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初”和“君子曰”书诸侯谥号笔法

2014-03-15王利明

参花（下） 2014年8期

关键词：郑庄公庄公谥号

◎王利明

◎王利明

《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为葬后举谥，《左传》大都依条而加以阐释。除了解经外，《左传》作者在驾驭庞大史料的同时，为了避免让读者产生迷惑难以辨明，以初、君子曰等书新君谥号笔法，厘清诸侯世袭衍变，又在交代事件的同时，或交代国君被立或即位之因。

左传初君子曰诸侯谥号笔法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著作，其所载谥号在因循《春秋》笔法的同时，亦有自己独立的载谥书法。在《左传》所载男性谥号中，采用“初”、“君子曰”的手法来书谥号。

“春秋笔法”是一种笔法，左丘明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左传》成公十四年，其文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所谓“微而显”指文辞简约含蓄，言在此而意在彼，“志而晦”指载录史实而意蕴深隐，即“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1]，“说到底，春秋笔法是要旨在于尚简用晦，以达劝诫，其含义有二，直书其事，寓褒贬于客观冷静叙事之中；皮里阳秋，叙事隐晦曲折而义见文外。”[2]《左传》因袭春秋笔法，采用了“微”、“晦”的笔法来载谥号。“初”、“君子曰”是其书谥号的主要笔法。

《左传》中的“初”是对往事的追述，是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背景交代，因此其中出现有谥号者直接书谥号。

其一，以“初”交代嫡庶之争的原因。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隐元年）

郑庄公和共叔段都是武姜亲生之子，仅仅因为庄公出生时难产，惊吓了其母武姜，而共叔段是顺产，于是武姜偏爱共叔段而厌恶庄公。当郑庄公继承君位后，对之的厌恶转变为欲以共叔段取而代之，屡屡对庄公提出非分要求，甚至要里应外合来颠覆庄公之位，“初”便是对“郑伯克段于鄢”事件原因的交待。

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桓二年）

“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隐六年）但是入春秋前后晋国却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嫡庶之争，连杀五君而逐一君，最后曲沃代晋才复归和平。其原因便是晋穆侯以两次战役的成败给其二子起名，这违背了命名的礼制，“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桓二年）以回顾往事的方式，交待了晋宗室和曲沃数十年来嫡庶之争的渊源。

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桓十一年）

郑庄公卒后，郑国发生嫡庶之争。“初”交待了其中的来龙去脉，郑庄公虽然使祭仲立昭公，但雍氏有宠于宋庄公，于是借助宋庄公之力，诱骗祭仲并将其拘禁，且以死相逼，迫使嫡子昭公奔卫，庶子厉公立。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桓十六年）

“初”交待的是卫惠公（公子晋）出奔齐国的原因，卫宣公先把大子急子托付给右公子，后据急子妻宣姜为己有，生公子寿和公子朔，嘱托给左公子。后来宣姜欲废大子而立己子，便伙同宣公设计谋杀了急子，误杀公子寿，引起左、右二公子的怨恨。宣公卒后，左、右二公子驱逐阴谋即位的公子晋而另立他人。

其二，以“初”回顾弑君之因。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桓十七年）

交待高渠弥弑郑昭公之因，郑庄公以高渠弥军功欲立为卿，时为大子的昭公厌恶其为人，屡次劝谏无果，等昭公即位，高渠弥害怕昭公对己不利，便先下手弑杀昭公。

初，襄公立，无常。（庄八年）

齐襄公为君无准则、反复无常，大臣鲍叔牙认为这样会引起祸乱，结果齐襄公的言而无信引起戍边大臣的不满，利用公子无知发动叛乱，致使襄公被弑。

其三，以“初”回顾各种灵异事件的发生。如：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宣三年）

追忆郑穆公名字的由来，穆公之母燕姞梦兰，文公送兰而御、指兰而誓、生子名兰的神异事件。结果恰如梦中一般，郑穆公因兰而生，因兰而即位，刈兰而卒。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僖十五年）

穆姬出嫁秦穆公时，晋献公给秦国作了占筮，卦象显示不吉利，“为嬴败姬”。晋惠公背信弃义被秦国俘获，似乎与穆姬出嫁时的卦象相吻合，感慨道“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属卦象的应验。

“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灵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昭十三年）

回顾楚灵王和楚平王继承君位的是冥冥天意所为，楚共王无嫡长子，有五个宠爱的庶子，为了确定将来的继承人，楚共王决定听从天意。于是将玉璧埋于祖庙的庭院之中，让五个儿子依次拜祭，结果楚灵王的胳膊压在玉璧上，楚平王压于璧纽，预示着二人将来都要作楚君，事实也恰好印证。

其四，以“初”来剖析事件发生的根源，如：

初，楚武王克权，使鬬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庄十八年）

楚武王安排阎敖任那处尹，为其以后叛乱埋下伏笔。楚文王即位之后，联合巴人攻打申，结果让巴人受到惊吓，于是攻打楚国国都。在战斗中阎敖逃跑，楚文王杀了他，又导致阎敖家族叛乱，联合巴人一起攻打楚国都城，为楚文王自杀作铺垫。

初，蔡文侯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贱土之盟，晋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襄二十年）

蔡文侯受不了楚国的奴役，决定归依晋国，但未果而卒。其卒后，“楚人使蔡无常”，以至于因未满足楚国要求，导致大臣身死。回顾先君之言，来证明其决定的正确和蔡文侯能深刻认识到楚国的贪欲无度。

初，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襄二十六年）

宁喜洞察子鲜才干，认为卫献公复国必须得到子鲜的支持。事实恰如此，通过子鲜的努力，卫献公终于再次作了卫国的国君。

除了借追溯往事来书谥号外，《左传》亦借君子之口臧否是非书谥号。

《左传》“君子曰”包含“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是以知”四种评论形式，作者都是直书诸侯谥号加以批评, 在解释《春秋》的同时, 也阐明惩恶扬善的旨意。“夫论者, 所以辩疑惑, 释凝滞。若贤愚共了, 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 其义实在于斯。”[3]

其一，彰显孝亲。《左传》多次提到“父慈子孝”是父子关系的理想道德模式，“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隐三年）“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文十八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昭二十六年）可见，当时颇为崇孝德。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隐元年）在“郑伯克段于鄢”后，郑庄公把其母武姜囚禁于城颖，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稍后觉得自己这样对待母亲有悖亲情孝道而后悔。正当庄公碍于自己的誓言，骑虎难下之时。颖考叔闻之，先是有计划地“有献于公”，使得“公赐之食”，然后由己及人地勾起庄公心中的一片亲情，遂献计使庄公母子和好如初。

其二，知人之明，即具有能洞穿人的品行才能的慧眼。《左传》载有两次，一次为识人而泽惠后人，一为殃及自身：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隐三年）

宋宣公是春秋的宋国国君，在其临终前没有把君位传给嫡子与夷（殇公），而是让贤弟宋穆公继承。等到穆公病危时，认为先君以举贤为公，若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冯（庄公），便是不贤，于是力排众议，驱逐冯到郑国，立子夷为君。《左传》在称赞宋宣公知人之明的同时，也褒扬了宋穆公贤让之德。

君子谓“（郑）昭公知所恶矣”。（桓十七年）

郑昭公“知所恶”，即《正义》曰：“昭公知其恶而不能行其诛，致使渠弥含憎惧死以徼幸，故昭公不免于弑。戒人君使彊于断也。”[4]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高渠弥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于是被郑庄公任命为执政卿。郑昭公厌恶其人品，坚决阻止。等昭公即位后，高渠弥害怕昭公对自己下手，便弑杀昭公。是以血的教训告诫所有为君者，如果对恶其人，要早点除掉，不要优柔寡断。

其三，臧否为政。国君治理国政优劣与否，“君子曰”对治政善者饱含赞赏之辞：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十年）

奉周王之命，鲁国会同齐国和郑国讨伐宋国，郑庄公连续攻打下两座城池，没有占为己有反而都“归于我”。这种勤于王室而不贪求攻取土地之举，君子认为是治政的根本。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 （隐十一年）

许国没有履行向周天子纳贡的职责，郑庄公联合诸侯讨伐，服罪后便加以宽恕。君子认为郑庄公揣度德行而处事，衡量力量而做事，看准了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安定社稷的治国之礼了。

其四，恶不可长。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

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隐六年）

郑庄公欲与陈国结好，这是“善不可失”；陈侯蔑视而拒绝，便是“长恶不悛”。作为一国之君，要友善邻邦，国家才能的安定。惹恼了小霸的郑国，迟早会给陈国带来灾难，到那时就难以挽救了。

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庄十年）

息妫途经蔡国时，被蔡哀侯非礼，此其一恶；怂恿楚王灭息，掳息妫，此其二恶。结果非礼导致息君请楚国出兵而羞辱蔡哀侯，怂恿导致出兵入蔡，种种惨剧皆因蔡哀侯一人所引起。君子引《尚书》告诫世人“勿以恶小而为之”，若积恶成大，必咎由自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