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利

(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2013年6月21日，南京两名女童被发现饿死在家中。父亲因为涉毒正在服刑，母亲已失踪数日无音讯，并曾有吸毒史。父母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亲朋邻里，不能全职全天候照顾，而孤儿院等公共福利机构，却以有父有母，不符条件为由拒收。这样的事件给人以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当家庭监护出现问题时，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应当如何及时有效地介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呢?

一、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公法化趋势

传统观念认为，监护属于私法自治的空间，是家庭内部事务，是父母的责任，国家甚少干预，在家族宗法制度严密的社会里，家族能够全面承担起未成年人监护的职责，无需国家介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宗法制度趋于衰败，个体成为社会的单元，完全私法化的监护制度弊端日益凸显。20世纪以来，基于社会连带责任和社会本位思想，监护不再单纯以家族事务对待，少年儿童作为国家的最大财富，对其监护被认为有关社会公益，基于此，国家开始适当介入监护事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大量孤儿，促使监护理念与功能发生迅速的转变，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英美国家率先以“法律上的陌生人的代表”进入未成年人的生活，在实践中逐步达成国家监护主义的共识，自此，监护制度实现了从个人主义再到国家主义的历史样态的转变。监护在性质上开始被视为国家公务，国家以最终监护人的身份对被监护人给予保护，由此确立了国家监护的理念与国家监护的制度格局，监护制度的公法化亦成为各国监护立法的一般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