现了国家构建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此外，曹海军、叶麒麟等学者利用国家构建理论来研究我国党政关系的变迁(曹海军，2010:5-10;叶麒麟，2007:73-78)，李强运用国家构建视角来分析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指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与国家构建的目标一致(李强，2008:23-30)。李默海运用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稳定问题(李默海，2013:106-112)，等等。可见，国家构建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达到了空前的广度。

(五)推进中国国家构建的路径设计日益多元

“回归国家”热的学术成果之中，对于推进中国国家构建的路径设计或者政治设计日益多元。蒋庆主张回归传统的儒学政治，要求建立王道国家①“王道政治”是在“治道”上“三重合法性”制衡的政治，是儒家以三代圣王之治为历史原型构建起来以解决“政道”问题的理想模型，所谓“政道”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治道”则是合法权力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安排，人心民意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三重相互制约，每一重合法性都不能独大，同时，每一重合法性都有其正当性，都能在制衡中恰当地实现其自主性，从而在差异中含摄共存。参见蒋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载21世纪孔子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663，2004-04-22。;王绍光、马骏认为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重构财政制度至关重要，财政转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国家治理制度的转型，因而提出中国迈向“预算国家”②预算国家是采用现代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财政收支的国家，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财政集中和预算监督。随着国家成功向预算国家转型，它们的国家治理也变得更加高效而且负责。参见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载《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第1～37页。的主张;郁建兴等提出要重塑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实现中国由发展型国家转向超越发展型国家的主张③发展型国家体现为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和国家合作主义。参见郁建兴、石德金:《超越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转型》，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第5～12页。;陈毅主张将国家权力自主、制度建设并保障国家权利、公民认同并参与国家政治结合起来，实现从“文化国家”向“权利国家”的转变(陈毅，2009:66-77);吴国光提出的以“县政中国”来实现“宪政中国”的主张④“县政中国”的基本涵义是大体上以目前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重组中国的权力架构与政府系统，率先在县一级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进而建设全国宪政。参见吴国光:《“县政中国”——从分权到民主化的改革》，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87-2.html，2005-08-10。;李华指出中国的国家转型最大的特点在于国家并不是由“公民”而是由党所动员和领导的“群众”所构建起来的，提出“从群众构建国家”的理论设想(李华，2012:中文摘要第Ⅰ页)。多元的路径探索和政治设计不仅是中国国家构建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举，也对国家的执政理念和制度设计等政治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结论与反思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发展历程，在感叹研究场面从最初的空白虚弱到现在的蔚为壮观的同时，笔者也观察到，这些研究无论是在分析框架、话语体系还是理论倾向上，就本质而言主要是“西化的”，同时，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成果并不多见，它们或多或少对现实政治存在依附。除此之外，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如何指导政治实践走向民主政治，研究的关系中最核心的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回顾整个研究历程，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处理始终处于一种“非左即右”和“顾左右而言他”的局面。政治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学科恢复重建和理论引进阶段，当前已进入到政治学人有意识地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体现时代面貌的政治学理论的阶段(胡勇，2003:142-143)。有些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一)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思想资源:西方的还是本土的

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现代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国家构建是世界各国都要面临的选择，这种世界化趋势的判断是具有普适意义的。较之于中国，西方国家较早开始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进程，且西方国家构建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构建历史与经验的理论抽象，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必然在国家构建的一般规律性的内容方面能给予中国以借鉴和启示。对于后发国家中国而言，民族—构建与民主—构建非同步进行，且政治的非均衡性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本上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三重社会转型”(唐皇凤，2013:19)。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在给予中国国家构建研究者们丰富的研究素材和足够的精神刺激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开放程度的有限、历史造成的阶段性文化断裂、理论准备的不足等原因使得他们想展开研究的愿望迫切却又显得手足无措。因此，借鉴西方思想资源在这种情境之中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其次，西方的国家构建及相关理论对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理论示范的作用。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例，该丛书主要介绍了当时西方人文科学社会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其中不乏介绍西方国家构建理论、现代化理论的论著，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权利制约权力》《现代化的动力》《波兰危机》等。不仅如此，这套丛书集中了8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金观涛、杨百揆、钱乘旦、张五常、王逸舟、何清涟、朱光磊、郑凡、萧功秦、崔之元等。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却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对于当时还走在封闭僵化老路上的年轻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该书的序言引述了一段马克思的话:“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套丛书当时的发行量很大，读者无数，很多人都是读着这些书籍开始思考的。笔者也观察到，在中国国家构建研究的不同阶段，总有西方国家构建研究的经典理论直接成为思想学术界讨论的热点，80年代是亨廷顿的威权理论和精英政治理论，90年代是亨廷顿的“第三波”、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21世纪是福山的《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斯克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这些理论奇特且精致，确实给予国内学者在理论引导、分析框架、研究方法方面很大的指导。

从理论渊源来看，西方国家构建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构建历史与经验的理论抽象，对中国问题而言，这种缘于西方的理论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也就注定了它在中国的适用必须审慎，无差别的移植或者断章取义地使用局部知识都将产生戕害。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隶属于中国问题研究，必然应以本土传统的思想资源作为母体，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20世纪上半叶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论著都是深植于传统的思想资源，不仅影响中外，而且影响至今，堪称典范。而在当代的研究中，本土传统的思想资源却呈现出持续的明显式微甚至中断的局面，去掉“文革”的历史因素，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不足导致可利用的传统思想资源有限，研究者国学知识训练的羸弱导致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没有能力，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和知识训练机制浮躁功利导致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被漠视以及传统思想资源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之中的创造性转化不足等。

由此，在中国的国家构建研究过程之中，西方的思想资源我们应用辩证的视角来审慎使用，而对于本土传统思想资源要创造条件加大挖掘力度以及强化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要形成本土传统思想资源处于基础和根本地位、西方思想资源处于补充和完善地位的研究共识。

(二)中国国家构建研究者的立场:为学术的还是为政治的

中国的国家构建问题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因其研究指向的政治性亦可被视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站在其背后的研究者们的精神之旅亦常处于一种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状态。

笔者简单梳理一下30余年来研究群体的历史嬗变便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主要代表如张炳九、吴稼祥、吴国光等，他们均是当时政府官员和政府智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动机首先是为政治的，而非学术的，这场论战后来被定性为“改革派阵营内部的稳健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论战”①卢毅:《回顾一场几乎被遗忘的论争——“新权威主义”之争述评》，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874.html，2009-05-04。，也说明了这一点。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有一段甘阳关于《走向未来》丛书的谈话:“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因为当时他们老是在和官方辩论，他要辩论就得使用官方能够接受的一套东西”，这佐证了那个阶段主要研究者“为政治的”倾向。80年代末，这些与政治体制结合紧密的官员和人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并产生了疏离，加之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化的推进，之前被视为精英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走向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击和不平衡感，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出走海外，相当一部分退而结网或者偏向沉默与保守。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学等社会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一小部分研究者集中到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还有国研中心等官方智库，大部分研究者则向科研院所和高校集中②笔者认为因为体制的原因，各级科研院所和高校至少可被视为半官方智库。。客观上，这些群体与国家之间是存在着利益依附关系的，这种关系使得其研究的独立性缺失，往往会成为国家的代言人，而非立言人。虽然从形式上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少谈了主义更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看似疏离政治的表象却恰恰反映了与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乖张的“远离政治、亲近政府”态度，这种状态持续至今。这种学者、学术与政治的纠葛关系实际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联系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主张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的最高价值不是体现在知识的探索而是进入到国家体系，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只是工具和手段的角色，古有孔子周游列国布道，今有千军万马挤“公务员”的独木桥现象均能佐证。

这种客观实际并不能回避要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学的任务，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必须遵从科学和理性的召唤，力求价值无涉，作为学术教育工作者“他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韦伯，2005:37)，因此，必须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学术探索理念，必须全社会培育开放兼容的文化观。

因此，在对待中国国家构建问题研究的态度上，我们既要看到国家转型对这一知识的迫切需求，也要看到作为一种学术理论的研究所必须具有的学术节操，不可“非左即右”，将其实践价值与文化价值截然对立，而是要走向一种相对独立之中的共和，这种共和的达成要求研究者在以研究目的和研究情景为标准来把握好边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如何去保证学术研究的真正自由与独立，这需要学者的勇气，也需要政治的智慧和宽容。

(三)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还是相互排斥

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论及到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的历史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构建研究中的核心关系。西方理论界以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为背景设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两种关系，一种是基于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传统，它强调国家对于社会是一种“必要之恶”，而推演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论点;一种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的传统，它强调国家要塑造社会，社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两种设定描述了西方国家在国家构建历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对立，这两种理论预设构造出两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强社会与弱国家”和“强国家与弱社会”。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建国至1978年之间的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全能国家模式，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消解社会，在这种体制下，国家过度干预和控制社会，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1978年以后，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开始主动对二者关系进行局部的渐进式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出现分离，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这种不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实践中对国家权威和社会发育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并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在改善民生和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同时培育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打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共生，那么，显然洛克和黑格尔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预设并不能指导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从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王沪宁，2004:131)。由此推导，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母体，国家与社会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但国家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矛盾的统一，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观从理论上解释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的可能性。

就目前的改革实际而言，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于一种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共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的顶层设计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谐共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制度理顺关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政治的制度、经济的制度以及社会的和文化的制度，通过制度的完善拟定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边界，来理顺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保证国家与社会的行为方式的规范有序。二，治理推动进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明国家执政理念发生了从统治向治理的重要转变，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一个包括社会治理体系在内的大系统，这种治理将更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而治理能力也将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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