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论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桂学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之七

□张利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桂学研究作为广西地方之学，民俗研究应该是其重要内容。广西民俗事象和现象早在历代地方史志及其文献典籍就有所记载，刘恂《岭表录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开始广西民俗研究先河，现代民俗学研究进入黄金时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坚持田野作业的实证性研究原则，坚持文献研究方法的考证、印证原则，坚持民俗的“民”与“俗”特征及其价值取向性，这既有利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指向与现实应用意义，也有利于夯实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

桂学研究；民俗学；区域文化；理论与方法论；民俗事象

桂学研究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广西地方之学，与民俗学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任何民俗尽管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但终归都是体现在一定地域、区域、地方、群类中的的民俗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夯实桂学研究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将民俗学文化资源与研究资源特色转化为桂学研究优势；如何通过桂学地方之学及其学科群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趋向拓展民俗学研究视域与途径，提升和深化民俗学研究效果和成果。

广西是中国南疆沿边沿海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其区位特征具有亚热带气候、喀斯特地貌、华南丘陵地带、北部湾及其南海海洋区域等自然风貌特点，以及各民族聚居、跨文化交往、历史文化深厚、民族风情浓郁等人文风貌特点，自古以来形成颇具地域特色和优势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传统。广西自古以来就是百越、骆越、岭南、岭西、粤西、八桂文化生成和繁衍区，柳江人、宝积山洞人、甑皮岩人以及大石铲文化等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遗存；铜鼓、花山崖壁画、歌圩、壮锦、干栏、鼓楼、风雨桥等古文化遗存；壮族史诗《布洛陀》、瑶族史诗《密洛陀》传唱至今，刘三姐传说故事家喻户晓，山歌传唱形成“以歌代言”习俗，等等，构成广西民俗文化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表征。

一、民俗学学科定位及其区域民俗研究

民俗学是以民俗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学术和学科，是隶属社会学的一门二级学科，学科性质因为民俗事象体现于人类行为活动现象中，故而属于人文科学。此外，民间文学过去属于文学的一个独立的形态类型，学科调整后，民间文学包含在民俗学学科中。

民俗学研究对象为民俗，民俗指民间风俗习惯，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①民俗是民间约定俗成与文化传统传承的结果，包括岁时节庆、物质生活、民间科技、社会组织、人生礼仪、方言习惯、口头文学、民间艺术、游戏娱乐、审美风尚、宗教信仰、宗嗣礼仪、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几乎囊括或渗透于民间社会所有生活、活动、行为、心理范围，构成民俗现象和民俗形态。民俗构词由“民”和“俗”组成，“民”指民间，相对于官方而言，实际上指民间社会及其中下层民众；“俗”指风俗，既相对于“雅”而言为民俗，又相对于官方的法令规定而言为民间约定俗成。因此，民俗含义的义项包括民间性、民众性、通俗性、约定俗成性和文化传统性。

民俗学是对民俗进行研究的学科，是千百年来民俗研究传统及其文化积累的结果，当然也是现代社会以来学术研究学科化和科际化以及高校学科教育体系建立的结果。“‘民俗’一词作为专门学科术语，是对英文‘Folklore’的意译。这个词是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1846年创用的，他以撒克逊语的‘folk’(民众、民间)和‘lore’(知识、学问)合成一个新词，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这门现象的学问。后来，该词逐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学科名词。近些年来，鉴于‘Folklore’一词既指‘民俗’又指‘民俗学’，容易混淆，国际学术界又以‘Folkloristics’一词专指‘民俗学’，而将‘Folklore’专指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也便区别。在日本，则将研究民俗的学问称为‘民俗学’，而将其研究对象称为‘民间传承’。”②鉴于民俗学对象及其内容的广泛性和社会性，几乎包括民间社会与民众生活方方面面，民俗学因此具有综合性与跨学科性特征，交叉和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和理论；对于区域研究的地方之学而论，也更为注重民俗学研究及其跨学科综合研究。

作为专业术语的民俗学学科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五四”时期，从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开始，形成以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思潮，“它的早期学术建设，重视搜集和整理口头文学作品，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等”③。民俗学建设如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民俗研究如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董作宾《一首歌谣的比较研究》，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钟敬文《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神话的文化史价值》等，以及周作人、闻一多、朱自清、刘半农、郑振铎、赵景琛、胡适等民俗研究；“左联”时期以及延安文艺运动时期，多次举行关于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文艺民族化、通俗文艺、群众文艺、民间文艺以及文艺普及与提高等讨论，开展民俗与民间文艺考察调研、发掘利用等活动，改编与创作一系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群众文艺作品。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俗学学科建设及其民俗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各高校文科普遍设立了民俗学学科，建立本科和研究生学科教育体制，培养一大批民俗学博士、硕士人才；出版“东方民俗学林”，收集老一辈民俗学家钟敬文、顾颉刚、江绍原、周作人、黄石、刘魁立等民俗学论集；涌现出一大批国内外著名民俗学家段宝林、陶立璠、高丙中、董晓萍、许钰、张紫晨、陈建宪等，出版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刘魁立《神话研究的方法论》、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段宝林等《中国民间文艺学》、陶立璠《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董晓萍《民俗学导游》、胡潇《民间文艺的文化寻铎》、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张紫晨《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论文集》、潘鲁生《民艺学论纲》等，奠定民俗学学科基础及其理论基础，取得民俗学研究丰硕成果。

区域民俗学研究是桂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和基础学科。广西地处亚热带丘陵地区及其具有鲜明的喀斯特地貌特色，沿边沿海地区及其具有鲜明的南疆特色，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及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加之地处岭南，五岭屏障，山区偏僻，长期以来交通不便，相对封闭自足。历代常被统治者及其中原文人视为蛮荒之地、贬谪官员流放之地、瘴疠之地，这些原始、落后、封闭之词多少遮蔽了广西历史文化本来面目与真实风貌，但又因其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则更易保存、传承和保护，相对具有一定的原生态特质与历史文化“活化石”意义。从汉代开始，旅桂文人诗文中就开始对这片神奇而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想象性和理想化的神往，张衡《四愁诗·第二章》云：“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往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怏。”南朝陈诗人苏子卿《南征》诗云：“一朝游桂水，万里别长安。故乡梦中近，边愁酒上宽。剑锋但须利，戎衣不畏单。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④此后，历代旅桂文人对广西自然生态风貌，尤其是桂林山水赞不绝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入乡随俗，由物及人，由山水之神奇而进入到乡土之神奇，历代旅桂文人不仅开启自然山水之旅，而且开启人文风俗之旅，留下来大量的民俗考察、调研资料及其民俗研究成果。

广西历代民俗研究传统在现代社会民俗学学科建设及其民俗学研究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广西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就相继获得民俗学学科硕士点，最早建立民俗学硕士点的广西师范大学，有老一辈的民俗学学者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蒙书翰等；中青年学者由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的博士生杨树喆为学科带头人，构成覃德清、徐赣丽、海力波、冯智明、岑学桂等人才团队，同时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人类学硕士点建设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协同创新、跨学科综合，形成广西民俗学研究中心，成为学界民俗学研究重镇。广西其它高校，如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河池学院、百色学院、玉林师院、贺州学院、钦州学院等也相继建立民俗学学科及其展开民俗学研究，加上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研究所、广西艺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民俗学研究力量，以及各市县文化局及其群众文化馆，形成广西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广西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建立高校民俗学学科及其硕士点，形成以博士为主体和学科带头人的团队；二是广泛开展民俗资源普查、考察、调研与发掘、整理工作，对濒临困境、日渐消亡的民俗资源进行抢救、保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其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源、生产性保护开发资源、旅游文化资源；三是加大对民俗现象、形态、类型、个案等进行民俗学研究，出版丘振声《壮族图腾考》、钱宗范 梁颖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杨树喆《师公·仪式·信仰——壮族民间师公教研究》、廖明君《壮族自然崇拜文化》、过竹《中国女神》、过伟《南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黄世杰《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南方民族使用传统毒药与解药的人类学考察》、覃德清《民生与民心——华南紫村壮汉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文化保护与民族发展——珠江流域中上游族群文化的调查和研究》、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俗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东盟民俗》、海力波《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主编《历史记忆与文化表征》等著作。这些成果一个突出特点和亮点就是将民俗学研究与少数民族地区民俗研究相结合，体现民俗的民族性、民间性、地域性特征，从而也体现广西民俗学学科建设方向与特色。

二、民俗学理论与基本原则

作为民俗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建设主要有四方面理论资源：一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有关民俗研究理论基础上，如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爱尔兰歌曲集代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二是依托引进现代西方理论，包括民俗学学科理论及其它学科理论，如德国民俗学奠基人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德国的传说》、《德国的神话》等，法国福瑞《现代希腊民歌》、热纳《通过礼仪》、《当代法国民俗》、山狄夫《民俗学概论》等，以及英国、芬兰、瑞典、丹麦、挪威、美国、俄国等民俗学研究理论；三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民俗研究理论传统基础上，如周代“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孔子的“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民教俗朴”、荀子“入境，观其风俗”，老子“乐其俗”、庄子“寓言”、“小说”等，以及司马迁《史记》及其历代史志的民俗的记载和论述；四是建立在当代社会民俗现状考察调研基础上的理论研究，中国民俗学百年历程积累雄厚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基础，提供现代民俗学研究的理论资源。综合古今中外等方面民俗学理论资源，构建民俗学理论体系及其理论基础。

其一，民俗的发生学原理。民俗现象及其形态发生应该与人类生成发生同步，原始人类所从事的狩猎和采集这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决定其原始社会形态、原始生活方式、原始交往形式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神的关系模式，构成一定的原始风俗习惯；在原始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基础上建立起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祖宗崇拜的精神心理定势，并通过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原始信仰形成祭祀仪式以及与之配合的原始艺术表现方式的风俗习惯。进入农耕文明社会之后，宗法制与等级制及其相应的礼仪制度形成，这些风俗习惯有意或无意保留下来，一方面由“神事”转为“人事”，另一方面由“群类”转向“社会”；一方面积淀和形成于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中，另一方面与时俱进，移风易俗，推动民俗改革与发展；一方面民俗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创造的结果，另一方面民俗影响人类存在、生存、生活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周代社会实行礼乐制度，礼制内容与形式从礼俗转化为礼仪，更为强调宗法制传统及其祭典仪式化功能，体现雅俗之分、上下之别、尊卑有效的礼制规范性和等级性，无形中既将礼俗雅化、官方化、仪式化，又使得一部分礼俗仍然保留于民间，或转向民间，称为与官方相对的民俗。乐制亦如此，乐发生于原始祭祀仪式的娱神功能中，虽然也经历娱上、娱人、娱己的由神到人的转移，由乐到乐俗，再到乐制的转向，但其娱乐、审美、愉悦的基本功能并无实质性变化，最初用于人与自然、人与神交流沟通转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交流沟通的交流沟通功能也并无实质性转移，故而，乐一方面乐制化、雅化、官方化；另一方面也因之乐的个体性不同于礼的群体性，更多地保留于乐俗及其民间民俗中。此外，既便是统治者实施礼乐制度，礼制与乐制因为礼、乐功能不同，具有相对与相补作用。《礼记·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出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⑤这说明礼乐不仅是礼乐制度形式，而且也是礼乐民俗形式，乐与礼在功能作用上的异同，既构成礼乐制度的互补，而且也构成民俗功能的互补。

从这一角度而论，民俗其实也是相对于官方制度的民间制度形式，民俗发生于民间更多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方式，而广泛流传于民间则是依赖于民间制度或使之成为民间制度形式。此外，官方礼乐制度会因改朝换代等外在因素而有所变化和转移，而民间礼俗、乐俗则因民间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其民间集体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而保留、传承、发展至今，无论是其时间长度还是空间广度，都呈现出民俗植根于民间和民众的活力与生命力。

其二，民俗学理论框架及其知识体系。一般来说，民俗学理论框架可划分为四大板块，一是民俗本体论研究，讨论民俗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等基本理论问题；二是民俗史理论研究，讨论民俗发生、缘起、发展、传统、变迁、传承、传播等问题；三是民俗事象及其类型研究，讨论民俗现象、形态、类型、关系、构成、结构等问题；四是民俗学研究方法论及其原则。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理论框架结构为：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讨论民俗与民俗学、民俗的基本特征，民俗的社会功能，中国民俗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从第二章到第十三章分别讨论民俗形态及类型，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俗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为民俗史理论，包括中国民俗史略与外国民俗学概况；第十六章为民俗学研究方法。⑥由此可见，这一理论框架将侧重点放在民俗现象、事象、形态、类型研究上，故此说明对于民俗学认识为应用性与综合性学科，其理论性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应用型理论。

陶立璠《民俗学概论》理论框架结构为：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篇，第一章为导论，讨论民俗和民俗学、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学习民俗学的目的；第二章为民俗的基本特征和分类；第三章为民俗的社会功能；第四章为民俗学方法论。下编为民俗类型篇，第五章为物质民俗；第六章为社会民俗；第七章为岁时民俗；第八章为人生礼仪；第九章为精神民俗；第十章为口承语言民俗及其他⑦。这一理论框架虽然在有关民俗本体论、功用论、方法论等理论问题阐释上有所加强，如民俗形成归结为经济、政治、地缘、宗教、语言等原因，民俗特征概括为社会性和集体性、类型性和模式性、变异性、传承性和播布性等，民俗社会功能主要有社会生活功能，有历史、教育、娱乐功能，有跨学科构成功能，包括民俗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其他社会学科关系⑧；但大部分篇幅还是放在对民俗事象、形态、类型研究上，亦说明民俗学的应用性学科性质特征。

其三，民俗学研究基本原则。民俗学隶属社会学，具有社会科学性质不言而喻，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规律及其科学原则也是理所应当；但因其对象——民俗，带有人文性、社会性、群众性等特征，故而民俗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人文科学性质特征，尤其是作为民俗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艺，更应该属于人文科学。民俗学研究首先必须坚持科学原则以及实事求是的客观记录原则，这不仅表现在对于资源材料处理和运用的翔实性、客观性、可靠性的原则上，而且也表现于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中，无论作为民俗学学科研究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遵循学术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规则和原则，强调考察调研，强调第一手材料，强调从事实出发，才能更好坚持民俗学精神和原则。其次，坚持民俗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及其核心价值取向，这不仅因为民俗相对于官方或主流社会而具有民间性、人民性而论，也不仅仅因民俗相对于精与雅而具有大众性、通俗性、广泛性而论，而且是因为民俗构成与建构的内在逻辑和社会功用的人文性质特征而论，以此构成民俗学研究的人文精神，坚持人文精神实际上就是坚持民俗学为人学，坚持研究者立场、态度、观点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尊重民俗、尊重传统的人文价值精神。再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这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而且还是民俗评价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必须展开历史与现实贯通的整体观照，予以准确公正的历史价值评述和现实意义评价；另一方面也要辨析民俗与陋习旧俗的区别，也还要看到某些民俗中所包含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更要看到移风易俗对民俗变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坚持民俗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民俗形态事象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但民间性、人民性是其共同特征；民俗功能作用多种多样，甚至兼有积极与消极两面性，但应该抓住其主要功用与核心价值；民俗学研究也有形形色色理论与流派，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价值评价角度，但也需要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和普适性评价标准，因此，确立民俗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取向，建构与人民性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其四，区域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理论特点。无论是西方民俗学理论还是中国古代民俗理论与现代民俗学理论，都为区域民俗学发展与区域民俗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基于区域自然人文环境背景的特殊性所形成的民俗现象形态的特点，区域民俗学研究也就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广西民俗学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建构经验、传统、理论的研究模式，以从经验与传统中升华为理论，形成广西民俗学研究的理论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区域性特点，强化民俗学研究的区域理论基础和区域研究视角，更为注重地理空间理论、生态环境理论、文化地理理论等理论视域对于区域民俗研究的重要作用，构成民俗与地域、空间、传统等关系理论；二是民族性特点，强化民俗学研究的民族理论基础和民族风俗研究视角，更为注重各民族聚居、民族交往交流、民族和谐团结对于民俗变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构成民俗与民族关系理论；三是文化融合性特点，自古以来的广西民俗事象和形态，无论是来自本土的民俗还是来自外地的民俗，其实在文化交流与文化变迁中有机交融，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原文化与百越、骆越、岭南、粤西、八桂文化交流，各民族文化交流等形成广西文化基本形态，也构成广西民俗现象形态的基本格局，因此广西民俗学研究在文化交流理论、比较文化学理论、文化认同理论、国家统一理论等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构成民俗与文化交流关系理论。

二、民俗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

民俗学研究大体分为民俗学理论研究与民俗学实践研究两大类，基于民俗学更为强调应用研究，因此民俗学研究方法也更为倾向于实地考察调研、田野作业 、访谈采风等方法与历史研究、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这些研究方法其实都适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从这一角度而论，可谓跨学科方法。但每一学科毕竟有学科自身研究对象及其视角，也有学科规定的目标和指向，因此其方法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针对研究对象具体所在地域空间所形成的状态和特点，也会构成区域民俗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根据方法运用中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此方法选用及其灵活运用也会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针对研究方向及其具体对象所指，民间歌谣有其自身的一些研究方法，神话研究、仪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风俗研究、节庆研究等均如此，因此民俗学研究方向所采用的方法也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就需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所言：“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⑨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应该遵循研究规律与学术规则，达到多样统一、殊途同归的目的。

其一，田野作业方法。基于民俗是由“民”与“俗”基本构成状况，进行实地考察调研，采用田野作业方法，深入民间，包括城市与乡村，深入底层社会，深入普通民众，获取第一手材料，这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民俗研究的基础条件。田野作业方法就不仅仅是研究方法问题，而且也是涉及研究立场、态度、观念、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等重大问题；也不仅仅是对研究材料收集、资源发掘、研究准备的局部问题，而且就是研究本身的问题，也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全局问题。因此，，田野作业方法实质上是方法论问题，既牵涉民俗学理论，也涉及民俗研究原则。田野作业方法论由此展开顶天立地的三层次：顶层为顶天之哲学方法，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与逻辑方法，思维方法等，落实于田野作业方法的指导思想上；中层为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研究方法，包括调研方法、参与法、体验法、观察法、主客换位法、比较方法等，落实于田野作业的实证方法上；底层为立地之可操作性具体方法，包括访谈法、座谈法、问卷法、民俗志法、统计法、材料收集法、录音摄像方法等，落实于田野作业的调查方法上。

田野作业方法对于民俗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不仅爬山涉水，遍访名山大川，而且也深入城乡村寨，考察风俗民情。他曾于崇祯十年四月二十日入桂林，到六月十一日离开，用50多天时间考察调研，成就了《徐霞客游记》卷三·粤西游日记的主要内容及其许多名篇，其中不少篇幅记录桂林风俗民情。如为其出游必先了解本地风俗地貌，“返寓，于肆得《桂林故胜》、《西事洱》、《百粤风土记》诸书。按部考胜者竟两日”；记载当地端午节划龙舟盛况，“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擢山下，鼍鼓雷殷，回波陷日”；记载当地戏曲演出情境，“靖藩方结坛礼梁皇忏，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为亲自考察当时明靖江王府内的独秀峰，他数次预约登山未果，“二十九日，入靖藩城，订独秀期，主僧词甚辽缓。予初拟再至省，一登独秀，即往柳州，至此失望，怅怅”，⑩等等。由此可见，实地考察调研对于民俗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徐霞客对自然与人文地理、旅游、文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其毕生精力，用其手足考察记录各地名胜。至今还在广西各地留下其跋涉足迹，在中国科学院桂林地质研究院、地处偏远的山区忻城矗立徐霞客雕像，以纪念这位旅桂名人。

其二，文献研究方法。民俗学研究必须将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结合，文献具有重要的考证、印证、引证作用。文献主要包括历史典籍文献及其印刷文本文献、石刻文献及其物态化实存文献、钞本及其文字记载与口头传承文献等形式。中国历史悠久，留下先秦《尚书》、《左传》、《国语》史册，以及“三礼”与诸子百家著作，汉代以后的煌煌二十四史与清史稿，以及各地史志，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等等，构成历史文献的基础和主流，记载和保存大量历史文化信息以及民俗资料。尤其史志，在司马迁《史记》中就开始设有《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有关民俗、民族记载；《汉书》开始设有《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有关民俗记载。更多的民俗记载在历代笔记小品、话本小说、传奇戏曲、野史演义、传说故事等叙述文本中表现。

历代广西方志及其地方文献中都有对地方民俗现象与形态进行考察、收录、记载、论述的研究成果与文化传统。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广西被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与管理系统，无形中推动文化交往及其人口迁徙，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原始状态被打破。唐代以来的旅桂文人一方面将艺术和审美眼光投向秀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及其广西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以将猎奇、探秘、求异的眼光投向地方民俗风情。历代旅桂文人与本土文人留下大量地方民俗记载资料与文献典籍，如刘恂《岭表录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张鸣凤《桂胜》与《桂故》、徐霞客《粤西游记》、赵翼《粤滇杂记》、李调元《粤风》、吴震方《岭南杂记》等文献，均提供大量广西地方民俗资料，为民俗研究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

其三，区域民俗研究方法。任何民俗事象和现象都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民俗，都与其发生、生成、存在、生存的区域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相关。因此，民俗研究离不开区域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研究，这既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入乡随俗”的本土滋养的结果，本土文化与民俗又有着水乳交融的内在逻辑关联。本土文化特质特征决定了民俗特质特征，反之亦如此。因此，区域民俗研究方法首先运用区域研究及其文化研究方法，包括地理学、生态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及其跨学科的文化地理学、文化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以扩大民俗研究视角和视域，将民俗放置在区域文化空间中加以研究；其次，应该将区域民俗研究放置在社会发展及其历史变迁的时间中加以研究，任何民俗都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传承发展有关，不能将民俗仅仅作静态观，而且应该作动态观；也不能仅仅将民俗作传统观，而且应该作现代观。无论将民俗视为历史文化遗存“活化石”也好，还是视为现在进行时的生命运动也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应该是其时间和生命的延续。因此，对于区域民俗事象与现象研究必须充分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再次，区域民俗研究应该立足于田野作业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两者固然给人以现代和古代区别之感，但实际上两者交叉交融，作为资源资料，两者又起着印证、佐证、互证的作用。甚至历代文献记载的民俗，不仅是当时的民俗事象和现象，而且保留至今，仍然可在田野作业中发现，民俗文献起着印证、佐证民俗事象、现象的重要作用。

广西历代文文献的民俗记载，至今还有参照性、佐证性、印证性，对地方民俗研究而言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云：“始余自紫薇垣，出帅广右，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余取唐人诗考桂林之地，少陵谓之‘宜人’，乐天谓之‘无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胜于骖鸾仙去。则宦游之适，宁有逾于此者乎！既以解亲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则风气清淑，果如所闻，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辱。岁比稔，幕府少文书，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诏徙镇全蜀，亟上疏固谢不能，留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民觞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两日始得去。”⑪不仅描述桂人纯朴善良的性情与醇古好客的风俗，而且描写作者与桂民的深厚情谊。该书对广西民俗记载分为《志香》、《志酒》、《志器》、《志蛮》、《杂志》等，其中《志器》曰：“戏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⑫对桂林傩风俗进行记载；《志蛮》曰：“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殚记；姑记其声问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瑶，曰僚，曰蛮，曰黎，曰疍，通谓之蛮。”⑬随后对广西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记载，留下大量民俗史料。

宋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序曰：“入国问俗，礼也，矧尝仕焉而不能举其要。广右二十五郡，俗多夷风，而疆以戎索。……仆试尉桂林，分教宁越，盖长边首尾之邦，疆场之事，经国之具，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譎怪之产，耳目所治，与得诸学士大夫之绪谈者，亦云广矣。盖尝随事笔记，得四百余条。”⑭其中专设《风土门》、《蛮俗门》、《志异门》描述本地风俗，还在《地理门》、《外国门》、《法制门》、《财计门》、《器用门》、《服用门》、《食用门》、《乐器门》、《古迹门》中分门别类描述本地人文地理、物用特产风貌。如《桂林傩》曰：“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⑮描述当时桂林傩戏、傩舞盛况。

历代方志也留下大量的人文风貌与民俗风情的史料，如（嘉靖）《广西通志》、（万历）《广西通志》、（康熙）《广西通志》等，（嘉靖）《南宁府志》、（康熙）《南宁府全志》、（宣德）《桂林郡志》、（康熙）《桂林府志》等，（嘉庆）《临桂县志》、（道光）《义宁县志》等；专题分类史志如《白山土司志》、《广西土官志》、《湘山志》等，一方面留下历代大量的广西地方民俗资料；另一方面也形成广西历代民俗研究的传统。

广西民俗研究不仅必须在历代文献中，而且也表现在历代旅桂文人的诗文中。基于对地处偏远、难为世人所知的粤西自然人文风光名胜的赞美与猎奇心理，历代旅桂文人也写下大量有关民俗风情描述的诗文 。如唐宋之问诗《桂州黄潭舜祠》：“虞帝巡百越，相传葬九疑。精灵游此地，祠树日光辉。湮祭忽群望，丹青图二妃。神来兽率舞，仙去凤还飞。日暝山气落，江空潭霭微。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描写虞舜传说故事；宋陶弼诗：“石壁深深绕县衙，不离床衽见烟霞。民耕紫芋为朝食，僧煮黄精代晚茶。瀑布声中窥案牍，女萝阴里劝桑麻。欲知言偃弦歌处，水墨屏风数百家。” 描写县衙周围的田园牧歌风情； 明曹学佺《桂林风谣十首》，其一曰：“楚粤流皆仰，湘漓水自分。易生阶面草，难度岭头云。素节龙舟竞，冥搜鼠穴熏。水东街最盛，游女咽罗裙。”其五曰：“萧鼓沸中秋，肩挑水族稠。饔飧临顿办，节序竞时修。月兔灯俱上，风鸢瘴易收。官街青石路，醉倒滑如油。”⑯均记载和表现桂林民俗民情，为民俗研究提供可资参考佐证资料。

近年来，广西民俗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资源与条件，更为桂学研究打下良好基础，推动桂学研究深化发展。桂学研究作为地方之学的综合性学科群，必须夯实其民俗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推动桂学的民俗学研究视角建构及其民俗学研究的深化发展；另一方面，民俗学研究依托桂学研究平台及其桂学研究视野，夯实桂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也会对广西民俗研究的深化发展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

注：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③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④樊平编注：《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词400首》，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⑤《礼记·乐记》，《周礼·仪礼·礼记》，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95年，第425页。 。

⑥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⑦陶立璠：《民俗学概论》，目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7页。

⑩许凌云、张家璠注译：《徐霞客桂林山水游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2、58、139页。

⑪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序》，齐治平校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⑫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齐治平校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⑬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齐治平校注，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⑭周去非：《岭外代答·序》，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⑮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256页。

⑯樊平编注：《历代桂林山水风情诗词400首》，漓江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 吴庆丰】

Folklor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Bases for the Study of Guangxi--- The Seventh Study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Study of Guangxi

ZHANG Li-q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s a study of Guangxi local, the Study of Guangxi should take folklore as its important content． The record of Guangxi folklore events and phenomenon can be dated back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Liu Xun’sMountain Range Recordand FanChenda’s GuiHai YuHeng Recordherald the folklore study of Guangxi, and modern folklore study has entered the Golden Age． Folklor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field work of empirical research,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verifying of literature study, adhere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and "custom" and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It is helpful for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folklore and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and it strengthens the study of Guangxi folklor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 Study of Guangxi; folklore; regional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folklore event

[文献标识码]A

1004-4671（2014）04-0001-08

2013-07-11

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64；2012年度广西桂学研究会委托项目：张利群主持“桂学元理论研究”。

张利群（1952～），男，湖北黄冈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古代文论、桂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