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br/>——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解读

解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
——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解读

2014-03-18孙全胜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孙全胜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马克思的“幽灵”是一系列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马克思将共产主义比喻为“徘徊的幽灵”，德里达沿袭了此种说法。在德里达看来，尽管马克思将自己的思想比作“幽灵”，但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非常痛恨三种“幽灵”：其一是荣誉等理想化“幽灵”，如亚历山大的军事征服大业；其二是看不见的抽象“幽灵”，如贸易原则、市场规律、增殖法则等；其三是支配人们价值判断的思想“幽灵”，如处于不停变动的“民主”、“尊严”、“自由”等范畴，这使他更倾向关注具有生命力的实在性的东西，“马克思并不比他的反对者们更喜欢鬼魂。他不愿意信任它们。但是他又只能思考它们。他更愿意相信那被假定能区分它们与实际现实性或者说有生命的实在性的东西”[1]45-46。

尽管注重现实利益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经受了诸多磨难，但德里达却借用《哈姆雷特》中“幽灵的徘徊”呈现了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的当下出场形态，从而真切地展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一直行进在路上的“幽灵”

冷战结束之后，不认可阶级斗争原则的人士纷纷表示共产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声称无产阶级一直期盼的那个摧毁世界的“幽灵”再也不能出场诱惑世人了。但在德里达看来，共产主义不是轻易就能摆脱的事物，它虽然表面上已经进入历史的故纸堆，但实际上仍逗留在现实生活中。它非但没有退出日常生活舞台，而且仍然是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也就是说，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虽已退出历史舞台，却仍将与人们同在。共产主义只是器物性的死亡，而不是符号性的灭亡，因为马克思思想已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融入人们的灵魂深处，“我们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1]55。

马克思主义究竟会走向何方？

德里达首先申明，马克思主义仍旧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它无法彻底退场。

马克思的“幽灵”是不能用感官触摸的，“当人们谈论它的时候，它仍旧不是什么可以被瞧见的东西”[1]8。“马克思”这个名称下内蕴的是多元的色彩，它一度被称为科学，但后来却成为无休无止争吵的战场。它先是被共产主义者利用，后来又受到自由主义者攻击而陷入尴尬境地，这既让它的形象变得斑驳陆离，也让继承它的人们产生了合法性的生存恐慌，其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形态一直处于不停的变化发展之中。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一旦退出历史舞台，它就再也不遵循现实规则，而成为无所附形的幻影。他者死后，人们只能靠理想和希望生活。因为，理想和希望才能重建信念。人们无法活在记忆中，因为一切记忆都无法摆脱个人印记，所以，人们倡导的马克思批判精神其实早已不是原本的马克思批判精神了。马克思的“幽灵”不是已经烟消云散，而是看不见。它是精神世界的幻化情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人类和非人类或生物和超生物混合在一起的产物。马克思的“幽灵”内化为了人们身体、本能和意识的一部分。德里达在混乱不堪的时代推崇马克思的批判理念，其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一直处于变异之中，决不能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德里达阅读完马克思的文稿后，认为共产主义当中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规则和精神，不断的批判是其理论形态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不断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了众多的出场路径，它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延异的体系。

马克思思想的运行轨迹或许就是一个巨大的轮回。好比一切现在的事物只不过是已有事物的再现。共产主义目前的境况只不过是以往境况的重演。共产主义思想从一产生起就遭受被驱赶的命运，苏东剧变之后，共产主义“幽灵”依旧处于被围堵的境况。相异的是，如今马克思的继承者们也参与到了围堵的阵营之中，因此，德里达呼唤的“幽灵”不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异，而且是斯大林主义的扬弃。如同斯大林模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者。尽管，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当初的设想，冷战结束并不表明共产主义的全面溃败。然而，斯大林模式终究沿袭着阶级斗争的根本立场和策略，苏联共产党也贯彻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幽灵”是寄居在人类灵魂深处的灵性存在。“幽灵”构成了独特的意象世界，它既是复仇之后的斑斑血迹，又是新世界的使者；它既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又能使人们满怀忧愁。依据解构主义的阐释，苏维埃政权的溃败，不该把罪责完全怪在苏共头上，因为苏共也只是历史意志的体现，它只是顺应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恐惧，只是体现了人们对资本的不满；它以激烈的方式采取了反抗行动，通过打破旧社会表达对即将到来的资本社会的不满和恐惧。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苏维埃政权中的“恐怖”和“残忍”至多是人们恐惧心理的应激反应，不该完全由共产主义承担罪责。他声称，苏维埃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冷酷的国家机器。它的一系列暴行造成了民众的沉默，最初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这出戏剧冷眼旁观，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剧中的角色，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苏共垮台之日，正是人们对其罪责最愤怒之时，它的下台缘于其积重难返的罪孽。沉重的前事种种，使它即使做再多的改革和补救，也仍不能阻止其坠入深渊的宿命。德里达纠结的是，这样的人间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据此，他主张复归事件的起点，发现历史的暗角与潜在逻辑。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仍在暗处不断展示自己，诱惑人们走进它的世界。冷战过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稳定，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但马克思仍不断刺痛人们心底最脆弱的部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它的影子还在，那是因为在形与影之间有幽灵存在。马克思的“幽灵”经过圣灵的召唤必定会重新获得清明和自由，因为它曾经给人们带来过光明和希望，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即使再忽视公民的个人需求和利益，在最初它也是抱着打破不平等社会现象、为人类铺平未来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的，而且它的一些行动是其理论形态发展的必然逻辑，而不是勉强为之。

在德里达看来，人们之所以在苏联解体之时，不是惋惜，而是喜极而泣，是因为他们被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禁锢已久。德里达指出，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体制带给人们的首先是颤栗和无法摆脱的恐慌。它先用严格的惩罚制度让人们噤若寒蝉，让再勇敢的人也不得不放弃自由意志，然后再给予恐慌的人们些许生存资料，以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来麻痹人们的理智，让人们暂时忘记现实的无奈与苦难。久而久之，人被驯化为机械的动物，大家都老老实实地接受共产主义“幽灵”的压迫。共产主义运动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个人就像风雨中漂零的落叶。在共产主义“改造世界”的行动中，革命无处不在，在革命所造成的景观的暴力压迫下，人们偏离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沦为被革命景观操控的奴隶。马克思抓住了阶级斗争方法，并认为这是治疗各种灾难的“良药”，这使他找到了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法宝。马克思期望通过最后的斗争来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它的恶魔般的威胁一直在20世纪的上空徘徊”[1]94。奴性是理想和希望的大敌，它导致腐化、专制，而专制又强化了奴性。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它要求大胆地质疑、彻底地行动和无情地破坏。它在经历之地播撒下激情、决绝、失望和悲观的种子；以前的伦理品德被当成粪土；个体的正当需求被无端藐视；社会关系及情感被激发成阶级对立的简单模式；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变成激烈的征服和利用，由此引发的悲剧，让人们陷入万念俱灰的苦难深渊。尤其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系列事件都是通过详尽的预谋和规划后才得以完成的。德里达此处阐释的为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他声称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黑暗，损害大众的基本需求。可是，依据计划经济的思路，统一的指令和规划，能够将所有资源配置起来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因此，德里达声称，苏东剧变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断裂，又是处在无产阶级专政高压下的大众“推倒纪念碑，扯下处在阴影中的舞台和葬礼致辞的帷幕，为普通大众摧毁陵墓，打碎水晶棺里死者的面具”[1]101的运动。伤得越深，恰是因为爱得更深，因此，人们盼望共产主义运动永远停息，以便其永远退场，再也不能显形危害人间了。新的希望正在建构，空无中才有重生的可能性。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是无法驱除的，因为它的批判精神已经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德里达进而声称，马克思的“幽灵”将遵循“在场、退场、出场”的轨迹，游荡在光明和黑暗之间。

德里达倡导的马克思“幽灵”，是循环往复的游荡者。“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1]5——这是德里达借用《哈姆雷特》中“幽灵”的出场模式对马克思的“幽灵”“出场”与“退场”关系的描述。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用“在场”与“退场”说明马克思“幽灵”的出场轨迹。他认为，尽管苏东剧变之后，共产主义制度已经不是在场存在，而是退回幽灵状态，但幽灵既不会销声匿迹，也不会裹足不前，而是处于不断演化的状态，其轨迹是：出场、退场、再出场。这既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的“幽灵”会永远运行在理想和现实边缘，在黑暗和光明之间不停地徘徊。在完全的正义来临之前，马克思的“幽灵”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它总要兴风作浪，总要参与历史的创建。尽管时空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共产国际领导的大规模革命暴动，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但共产主义某些原则和精神的应用，则是符合社会运动规律的。马克思总在路上，总在奔向未来的可能性国度的自由和开放中显形。“苏联统治者不是被铁幕击败的，而是由于未能为已经建立起来的大量的集体理智提供表达自由的工具”[2]。马克思的“幽灵”将为人们排遣灵魂的寂寞、平复肉体的欲望，从而激发内心的良知与渴望。

德里达又借用《哈姆雷特》中“幽灵的徘徊”来阐释共产主义如今的境况。他声称，150多年前，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充满批判精神的“幽灵”，遭遇了一切保守势力的围堵驱赶，以致只能四处逃窜，“在《共产党宣言》中，忧心忡忡的同谋者同盟多多少少秘密地纠集了欧洲旧城堡中的一帮贵族和教士，想对注定会令这些主子们寝食难安的东西发起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远征，在昏暗的夜色中，在噩梦的黑夜之前或之后，在假想的历史的终结中”[1]39。冷战结束之后，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的境况酷似《哈姆雷特》中的“父王的幽灵”，一方面，它仍以幽灵的形式徘徊不定，发号施令并发挥潜在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彻底的批判精神也引起了仇视和嫉妒，沉湎于现实梦幻中的人们正努力掩盖它的存在和影响。被传统遮蔽的“幽灵”隐身不见，为的是让人们敞开自己的灵魂，让人们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它意味着重生，意味着精神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另一种生命。被遮蔽的“幽灵”是人类通向永恒的指引者。德里达声称，“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经常带有狂热、兴奋和蛊惑人心的形式……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1]52

德里达最后指出，马克思“幽灵”的演化轨迹如同当年一样，依然处于来临的状态。

马克思思想及其共产主义运动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依托的思想却不会烟消云散。不管人们承认与否，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对现实实践发生作用。“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3]。人们对新社会总是充满恐惧，当年马克思思想适应了穷苦民众对新社会的恐惧，而今，资本带来的危害仍未消除，因此，马克思仍具有出场的价值。马克思历经伤害而又从不绝望，历经苦难却又永存希望。正是把辛酸和坎坷磨练成了金子，马克思才成为了任何磨难都打不倒的坚贞革命家。痛苦的经历使马克思愤愤不平，这使他更激情地批判世界和现实；挫败感也使马克思学会了斗争，他喜欢上了四处奔走，在奔走中他找到了传统与现实的关联。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跋涉在追求未来的路上。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视域中，他是四处奔波的革命者；在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那里，他是专注于资本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家；在萨特等存在主义学者眼中，他又成了一位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倡导者；而在赫鲁晓夫等改革派那里，他则成了不断修正自己的开拓者。马克思一直在变换其理论形态，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传统的彻底批判。

德里达认为，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旦成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必然会遭到来自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人们追逐是为了驱赶，人们追捕、着手搜索某人是为了让他逃走，但是人们让他逃走、让他离开、驱赶他是为了再一次追逐他，搜捕他”[1]135，如同马克思思想在它的出场过程中不断遭到压制和打击一样。冷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仍旧被人误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将由于集权主义在20世纪的崩溃而被终结”[1]96，从而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在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上、利用政治压力聚合人民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当时人民生活极度贫乏，盲目的激情与狂热褪减后，人民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物质短缺，生存出现危机。但在德里达的视阈中，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依托的社会制度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幽灵”却能借助休眠重新积蓄起力量。

总之，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它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打倒过。在过去，它展示出狂风骤雨的积极面貌；而如今，它却呈现出和风细雨的隐性作用。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在从东欧到南美洲的广袤土地上来回穿梭，像星星之火般在全世界燎原展开，成功地摧毁了国家的旧生产关系，从而成功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其间有起有伏、有褒有贬，惊心动魄、感人肺腑。如今，共产主义虽然失去了具体的“物质实相”，即失去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托，但这个隐形的“幽灵”非但不会消逝，而且经过休眠会重新显形。因为，马克思主义曾经幻化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它肯定还会显形为别的东西。天会塌，地会陷，马克思的“幽灵”会在废墟和悲剧中重现。马克思“幽灵”的重现就是回家。

二、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效应：与人们同在并继续指引人们的生活

德里达何以这样看重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因为生存的本能要求人们必须认清传统的困境，以把握现实生活。于是，“问题实际上就是‘向何处去’，不仅是那鬼魂来自何处，而且首要地是它马上就要回来吗？它不是已经开始登陆了吗？它将要去往哪里？将来会怎么样？将来只能是对鬼魂而言的。还有过去”[1]37。冷战之后，如何看待异质性的马克思思想遗产，已经成了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

德里达用出场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德里达主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打破各学科领域的严格界限”[4]。如何看待异质性的马克思思想遗产，无非有两种现实选择。是把它彻底地扔进历史的故纸堆，还是推动它重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竭力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要做的就是沿着民主自由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声称苏东剧变标识着民主和自由有可能成为政治的终极目的，造成政治模式的终结。福山兴奋地宣称：“福音还是来了。20世纪最后25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不论是军事管制的右翼，还是极权主义的左翼，人们都发现，在世界貌似最专制的核心地带存在着巨大的致命弱点。从拉丁美洲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5]截然不同的是，德里达一再声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方法仍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据着人们的头脑。“解构力图超越哲学思考。在哲学内部解构”[6]。实际上，如何对待马克思思想遗产的问题早就是个陈旧不堪的话题。马克思思想遗产归属问题的历史，对于一些人，“和我们的年龄一样久远”[1]15。如今，这个问题又凸显出来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断裂。“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同样的问题已经被提出过了”[1]15。德里达对这个老问题，作了尝试性的回答。

第一，作为“幽灵”的马克思及其思想，总会呈现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

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无非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回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宣称，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已经消失殆尽。与此同时，德里达却提醒人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一个永远也不会退场的“幽灵”。他宣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不会烟消云散，非但不会消逝，而且能够再次出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必定会成为影响生活的潜在力量。这种潜在力量将变成摧毁国家、家庭、宗教等一切现存制度形式的助推器，“马克思已经将党的形式赋予了某种力量的特有的政治结构，根据共产党宣言，这种力量必将成为革命、变革、占有、国家的消灭、政治事务的终结等等的原动力”[7]。于是，共产主义及其思想非但不存在退场的迹象，反而时刻加强着对现实的影响，“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15。

世界是不断运动的，解构的宗旨就是揭示世界的本质，“解构主义的本质是反传统，其要害是离经叛道，或者说是对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反叛和解构”[8]。马克思的精神要义也是，旧的时代终将过去，而之后的生活更加美好。他持有进化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无限幸福。虽然马克思主义仅仅适用于临时性的历史阶段，但这不表明它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它在某一时刻总会重新显形。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已经退出现实状态，但它仍旧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多重的伦理价值，因而就不是轻易能摆脱、能驱赶得了的东西。马克思思想“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1]96。于是，冷战之后，马克思的“幽灵”只是暂时离开，它必将能够再次出场，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客观趋势，正如德里达指出的，“幽灵永远都是亡魂。人们无法控制它的到来和归去，因为它是通过归来开始的”[1]12。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苏东剧变只是马克思“幽灵”的暂时隐形，这个幽灵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将继续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的“幽灵”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在德里达看来，苏东剧变只是马克思主义曾经附形的斯大林体制的退场，它并不表明马克思批判精神本身的销声匿迹，它在精神层面还将继续产生作用。在各种势力重新组合、各种价值观念碰撞交流的时代，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将参与进来。人们可以不认同它的原则，但人们必须认识它，因为它就布散在人们中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这个矛盾丛生的时代，人们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考察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各类弊端，“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以批判法律假想的自律性，不停地驳斥国际当局借助强大的民族——国家，借助技术——科学的资本、符号资本和金融资本以及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高度集中进行的事实上的(defacto)接管”[1]82。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批判精神的彻底性，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是批判发达工业社会弊端的宝贵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在这个苦难不断降临的时刻，人们需要借助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抚平记忆的伤痕。德里达声称，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一个接一个的苦难的夹缝中求生存，为了生存就要承受苦难、承受恐惧，人类对不能掌控的东西总是充满恐惧，所以一旦面临灾难和危机时就自然地去求助于“幽灵”之类的东西。而现在就是一个充满灾难和暴力的时代，人们只有借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抚慰，才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德里达认为，“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9]，学者可以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等理论弃而不用，但无法忽略共产主义中的批判方法和策略，因为这是审视资本主义各种问题的有效武器。共产主义中的批判精神能够引领人类发展的道路。它不仅没有丧失影响力，而且仍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一面镜子，“假若我们思考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有关他们自己可能变得过时和他们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的言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再版序言中的论述)，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1]14。历史早已表明，彻底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方法会持续对现实产生影响，“在我现在不得不加以抵制的所有各种诱惑中，有一种诱惑就是记忆的诱惑，即去叙述我以及我这一代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和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述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1]15。

德里达进而声称，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它必将继续发挥潜在的影响。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非轻易就能遗忘的东西，它早已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如同《哈姆雷特》中的“幽灵”，马克思的指令，我们也必须忠实执行，因为我们与马克思有继承关系，“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87。马克思思想及其批判精神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纠缠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德里达郑重地警告世人，应该牢记先辈们的提醒：“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0]马克思主义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和思想，今天，它必定还将继续发挥潜在的影响。

因此，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它是人们审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各类弊端的有利工具。

三、结语：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路人

生活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而是痛彻心扉的残酷现实。苏联体制营养不良，没有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持久的光彩。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场，我们要懂得放手。因为任何事业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历经千辛万苦。对于苏东剧变，我们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藏什么，它只是历史必然要走的路。是顺从现实的风刀霜剑，还是挺身反抗生活的无涯苦难？显然，马克思选择了后者。他终生都以批判现实、追求人类的完全解放为己任。起初，响应者寥寥无几，就连当时参加共产主义同盟活动的人也少得可怜。但是，他并没有灰心，而始终不停地为事业奔波。他的继任者恩格斯就断言：“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11]，从这个“将”字中可看出他对马克思的传颂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确信终有一天，共产主义会传遍全球，会在人类社会遍地开花，世界各族人民会在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引导下，过上幸福生活。共产主义起步于1848年，百余年来它饱经风雨沧桑，历经曲折而不断跋涉。它是人们心理、生存状态的历史折射，它是影响社会意识的重要形态，值得我们不断品味解读。“公正是不可解构的”[12]，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继续成为人们学会生活的明灯。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3]马克思思想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改造世界、倡导平等、在思想界产生震动的同时，也将启发人们如何运用不同思维方式，深切理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便建构更为理想的未来。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会有一些人不屈服于主流意识，不为现实的浮华利益遮蔽双眼。而德里达就是能够坚守内心道德律的人。尽管德里达在1971年就断言：“我不会倡导任何跟马克思相反对的东西。”[14]但毕竟，德里达与马克思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阵营。这种异质性使德里达选择在苏东剧变之后，才向马克思致敬。对此，伊格尔顿说道：“德里达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漫漫长夜里，雅克·德里达其人在哪里呢?”[15]而德里达对此的回答是：“解构活动在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中是根本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16]德里达反复倡导要彻底废除死刑这种不人道的惩罚，主张宽恕一切罪孽，用希望和亲和的“新国际”将人们团结起来。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17]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或神化或丑化之时，德里达要说的只是苏联曾经存在，曾经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恐惧。在他看来，无论人们对共产主义是赞扬，还是抨击，都不能不同意它曾经带给全世界的震动。解构主义“是对人类自以为是的傲慢的一个警示，这警示告诉人们，任何规模宏大的现象的整体，比如，意义和历史，都必定不会完全为人所掌握。而与此相反的任何观点，则都是‘极权主义’”[18]。“因此，解构不只是大学里文学或哲学教授的批判活动，它是一个历史性运动”[19]。在不少一向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纷纷对共产主义落井下石之时，德里达为马克思思想所做的辩护，具有独特的价值。一个学者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还是如此坚定、如此勇敢、如此讲正义感，这本身就是良知的体现。德里达不像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投机营生，而是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作为自己学会生活的榜样。

尽管《马克思的幽灵》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德里达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有人‘无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实实做着‘有意义’的事情”[20]。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在后现代的郁闷社会中诞生，他把自己的一腔热情献给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学阐释。因此，是激情使德里达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也是爱使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得以进行。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时代价值的肯定，不仅打开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一扇门，而且为人们实现理想的生活开启了一扇窗。

[1]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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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M]．吴易，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19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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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雅克·德里达.友爱政治学及其他[M] .胡继华，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497.

[8] 岳梁.幽灵学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

[9] 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M]. 余碧平，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1.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12] Jacques Derrida.Act of religion[M].New York:Routledge,2002:24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