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栋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不断欺凌，我国民众奋起抗争，屡次发动抵货运动。目前学界对抵货运动研究的成果甚多，但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抵货运动如何产生，仍为寥寥①［1］。笔者不揣浅陋，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运用社会学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对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行初步考察，敬请方家斧正。

一、“符号性事件”的出现与抵货运动产生的驱动力量

抵货运动是以抵制洋货为“唯一共识”或“共同诉求”，由不同的个人、群体及社会组织联合采取的集体行动。王冠华曾运用美国学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精辟地阐释了抵货运动的集体属性以及无法长期维持的原因，但未涉及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1］。关于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赞同“事件说”，认为抵货运动是在一定的激发事件刺激下产生的。但也有一些新观点，如“资产阶级成长说”“新兴群体说”“民族主义说”等［2］。从近代抵货运动的历程来看，笔者承认，抵货运动确是在一定激发事件的强烈刺激下产生的，并带有较强的对外抗争性［3］。在此，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学的集体行动理论中的情感论，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以1923年津埠抵制日货运动的产生为例，对抵货运动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行剖析，重点探讨促使抵货运动产生的激发事件、内在驱动力量以及抵货运动的生成机制等方面。

1.集体行动理论中情感论的理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