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国德育教材编写者凭借丰厚的语言修养使德育教材言说出语典雅，而赤诚的德育情怀又促使教材的言说呈现出清新晓畅特质。另外，无论是言说者角色的确定，还是言说者与倾听者关系的处理以及德育行为导引的方式，均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教材建设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 键 词 民国；德育教材；言说

作者简介 冯铁山，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

教材是教育教学开展的凭借，也是教师、学生和作者、编者进行交流对话的媒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教材就是一种言说。民国教材先是语文教材忽然走红，然后修身、公民等德育教材也成为热捧之物。针对这种现象，倘若从言说方式的角度去审视其言说的性质、类型，进而探究其存在的意义，也许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生动的解答。

一、民国德育教材言说的特点

1. 言说者“我”的角色定位

民国德育教材分为修身与公民训练两个类型。修身科重在培养个人的私德，公民训练则是培养健全公民的基础。无论是私德的培养，还是公德的训练，为了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的兴趣，激发他们道德学习的主动性，民国先贤教材编写首先淡化了教材语言的训导者角色，打破了道德教材长期“无我”的状态，注重采用第一人称，模拟儿童的口吻，让教材的受众—学生成为主体，从而变道德说教为道德自省。比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世界书局中华印行“公民训练小册”之《模范公民》（第八册）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以“我”的视角审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