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超

尽管“离岸控制”战略有很多优势，但即使是哈梅斯也看到了其局限性。他认为：“在对任何与中国冲突有关战略的可行性进行审查时，五角大楼必须对一系列可能的财政后果进行检验。尤其要注重长期冲突对全球财政形势的影响，以及两国维持冲突的财政能力。”他还认识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意味着在制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行性战略时，必须密切审查经济问题……对‘离岸控制概念而言，尤其重要的是在没有中国金融和产品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能以多快的速度围绕着封锁圈重建起来。”

在笔者看来，美国人高消费、低积累的生活方式是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个中低端产品“世界工厂”提供的廉价消费品为支撑的。否则，以现在美国人普遍的消费方式和信用状况是难以保持现有生活水平的。如果因为中美发生冲突，而冲突的原因却又是与美国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并非紧密相关的，那么美国人民是否能够长期忍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困难，并支持这样的冲突就大成疑问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不出现战略形势重大逆转或严重的战略误判，中国主动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可能性为零。即使出现上述情况，中国也极度缺乏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体系的愿望。当然，必要的改变愿望是有的。毕竟诸如此类的冲突原因，不是珍珠港遭到偷袭或者是“9·11”事件的重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理论界在探讨相关理论时基本避开了引发冲突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假设是中国首先挑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