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威

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个体与政治组织之间的价值关系，同时也左右着教育机构处理学生个体价值观与公共政治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立场。作为促进学生价值观发展的重要方式，学校价值教育(values education)因此受到政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伴随着公共教育机构承载、传授文化价值观念功能的逐渐强化，学校价值教育的政治之维也日益彰显。诚如伯塔和哈恩所言，“在所有国家的研究中，都表达了让党派之间的政治争论远离教室的主张，但是，不管是教室内部还是教室外部对于价值教育的阐释，经常都会带上意识形态因素的色彩”(Torney-Purta & Hahn,1988：52)。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立学校的价值观以及价值教育不断地被卷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漩涡中，这一点在当代美国公共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共教育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定位、教育价值观的凝练与表达、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具体形式和方法等，都不断地受到来自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以下，笔者将就美国当代两种主要的政治哲学形态——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公立学校价值教育与政治哲学、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一、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

自由主义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以注重个体权利为核心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基本底色。怀特认为，对自由的歌颂、对个体的神圣化以及对机会均等的强烈信念，这些价值观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经典的自由主义(White,2003：53)。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而在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则是新自由主义。费因伯格认为自由主义有两种谱系，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一种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洛克强调的宗教宽容和个体自由的政治思想有关，与亚当·斯密强调的市场资本主义和最小国家控制的经济思想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其流派和主张更加多元，但大都强调个体福祉，并且主张利用公共权力来推进这一目标。这种自由主义体现在密尔、杜威、罗尔斯的政治思想中，体现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中。这两种自由主义是相关的，它们都将保障个体自由放在优先地位，只是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国家干预的程度问题上存在差异(Feinberg & McDonough,2003:3)。新自由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捍卫个体人身、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消极自由的基本立场外，还发展出了有限度的国家干预、经济平等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实现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现代理念。自由主义对当代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产生着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影响着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目标定位。

自由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第一要义。个体权利和自由是整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耸立的基点，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轴心。当代自由主义虽然肯定了政府在控制公共教育中的合理权力，给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加积极的教育角色(Feinberg & McDonough,2003：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以及公共教育机构能够无视学生个体的信仰自由和精神权利。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既强调人身、财产等经济自由，也强调公民的言论、信仰以及追求幸福等精神层面的自由，同时也为保护这些自由确立了法律和制度保障。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强调，为美国公共教育价值观以及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了理念支撑。

这种教育理念首先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在个体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进行了严格界分，将尊重、保护学生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基本权利作为出发点，为保护学生在精神自由方面的权利设置政治、法律等屏障，严格限制公共教育中各种可能危害这种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因此，言论和精神信仰的自由、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自由，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是公民权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政治组织、教育机构和教育者都不能以牺牲这种权利为代价，去推行和传授某种价值观。这一理念为美国公共教育确立了宪政框架、法理边界，同样也成为公立学校价值教育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为了自由，特别是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美国公共学校教育运动逐渐将特定宗教信仰驱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消除了教会对于学生信仰自由的影响；为了自由，特别是为了道德发展的自由，杜威和科尔伯格强烈地反对灌输，推崇民主主义和以正义原则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为了自由，特别是为了价值选择的自由，价值澄清学派采取了价值中立的原则，帮助学生澄清自身的价值观；为了自由，特别是为了使学生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自由，教育机构对于保守主义右派有关重塑传统和宗教价值观、推行品格教育的政治议程，总是充满着警惕和敌意。这些都体现了以捍卫学生精神自由权利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对于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强大影响。

第二，自由主义影响着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基本原则。

基于捍卫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精神自由的立场，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文化价值观上不诉诸某种绝对主义价值观，而是在公民各种“善观念”中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提倡多元价值观之间的平等与相互尊重。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对基本个体权利的承诺，另一方面又对文化差异保持敏感，强调不同文化对同样的权利有着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在人类发展问题上是多元主义者，认为人类有许多不同的善的生活方式以及许多值得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就是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去干涉公民的个体价值观。罗尔斯指出，“政治自由主义必须在各种合理的全面性信条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它既不批判、更不排斥任何道德判断是否为真的特定理论”(Rawls,1993：xix-xxx)。德沃金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政府必须在有关什么是好生活的问题上保持中立”(Dworkin,1977：127)。阿皮尔指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它并不试图回答任何伦理问题，包括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Appiah,2003：62)。这种政治中立的原则，为美国公立学校秉持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立场提供了政治哲学支撑，为公立学校处理多元社会里各种互竞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原则。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中立原则，其出发点是为了不封闭通向各种善观念和好的生活计划之可能性。这种冷淡的价值立场，意图保证不同的善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能够和谐共处。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政治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自由价值观与平等价值观之间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尊重、包容，也成为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重要原则。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立场在当代美国公立学校中得到了充分表达。近年来，随着移民学生比例的不断增长，保障少数族裔学生在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文化权利，日益成为美国公共教育的重要议题，多元文化教育也成为公立学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种族、性别、民族、国籍、宗教、阶层等问题上推崇非歧视和宽容原则，成为美国公立学校教育所秉持的基本价值立场。文化多元主义所蕴含的平等、宽容、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等这些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公民文化权利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基本价值立场。因此，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文化价值观上的多元主义立场是彼此相容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与多元主义的价值理念之间也是彼此互通的。文化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价值哲学在公共教育中的具体贯彻，同时也为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勾勒了一幅多元混杂的价值图景。在当代美国学校价值教育中，文化多元主义包括其中所蕴含的平等、宽容、尊重少数族裔文化权利等这些核心价值观背后，实质上有来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体现了公立学校在处理价值观问题上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

第三，自由主义影响着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方法选择。

自由主义视个体权利和精神自由为圭臬，在多元价值观之间不进行价值裁断，这必然在教育理念上体现为强烈的、反对灌输的立场。自由主义教育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和在价值观方面的发展，必须依靠鼓励个体自治和批判性思考的教学来实现。因此，自由主义教育理念无一例外地都反对向学生进行特定价值观的灌输，这几乎成为统治20世纪美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主流立场。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将向下一代传授价值观视为一种传统的、充满霸权的或者家长式的行为加以拒斥(Schwartz,2002：4)。科尔伯格认为灌输既不是一种教授道德的方法，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教学方法。西蒙和拉斯思宣称传统的在道德或者伦理学方面的直接教学已经过时了，那种向年轻人灌输成年人价值观的做法也过时了(Simon,Howe & Kirschenbaum,1978:16)。古特曼认为，灌输不是道德和公民教育的主要遗产之一，它限制了公民对有关好生活与好社会的不同观念进行理性思考的权利(Gutmann,1987：44)。

除了对灌输的消极反对之外，自由主义教育理念还主张积极地促进学生在价值观发展方面的自治精神和学习能力。赫斯利普认为，道德教育需要基于逻辑和理性的审慎分析和开放对话(Heslep,1995：56)。阿皮亚指出，“自由主义尊重自我选择生活计划，允许个体根据自己的知识和价值观来追求这些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和知识并不是生而知之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学校教育必须指导每个儿童从无助的依赖者成为自治的成熟个体，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帮助他们了解价值观(形成生活计划的能力)和知识(学习的能力)。”(Appiah,2003：62)而价值教育在增进学生的个体自治和价值反思能力方面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诉诸个体理性和公民之间的价值对话。科尔伯格发展道德认知的教学理论，强调就虚拟和真实的道德价值观议题进行诘问、反思，在对话中刺激学生道德认知结构的发展。价值澄清学派不仅将对话作为帮助学生澄清价值观的主要途径，而且发展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对话策略。这些都体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方面的深刻影响。

以上三个基本点，实际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三个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理性。自由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公正、宽容与平等价值观相关，个体自治的原则与理性价值观相关。霍尔斯特德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所有的价值观包括个体自治、批判性、开放性、机会均等、尊重多样性、避免灌输等，都建立在这三个基本价值观基础上(Halstead,1996：23)。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教育提供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支撑，而且也尝试为当代美国公立学校中复杂的价值冲突提供某种解决框架。如自由主义提出要运用理性的价值观和原则，处理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在处理自由主义价值观与非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冲突时，主张回到自由主义的立场，即政治和道德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宽容和文化敏感性，经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父母选择自由、教育观点的多样性，从而使这些不同的善观念都能在公共学校内部和外部得到满足(Halstead,1996：28)。这些无疑都使得自由主义在美国学校价值教育中获得了很大的理论吸引力和包容性，使得其影响力不断上升。

二、 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对美国公立学校价值教育的影响

20世纪末，影响美国思想界和教育界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流派是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价值取向上，这一流派与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不同，就是对社群、共同体等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公民社会责任感和品格的强调。社群主义的古典形态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美国的开创者们同样也非常注重将公民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与对共同体利益的捍卫结合起来，赋予自由主义精神以公民美德的内涵。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揭示了支撑美国公民美德的社会组织基础及其公共价值观。他认为，自治组织是美国的“乡镇精神”，在这里，公民习性和关心公共利益的精神得到了发展(托克维尔，1997：74-76)。美国当代的社群主义者如麦金泰尔、埃齐奥尼等学者，从古希腊和美国历史中重新发掘社群的价值意蕴和政治意义，强调社群、传统、共同价值观、习俗对个体品格的重要性，力图重塑当代美国公共生活的政治伦理，恢复美德伦理学的光荣传统。

社群主义对公民美德、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为推动当代美国新品格教育运动的复兴提供了精神资源。社群主义对于美国当代学校价值教育的重要影响，主要在于它批判了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阐发了一种强调社群价值观的政治哲学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基于品格的价值教育路径。

第一，社群主义推动了对美国价值教育的理论反思。

很多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价值观及其消极影响进行了深入反思。社群主义批评自由至上主义对权利、自由等个体价值的片面追逐，强调社会责任、集体认同、共同利益等社会价值的重要意义。埃齐奥尼认为：“我们已经让人们在个人权利的天平上走得太远，而忽略了自身的社会责任。”(Bender & Leone,1995：16)历史学家贝拉认为，美国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前见(preoccupation)已经给社会共同利益带来了致命后果。他警告美国人，如果不重新唤醒传统的集体记忆，这种毫无限制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自由的丧失(Bellah,1985：241)。艾伯利指出，“今天的个人主义，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鼓吹不受限制的、脱离义务的自由。今天的意识形态不愿意或者不能将奉献定义为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或者公益——这些蕴藏着共同观念的词汇——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人类在科技和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已经创造了一个追求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斥着权力、特权，诉讼和粗俗的消费主义。其结果就是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胜利，个人对社群的胜利，世俗的东西对神圣的东西的胜利，商业对品格的胜利。”(Eberly,1995：37-38)这些批评无疑击中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价值观问题上产生偏颇的理论要害，同时也为人们反思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哲学提供了理论启迪。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群主义对美国社会品格问题的价值诊断和美德伦理学的学理建构，逐渐引起了美国学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注意，并成为影响当代美国学校新品格教育运动的重要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群主义，不仅使人们意识到利己主义、相对主义对公共文化和个体品格的腐蚀性，而且促使教育机构重新审视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宗教信仰在教育价值观中所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赢得了部分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支持。作为一种价值哲学的社群主义，它启迪人们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绝对主义的天平上重新寻求某种平衡，撬动了教育价值观逐渐由“左”向右开始移动，为学校教育灌注了来自共同体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支撑。社群主义对学校价值教育在政治哲学和价值哲学上的双重影响，也使教育哲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促使教育者改变过去一味强调学生权利、忽视公共责任，片面强调个体价值自决、忽视社会价值引导的倾向，而这对于改变学校在学生价值观发展中随波逐流的消极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社群主义重新唤起了社会价值观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与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个体价值观的片面强调所不同的是，社群主义呼唤人们关注社会共同利益，强调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承诺。社群主义认为人们不能像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去选择社会组织，相反，每个公民都是根植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其身体和心理发展都离不开他人。因此，公民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不以自由选择或者个体权利为转移的，公民品格就在于是否履行了这些义务。针对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道德问题，社群主义者提出要反思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呼吁人们重新发现社群的道德声音，主张回归共同价值观、重建公民社会责任感。埃齐奥尼指出，“品格的衰落特别是对亲社会价值观的冷漠和拒绝，成为暴力犯罪、毒品泛滥、违法、滥交、社会歧视、学业成绩下降等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最近十年来反社会行为的逐渐增多，表明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共享价值观的承诺，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产生并取而代之。在当代多元社会，所有亚群体和亚文化都能够在保持自身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都接受个体尊严、权利、民主和其他核心价值观。”(Etzioni,1994：107-113)艾伯利指出，“所有的价值观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都是平等有效的，只有某些道德的诉求才是合理的。”(Eberly,1995：19)而这种道德价值观总是与社会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s)、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共享价值观(shared values)联系在一起。社群主义对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呼唤，激发了美国新品格教育运动定义和建构当代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热情。这场运动的代表者之一里克纳主张将尊重和责任作为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关注品格计划(Character Counts)主要关注信赖、尊重、责任、公平、关心和公民资格等核心价值观；品格教育伙伴计划(Character Education Partnership)主要关注公平、诚实、同情、责任感、自尊、尊重他人等核心价值观(Fishkin,1984：123)。这些努力无疑有助于改变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片面强调个体选择和权利的弊端，重新唤起了社会和学校对共同价值观、社会责任感的关注，同时也从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核心价值观向学校教育领域里的回归。

第三，社群主义为价值教育提供了一种基于公民品格塑造的路径。

自由主义着力寻求公共之善而对个体之善保持价值中立，主张公共机构、教育者对个体善观念和生活方式保持“政治上的冷淡”，这无疑大大削弱了自由主义对于发展学生个体价值观的道德教化功能。相反，社群主义着力揭示个体之善与社群之善之间的历史和伦理关联，强调个体之善特别是品格在建构社群中的重要性。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社群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共享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追寻，而从道德哲学的层面看，社群主义又包含着回归美德伦理学和重构品格的意蕴。对个体美德、品格的重述，成为社群主义勾连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教育哲学的纽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校价值教育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强调公民美德、品格在学生价值观发展中的作用，这集中体现了社群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对学校价值教育的双重影响。

社群主义教育哲学重新唤醒了品格问题在学校价值教育中的重要性，增强了学校在促进学生品格和道德价值观发展中的责任感。埃齐奥尼认为，如果没有品格教育，仅仅知道什么是正当，是无法保证将其付诸实践并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到生活中的。塑造品格是坚守价值观的根本。价值教育是公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存在价值无涉或者价值中立的教育。发展品格如果忽视了价值教育，犹如只重视增强运动员肌肉的力量，却忽略了心灵的训练(Etzioni,2002：121)。而学校在价值教育和发展品格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家庭在向儿童介绍道德价值观和奠定品格基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但是学校仍然要承担在这方面的义务。学校应该将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作为首要责任(Etzioni,2002：113-114)。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它是发展公民社会价值认同和品格的重要机构。格伦认为，学校如果代表着公民社会而不是国家的话，它将是一个成年人和孩子共同做出决定和维系共同的事业、从而促进品格形成的重要机构(Glenn,1987：14-23)。社群主义者对学生品格问题的关注，逐渐使以发展学生个体价值观和道德品质为中心的价值教育重新回归公共教育的视野，也推动着公立学校对品格教育和价值教育的承诺进行反思。

社群主义不仅主张将价值教育和品格教育统一在学校教育中，而且还提出要发挥各种社群组织在品格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形成品格教育和价值教育方面的社会合力。“品格发展既不是一个个人过程，也不简单是一个教学的功能，而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社会，个人和社会是相互影响的。自由和正义的社会有赖于具有美德的公民，而后者又能够维系和保障前者。”(Etzioni,2002：112)社群主义者非常强调公共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参与在涵育品格方面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些社群组织是公民品格的“栖息地”。“价值观不能独自翱翔，为了夯实我们的道德基础，我们必须关注支撑我们价值观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社区的共同体)。”(Etzioni,2002：116)艾伯利明确提出，“品格教育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国家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通过社会的品格复兴需要新的社会运动，它要超越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政治。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大量自愿组织的涌现，构成了维系公民美德的社会保障网络，今天我们要开展一个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塑造品格的运动，发挥家庭、邻居、教会、会堂和自愿组织的品格教育功能。”(Eberly,1995：27)这些观点和主张，引发了各种社会组织对于学校品格教育、价值教育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社群主义教育哲学的社会影响。

三、 结 语

从表面上看，社群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和对立面存在的，两大政治哲学在主要理念、具体主张等方面似乎剑拔弩张。社群主义不赞同自由主义右翼在价值取向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立场，但是却并没有否定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权利、精神自由、道德自治等基本价值观念；社群主义虽然提出要重构社群、回归共同体价值观，但也不主张盲目地服从社群，更不同意保守主义右翼以国家利益、社会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社群主义从西方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和美国历史中发掘凝聚社群和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精神资源，实际上是为捍卫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寻求另外一种更加厚重、合理的理论依据；社群主义对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批评和反思、对公民美德的重述和倡导，实则是对自由主义中某些消极因子的纠偏和矫正。而这些都表明，社群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而是同道者，他们仍然共享着基本的政治价值理念。社群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全面反动，而是力图寻求个人和群体，权利和责任，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其实质是在寻求一种温和的中间路线。有学者认为，“今天的美国人正在抛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但是却没有建构新的社会伦理准则，社会正在倡导牺牲自我的旧伦理与注重个体内在需求的新伦理之间努力寻求一条中间路线。”(Eberly,1995：27)本德尔则认为这条中间路线是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许多美国人渴望强烈的社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同时又太过珍视个体自由和自我利益。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不过度的、与传统相一致的自由主义——有可能成为当代美国人所追求的、融合个体意志和社群精神的理想观念。”(Bender & Leone,1995：16)由此可见，社群主义对共同价值观的强调，并没有挑战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而是对其进一步的理性化和精致化。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理论修复和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也影响着美国学校价值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学者主张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中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超越“左”与右的争论，为学校价值教育寻求一种更加温和、中庸、精致、理性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立场力求避免利己主义和国家主义对公民自由权和价值观发展的双重损害。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诸如“共和主义”和“公共人道主义”，用以取代自由个人主义。如艾伯利主张以“公民共和主义”(civil republicanism)作为指导学校道德和公民价值观教育的政治哲学。他指出，美国必须超越自由竞争与福利国家的两种对立范式，走向一个公民和人道社会的新范式。公民共和主义认肯复兴美国的精神维度，“通过复活一种既非世俗也非宗派的语言，提供了一个超越宗教和意识形态派别之争的框架。它是一种寻求社会互助、邻里融洽和共同价值观的语言。它是一种致力于通过道德的方式推进社会诉求的公共哲学，它着重关注增强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各种中介机构的力量，如家庭、教会、市民社会和自愿组织等。”(Eberly,1995：40)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层面来看，当代美国学校价值教育也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在多元政治哲学的重叠共识中，力图淬炼某种更加具有包容性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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