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

2014-03-18刘道玉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刘道玉

(武汉大学，湖北武汉 430072)

教育产生于生产实践，教师与教育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教师，是指从事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人群。从广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教师，只不过是各个时期所传授的内容与方式的不同而已。从狭义上说，教师是伴随着学校的诞生而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出现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即公元前3 500年创办的“埃杜巴”，也称为“泥板书屋”，它比埃及的宫廷学校早了1 000多年。也就是说，“教师”这种职业已经存在5 500多年了。中国的专职教师产生于西周，当时的官员即教师，这就是“学在官府”的来历。我国的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而孔子是开创私学的鼻祖，故被称之为至尊先师之大成。

一

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被公认为世界大学之母。可以肯定的是，世界第一所大学的教师不可能具有大学的毕业文凭，那么他们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事实上，世界各国文字诞生以后，许多人通过自学钻研而成为大学者，尤其在中国或古希腊都屡见不鲜。例如，我国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孟子、荀子、屈原等，都是大学问家。在欧洲，古希腊的七贤比春秋时代的孔圣人还要早一个多世纪，他们是泰勒斯、梭伦、毕阿斯、契罗、克莱俄布卢、佩里安德、庇塔库斯。古希腊七贤几乎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开山鼻祖[1]。由此看来，大学的诞生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利于批量化地培养人才，但又养成了人们的依赖思想，使得人们对大学产生了盲目的迷信思想。

自大学诞生至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目前全世界大约有45 000所大学，中国大约有4 000所，几乎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当然，这些大学的水准参差不齐，但其中一批顶尖的大学，它们对各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漫长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步积累和丰富了办学的经验，其中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就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

那么，教师对大学究竟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教师的质量与水准直接影响其在世界大学中的地位，它们犹如学校的金字招牌。现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大多都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因为它们拥有世界最著名的教师。詹姆斯·B·科南特(Jamese B.Conant，1893-1978)是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是该校历史上颇有建树的校长之一。他曾深刻地指出：“高校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是它一代又一代素质优良的教师，一所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2]1986年9月，我曾以私人身份访问哈佛大学，受到了该校校董、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夫斯基的热情接待。我提出请他介绍哈佛大学的成功经验，他虽然很低调，但却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说：“从教育规律来说，哈佛大学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聘请高素质的教师。在美国流行一句口头禅：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大学(good faculties and good university)。因此，挖人、选聘最好的教师和评定终身教授，就是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哈佛大学面向世界招聘教授，要求聘任的教授在其学术领域里位居于世界前三名。很显然，有了这样的著名教授，就不愁没有领先于世界的研究成果，他们决定了哈佛大学在世界大学名列前茅的学术地位。”

据统计，100多年以来，大约70%以上诺贝尔奖桂冠都被世界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所摘取。世界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10所大学排名是：剑桥大学，88人；哥伦比亚大学，87人；哈佛大学，82人；芝加哥大学，81人；麻省理工学院，78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69人；巴黎大学，59人；牛津大学，57人；斯坦福大学，50人；哥廷根大学，45人[3]。这就是世界顶尖大学的品格。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归根结底是没有这样著名的学术大师。为什么民国有学术大师而共和国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全面反思的问题。

其次，教师的质量决定着培养人才的质量，这就是“名师出高徒”的道理。我国唐代文学家、教育家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曾深刻地阐明了教师的职责：“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4]这是迄今对于一个合格教师职责的最全面诠释，即教师既要传授做人的伦理道德，又要讲授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对学生设疑和解除疑惑，循循善诱，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和言传身教。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是捷克伟大的教育家，在他的教育学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教师的精辟论述。俄罗斯教育学的创始人康·德·乌申斯基(K·D·Wushensky，1824-1870)指出：“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学校任何规章和大纲、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他还说：“在教育中一切都应当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发展和形成。作为教育者的教师活动是解决无数的一般的和特殊教育任务的过程。”[5]

实践证明，一所大学水平的高低，最根本的是取决于教师的水平，只有高水平而又具有爱心和敬业精神的教师，才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一个教师必须要有爱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更不可能是成功的教育。《爱的教育》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家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的一部名著，迄今在意大利就发行了100多版销售千万册。夏丐尊先生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写道：“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6]

我国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组建的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是因为这些大学拥有大师级的教授。例如，西南联大抗战8年间虽然仅毕业5 000多名学生，但从中却涌现出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172个中外籍两院的院士。这些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呢？是因为有大师执教，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建筑学家梁思成、国学家钱穆、史学家陈寅恪、文学家钱钟书、逻辑学家金岳霖、哲学家冯友兰、作家朱自清、画家徐悲鸿，等等。有了这样大批的名师，怎能不会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呢[7]？值得指出的是，西南联大是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依靠“刚毅坚卓”的精神，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民国时期大学的黄金时代！

再次，大学教师的水平不仅关系到对国家当前的贡献，而且还肩负着为国家长远的发展储备基础理论。大学中的每一个重大的科学技术发明，都会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各个学科的研究中，没有比经济学与国家经济发展联系更为密切的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地，它的经济学派独领风骚，截至2007年，已经荣获了世界6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24个。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掌门人，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智慧巨匠之一，他创立的货币主义学说，对世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1953-)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这位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挑战的人，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于1994年准确地预见了东南亚金融危机，2013年又看出中国经济将撞上一面墙，过剩的农民工正在耗尽。目前，他的学术生涯正处在巅峰，在国际经济学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8]。又如，依托斯坦福大学兴起的硅谷，那里就是一个创业的乐园，不仅带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所效仿。

就对国家长远的理论储备而言，英国剑桥大学又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该校的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创建于1874年，在迄今的100多年里，已经诞生了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创造了一个研究机构获取诺贝尔奖的最高记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生(James D.Watson ,1928-)和克拉克(Francis H.Crik，1916-2004)在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DNA双螺旋模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打开了遗传学的大门，引起了生命科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9]。这个发现之初，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模式，可是60多年以来，DNA模型的发现带动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分子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基因工程、基因图谱绘制、基因重组和基因药物等一系列新分支学科的发展，而且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奥秘将从分子角度被阐明。

二

据教育部公布数据，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462.88万人，其中高等教育专任教师有144.03万人[10]，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逾3 000万人，比解放前增长了1 000倍。应当说，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满足了当前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需要。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回避矛盾，敢于面对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那么，大学教师队伍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

首先是求量不求质，教师编制过大，导致师资队伍素质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三大特征，即求量不求质、求多不求新、求稳不求变。在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上，这种思维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有各类学生29 617人，有教职工16 073人。在教师中，有1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誉教授、71个中国两院院士，还有社会科学学部委员56人、资深教授42人，以及逾1 000名的博士生导师，这些均居全国高校之首。然而，与美国哈佛大学相比，那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哈佛大学有各类学生31 000多人，但只有14 000多人的教职工，其中有44人获得诺贝尔奖和30人获得普利策奖。很显然，北京大学的规模不及哈佛大学，但教职工却多了2 000余人，其成绩远不能与哈佛大学相提并论，兴许再过100年甚至200年，北京大学也不可能培养出44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只得靠聘请国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装饰门面，这是典型的自我安慰和虚荣心的表现。

为什么中国大学教师编制大且素质不高呢？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只进不出的制度，这实际上还保留着“铁饭碗”和“大锅饭”的残余思想；其次是教授评审制度造成的，各大学彼此相互攀比，以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多少来提升大学的地位，导致不少大学滥竽充数，不严格掌握教授评定标准。特别是有些重点大学，它们拥有自己评审博士生导师的权力，不坚持标准，降格以求，以至于把“博导”变成了“水导”；再次是教学与科学研究分离，搞科研的不搞教学，设立所谓的专职科研人员编制，而且院士、博导、院长和系主任几乎都不担任基础课教学任务。这种“两张皮”的做法，既增加了教师的编制，又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以至于不少大学生喊出了“教授不上课就下课”的心声！

其次是教师队伍近亲繁殖严重。一个教授在一所大学工作一辈子，这是最坏的制度。众所周知，遗传学上有一个杂交优势学说，是指两个亲本杂交的后代，具有它们各自的优点，显示出更强的生命力。反之，近亲繁殖将导致品种退化，甚至出现病态的物种。这是需要我们绝对避免的。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个学生在一所大学学到底，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然后再留校工作，以至于导致教师队伍“三代同堂”甚至是“四代同堂”。北京大学甚至规定：在2008年研究生的招生中，招收本校保送生的数量，要占到计划招生数的50%至80%。该政策曾遭到普遍质疑，认为是研究生招生不公平的表现[11]。其实，表面上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但危害更大的是近亲繁殖，它将导致学风保守，师道尊严将扼杀学术的质疑、批评和创造精神。当然，也有率先敢于跳出藩篱者，他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温儒敏教授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学者，但他没有迷恋北京大学这个“安乐窝”。2011年9月开学伊始，他来到山东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报到，被聘请为该校一级教授，正式加盟山东大学的教师队伍中[12]。他把成箱的书籍搬到山大，与夫人定居在山大，到校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本科生上课，继而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希望我国大学之间有更多的教授进行这样的交流。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指出：“中国高校教师近亲繁殖，是造成中国近几十年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13]第二，教师队伍的构成，基本上是小农经济式的自产自销，没有校际之间的交流。目前，各校教师的招聘，也大多流于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开性、竞争性和公平性。例如，某大学法学院有37名教授，92%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其中有34人是本校毕业的，也恰好占博士总数的92%，由此可见，近亲繁殖是多么严重。第三，在科学研究中，“夫妻店”、“父子兵”的课题组，也屡见不鲜，甚至有儿子读父亲的博士生或博士后。这是典型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既得利益的表现。这些弊端，扼杀了民主、自由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格格不入。

再次是教师队伍没有激励机制，以至于教师队伍成了一潭死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流动，才能保持“源头活水”。那么，教师队伍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呢？是优胜劣汰，惟有淘汰，才能促进流动。无论是我国民国时期的大学或是西方大学，教师都是在频繁地流动的，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大师级的教授，也不能抱着“铁饭碗”不放。例如，熊庆来(1893-1969)是著名的数学家，是发现华罗庚的伯乐，先后在比利时和法国攻读数学,获得格林诺布大学理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云南东陆大学、中国科学院任职。又如，美国经济学的泰斗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学派的掌门人，他不仅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工作过，而且还为实施罗斯福新政工作过两年。

大学教授只有在不断的流动中，才能不断地面临新的环境，适应新的人际关系，接受新任务的挑战，以实现自我超越；反之，如果一个教授终身在一所大学工作，容易产生保守思想，使得学术视野狭窄，浑然不知“天外有天”的道理。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倚老卖老的所谓“权威”。这样的体制，不仅教授本人得不到进步，而且必然压制青年教师的成长。

三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端正指导思想，制定既是理想的又是可行的目标。因此，下面我将谈谈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总的目标和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

关于指导思想，我以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的规律，任何不当的行政干预和拔苗助长的做法都是需要避免的；二是以提高教师的师德为中心，树立教书育人的高尚职业道德，培育严谨治学和学术诚信的操守；三是要求具有博爱的情怀，要热爱即使是后进生的每一个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成功的教育；四是自觉地学习教育理论，通过教育改革实践，争取成为一个教育家；第五，教育是一块伟大的试验场地，每个教师都要具有改革和创新精神，接受新的教育理念，乐于采用新的教学方法。

关于总的目标，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应该是：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少而精的、结构合理的和没有近亲繁殖的师资队伍。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虽然国家制定了《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但我觉得意见内容比较空泛，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根据我对高等教育的研究，认为要达到教师队伍建设的总目标，应当采取以下六个重大措施：

第一，必须学习和研究教育学，钻研教材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师的培养，美国教育学家奥恩斯坦(Allan C.Ornstein)认为：“教师的培养包括三个内容：⑴普通教育，⑵专门化学科教育，⑶专业教育。简要说来，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解放思想，提供社会公民应有的关于自我的和文化的知识。普通教育计划把文理科课程结合起来。并力求授予学生以广阔的文化背景的知识。专门化学科领域包括一门学科领域的一组课程，并为未来教师所选的教学领域作深入的准备。……专业教育涉及提供专业方向并培训教学艺术的教育课程。”[14]315“这些领域是相关的，对于教师的正确培养来说，每一项都是重要的”[14]336。当前中国大学中有一个通病，就是只重视专业知识的训练，以为教师有了专业知识，就可以教好书。“教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14]326。大量的事实说明，不懂教育学和心理学，是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有鉴于此，从1984年开始，武汉大学举办教育学系列讲座，规定每个新入校的青年教师，必须通过教育学的考核，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教育学系列讲座总共36讲，学习期限为一个学期。此外，还列出了自学的教育学参考书，结业时需通过考核才能获得授课的资格。对于一个教师来说，专业理论和教育技能，犹如一架飞机的两翼，缺少任何一翼都是不能翱翔的。可惜，由于我的免职，这项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了，使教育改革走了回头路。

第二，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让学术大师茁壮成长。民国有大师，而共和国无大师，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大师究竟是怎么成长的呢？其实，大师并不是直接从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循着自己追求的目标而成功的。大师基本上与学历和学位无关，与名校和名师也没有线性关系。例如，华罗庚、钱穆、叶圣陶、梁漱溟、启功、贾兰坡等都是自学成才的，而陈寅恪留学东西洋16年，他没有获得研究生的学位，但他却掌握了10多种外国语，积累了非常厚实的学术功底。

第三，建立激励机制，实行自动淘汰体制。大学生和大学教师零淘汰率，这是助长“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体制。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如果5年不能晋升为副教授，或者副教授5年不能晋升为教授，即使学校不解聘，他们都必须自动离职。竞争必须有淘汰，没有淘汰就不能保证教授的质量。美国的终身教授也绝非“铁饭碗”，它是另一种激励机制，是保护那些自觉的和最有才华的教授，使他们在无后顾之忧的体制内，从事最富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不受功利性指标考核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国情不适宜采取美国大学中的终身制，因为我国本来就存在“大老文化”，即以老为大、以老为尊，其结果必然压制青年人的成长，扼杀“小人物”的创造性。

第四，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所谓合理包含多层意思，如年龄、职称、学位、师生比例等。但是，“不拘一格”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则，现在各大学都把博士作为招聘教师的门坎，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其实，以学位高低论人才，助长了懒汉思想，不愿花功夫去鉴别一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学。在年龄上，一定要让最优秀的青年教师挑大梁，不要等到垂老才当上教授。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有一大批风华正茂的教授，如哲学教授胡适(27岁)、梁漱溟(25岁)、文学教授刘文典(27岁)、刘半农(27岁)、徐悲鸿(23岁)、陈独秀(33岁)等，这大概是那时的北京大学能够革故鼎新的原因，从而开创了北大的鼎盛时期。

第五，一定要剪断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的“基因遗传链”，广开才路，做到兼容并包和博采众家之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现行的教师制度相对于民国时期，在某些方面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在民国时期，大学的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工作，必须到校外其他单位工作5年以后，从实践中显示出才华，方可调回到学校工作。教授夫妇不得在同校工作，其夫人要么到校外工作，要么做全职太太。这样不仅避免了近亲繁殖，而且打破了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

为了铲除近亲繁殖的“土壤”，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取消研究生免试推荐制。本校研究生免试推荐，对于校外其他考生而言是极不公平的。这个制度的设计者，美其名曰是保证“尖子人才”不外流。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既然是尖子人才，那就不应该怕考试。这是在考研上的“马太效应”，即所谓的优秀生免试推荐，而非优秀生还必须考试，这是哪一家的政策？在现行考研制度没有改变以前，任何人都没有免试的权利，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取消免试推荐，还有利于堵塞开后门和某些“潜规则”的不正之风。

(2)博士研究生不得在其指导教师名下做博士后，导师也不得把自己的博士生留下做助手。

(3)教授夫妇不得在同一课题组做研究，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实行亲属回避政策。

(4)教师招聘必须公开、公平，需要在3种以上的媒体上公布招聘条件。必须是从多名申请者中通过竞争择优录用，如果只有一个人申请而被录用，这是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也是违法的行为。

(5)教师队伍的构成，实行“三三三制”，即本校毕业生占三分之一，国内其他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占三分之一，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占三分之一。

(6)实行教师学术假制度。一个合格的教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掌握新的技术。为此，必须有制度的保证，使得教师有机会得到“充电”。学术假制度，就是一个给教师“充电”的机会。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这个制度，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规定，凡是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连续5年考核优异者，可以享受一年带薪的学术假，他们可以到国外进修，或到科学院和其他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队伍建设是振兴我国大学的一项战略措施，必须作为大学校长的中心工作来抓。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是加州大学系统中的小弟弟，师资和学术水平都排名在末尾。1994年，杨祖佑教授从15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该校第五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以找天才和聘请大师为己任。在任职的14年中，从他选聘的教授中，有5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使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一跃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因此，抓好教师队伍的关键在校长，他们需要有发现人才的眼力、有培养人才的智慧和有排除阻力保护人才的大无畏的胆识。中国不是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而是没有遴选杰出校长的体制。如果不改革由行政主导的任命校长的制度，中国就不会有杨祖佑式的校长，也不可能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同时，抓好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发扬锐意改革的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浮夸和攀比。我们必须看到，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远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下大功夫，花大力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持久努力，方可能建设一支包括有学术大师的、符合一流水平大学的教师队伍！

[1] 杨雪.古今中外的七贤崇拜[N].光明日报,2012-12-10.

[2] 马骥雄.科南特教育思想研究[J].外国教育资料, 1982(4).

[3] 佚名.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10世界名校[EB/OL].(2012-05-17)[2014-01-08].http://www.netbig.com .

[4] 韩愈.师说[M]//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726.

[5] 巴拉诺夫，沃莉科娃，斯拉斯捷宁，等.教育学[M].李子卓，赵玮，韩玉梅，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2-3.

[6] 艾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M]. 夏丏尊，译.上海：上海书店，1986：序Ⅲ.

[7] 南岳.南渡北归[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64-75.

[8] 克鲁格曼.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J].东亚经济研究，2004(4).

[9] 伦尼.发现DNA双螺旋结构50周年：华生专访[J].科学人，2003(4).

[10] 教育部：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462.88万人[EB/OL].(2013-09-03)[2014-01-0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3/c1001-22793748.html.

[11] 欧木华. 保送生何以保证公平与透明[N].长江商报,2007-07-10.

[12] 宋晓晖.温儒敏加盟山大文学院[N].济南日报，2011-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