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br/>——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
——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2014-03-12刘江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4期

刘江

(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广西柳州 545007)

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延展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工农兵文学，至今已历时70多个年头，这期间学术界对其的评说从未间断，至今意见仍不统一。笔者认为此前学术界对于工农兵文学的看法，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没有放眼于世界，所以未免失之客观。于是从2011年开始，笔者便连续在各地高校学报上发表了20余篇统称为“工农兵文学评说”的专题系列论文，试图站在21世纪的时间点上，以和平、发展和全球化眼光来审察产生于中国几十年前战争环境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对其进行解剖式或者说切片式的分析与评述，探讨关于工农兵文学的理论问题。及至现在，笔者又感到，该是对其进行总体评说的时候了。

一、跻身于世界：工农兵文学的译介与评议

中国工农兵文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不但是从地域上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更是说工农兵文学早就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据不完全的统计，赵树理的作品已经在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加上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各种文字译本，它“已在四十多个国家流传”[1]。梁斌的《红旗谱》“被翻译成8国文字在国外发行”[2]，“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红旗谱》俄文版仍然在苏联出版发行，被誉为《静静的顿河》”[3]。柳青的《创业史》“被翻译成英、日、德、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外也享有声誉”[4]。《红岩》“被广泛地介绍到国外，世界上个主要的语言都有了翻译本”[5]。《青春之歌》“用20多种语言翻译介绍到国外，日本印刷了12次”[6]。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7]。“全世界收藏《暴风骤雨》英文版一书的国家和地区中，最多的是美国，达到135家图书馆，英国是8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7家，荷兰4家，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是3家，新西兰2家，比利时、德国、以色列各1家”[8]。《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文字”[9]。《郭小川诗集》、《郭小川诗选续集》等“被翻译到国外”[10]。“在国外历来也有不少贺敬之的‘追星族’，在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欧美的国家和地区还有许多人对贺敬之十分崇敬”[11]。而《白毛女》则“登上了世界各国的舞台和银幕，还有歌剧、电影、舞剧，日本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还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来中国演出，还被苏联、捷克、印度、波兰等国翻译排演”[12]。当然，众所周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还分别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二、三等奖。至于评议方面，“国外的赵树理研究，开始于1949年，渐次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国别为界的，以苏联、日本、美国为代表的三个板块”[13]。这些并不完全的资料就已表明：中国的工农兵文学早已走出了国门，跻身于世界文坛。

二、相通与独特：工农兵文学的世界身份

中国工农兵文学能够走向世界，是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如果在前苏联和东欧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西欧、美国和日本等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又该作何解释？笔者认为，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它具有和世界文学的相同性和自己的独特性。笔者曾说过：“‘世界的文学’……应有的品格，必然是既要具有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独特性，而同时又要具有与世界上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相联系、相沟通的方面，两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的作品，全世界的人民才可理解接受，才可能喜爱欣赏，才会具有‘世界性’的价值。”[14]正是这相通性与独特性，才使中国的工农兵文学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学身份。

(一)相通性：共同的文学性的体现

文学性是世界上所有文学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品质。而在一些学者的眼中，工农兵文学根本谈不上是文学，指责它的代表作品《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15]，一位学者又说：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笔者)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16]。如此，工农兵文学便毫无文学性可言。

果真如此吗？不，不但毛泽东一再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17]74，而且从工农兵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它们也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因而它和世界上的其他文学相通。这是它跻身世界文学的基础条件。这文学性表现在：首先，工农兵文学作品都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这艺术形象包括两种：一是人物形象；二是环境形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地提出要求：“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17]64在这一指示下，工农兵文学从它诞生时起，就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早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写出了二诸葛、三仙姑，《暴风骤雨》写出了老孙头，《白毛女》写出了杨白劳。中期即文革前17年的工农兵文学则写出了更多的人物，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红岩》中的江姐，《三家巷》中的周炳，《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常有理”，《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吴淑兰和张腊月，《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和喜旺等，这些都是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二是环境形象。工农兵文学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时代环境的描写。早期《小二黑结婚》里的封建气息浓厚但又受到新思想冲击的晋地刘家峧，《暴风骤雨》里“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18]的松花江畔元茂屯，中期《红旗谱》里“大革命失败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革命由低潮到高潮”[19]132的冀中平原锁井镇，《创业史》里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艰难行进的终南山蛤蟆滩，《三里湾》里封闭、守旧，但“和旧社会有本质不同”[19]288的太行山区三里湾，《红岩》里面“黎明前夕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斗争”异常严峻[20]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林海雪原》里的国民党匪帮疯狂反抗但解放军势不可挡的威虎山……它们无一不展现着时代的特征和地域的风韵，洋溢着文学的气息。

工农兵文学文学性的另一表现，是和别的文学作品一样，遵循反映生活的原则，再现生活的面貌。关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西方曾有种种说法，而在工农兵文学诞生和发展的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他们正在奉行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创作方法，前苏联却是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尽管文学见解不同，但是反映现实生活却是共同的要求。工农兵文学奉行的是理想化现实主义，即按照工农兵阶级的要求对生活作理想化的描写，而其原则还是反映生活(正如同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对生活进行夸张式描写一样)。毛泽东一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17]60，就是为了生动形象地“表现工农兵群众”[17]59的实际生活。工农兵文学达到了这一要求。比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和《三家巷》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的状况；《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生动地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实际生活；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解放区所进行的土地改革的真实反映；《创业史》、《山乡巨变》、《不能走那条路》则是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写照……也正因如此，通过作品可以了解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

(二)独特性：独有的政治性和民族性的彰显

如果只有相通性，那工农兵文学就会淹没在世界文学的大海之中，绝无出头之日，所以，除了相通之外，还必须独特。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以独特性而存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同于古典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又不同于之前的这些文学，而中国的工农兵文学既不同于西方各种“主义”的文学，也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那么，工农兵文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遵循工农兵阶级感情规范，否定个人自主的文学性质。

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之后，世界上的各种文学，实质上都是在表现阶级的感情，正如西方古典主义文学表现的是封建阶级的思想感情，“把歌颂国王、维护封建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职责”[21]114；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处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地位”，所以“他们揭露现实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企图通过改良现存社会的某些弊端恶习，以求建立一个中小资产阶级能以生存发展、无产阶级又不致起而反抗的‘理想’社会”[21]232，说到底，是表达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表达阶级感情时，因为西方强调个人利益，强调个人意识，所以其阶级的感情和意愿是由个人的具体情感来体现的，在个人的感情里显露出阶级的烙印。相反，中国文化却是一直强调集体，强调阶级和国家的思想意识，所以即使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强调国家利益的。

工农兵文学更是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17]49，就是强调工农兵文学情感的阶级性质。同时他还特别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文学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7]52，在文学实践中，凡是感情不符合工农兵阶级的思想情感的作家作品，都要受到批判，对丁玲《在医院中》的批判就是实例。也就是说，工农兵文学所表达的阶级感情是规范的，绝不允许个人成分和印记的存在，每一个作家都是工农兵阶级的“忠实的代言人”[17]67，而不是作家个人；每一篇作品都是阶级的宣传品，而不是个人的作品。所以工农兵文学的写作并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阶级的写作。这一点，甚至和同是表达无产阶级感情的巴黎公社文学、前苏联文学也是有所差别的。

第二，通过人物形象具有艺术感染力而又直白地表达公众意识的抒写方式。

工农兵文学不是一般的宣传品，它是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工农兵的政治思想。如《白毛女》通过黄世仁这一欺压贫苦农民的地主形象、和杨白劳淳朴胆小的老一代佃农形象以及喜儿这一弱小而勇于反抗的青年妇女形象，通过他们经过斗争终于得到解放的生活经历，表达“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思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中，前者通过暖水屯的张裕民、程仁等农民形象、钱文贵、李子俊等地主形象，后者通过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形象、韩老六、杜善人等地主形象，以及两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不畏艰难，发动群众终于斗垮地主恶霸的生活图景，表达“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土改政策，经过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够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的思想。同样，《青春之歌》通过林道静，《三家巷》通过周炳这两个不断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以及他们的革命经历，表达“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青年才能成长”的道理。《创业史》通过梁三老汉这一淳朴而保守的旧式农民形象，以及他经过革命思想的教育，终于加入合作社的生活经历，说明农民最终能够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即使那些不反映政治运动的作品，也一样通过艺术形象进行宣传。比如《李双双小传》通过李双双和她的丈夫喜旺两个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赞颂“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敢于斗争”[19]223的社会新风尚。《新结识的伙伴》通过张腊月和吴淑兰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竞争，表现出“人人不甘落后，争当先进的”“时代的新色彩、新风貌”[19]254。可以说，除开文革时期《虹南作战史》等极少数作品之外，工农兵文学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注意通过艺术形象去表达思想情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是已通过别的政治宣传早在群众中普及的公众意识。同时，作品通过人物行动连结起来的故事情节，直白地表露思想情感。因此，工农兵文学成了具有艺术感染力而又直白浅露的公众意识的宣传品。

第三，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

“西方文化是建立在视野宽阔的海洋文化和以流通为生命线的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22]，各国之间很早就实行了开放，所以各国的民族独特性本来就不突出。而且西方自古以来就强调个人，所以很早就形成了个人至上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上，就是早就形成了重视个人风格而不重视民族风格的文学写作风范；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属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和内外阻隔的内陆文化”[22]，与外界联系不多，自认中国就是天下，没有特别提起民族风格的必要，因而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中，极少关于民族风格的论述，而民族风格就已成为自然的存在。但到了“五四”之后，由于西方思潮的涌入，中西文风混杂，对于文学的阅读也就出现了中西的分隔。知识分子之外的普通老百姓还是喜欢民族风格的作品，而要“教育工农兵群众”[17]59的工农兵文学，强调民族风格也就成为必然。毛泽东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同年，就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此时，他并不强调文学的个人风格。而在建国后的上世纪50年代，为了发展工农兵文艺，他才提出“百花齐放”的方针[17]158。这样，就形成了工农兵文学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相结合的态势。即作品中既体现出个人风格，同时又体现出民族风格。这大大有别于西方文学和前苏联文学。我们看看孙犁的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前者清新优雅，后者朴实粗拙。但它们又同时体现出中国平和与淳朴的民族风格。在建国后，《红旗谱》的豪迈，《创业史》的浓情，《青春之歌》的开阔，《红岩》的凝重，《山乡巨变》的幽默，又都体现出壮阔、大气的中华胸襟和情韵。工农兵文学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使它在世界文学中显得与众不同，引人瞩目。

三、贡献与警示：工农兵文学对世界的给予

(一)贡献：人物形象、内容样式和风格式样上的创新

工农兵文学不但以文学性即与世界文学的相通性，以及自己的独特性，显示着自己的存在，而且还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24]。其中，“朱老忠是一位富有中国燕赵文化特色而又勇于反抗，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的个性鲜明的农民英雄；梁三老汉是一位富有中国农耕文化特色而又富有憨厚、怯懦而守旧个性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富有中国‘君子’文化特色同时又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富有中国‘侠义’文化特色而又英勇机智、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无产阶级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富有‘义士’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24]。朱老忠不同于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25]的罗宾汉，也不同于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有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尼雪龙[26]，同样不同于《堂·吉诃德》中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桑丘，还不同于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27]的潘苔莱，同时不同于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何利[24]。正是这些独特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2)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24]。西方的作品都是以上层阶级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而工农兵文学中的底层民众生活，却是底层民众以自己的眼光来审察自己，以自己的情怀来感受自己的。早期的《小二黑结婚》如此，中期的《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等等也莫不如此。同样，“正是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双双小传》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24]。(3)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24]。这一点上面已经谈过，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为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民族性和个人特异性相统一的独特的文学风格式样。

(二)警示：失误所带来的教训

当然，工农兵文学在“文学”上确实也是有失误的。

1.规范化带来了文学的类型化和趋同化

毛泽东说过，工农兵文学题材上要“表现工农兵群众”[17]59，思想上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农兵群众”[17]59，情感上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7]52，即要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感情，而语言上也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7]52。此外还要求“文学专门家要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17]66，即注意运用工农兵群众喜爱的体式。而且这些都是统一的要求，特别是题材、思想和情感，是规范性的。这样，势必造成工农兵文学的类型化和趋同化。事实正是如此：反映抗日战争的《吕梁英雄传》、《地覆天翻记》、《洋铁桶的故事》，它们就不免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反映第一次革命战争的《青春之歌》和《苦斗》，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反映农村合作化的《不能走那条路》和《山乡巨变》、《三里湾》情况也类似。

2.管控影响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创作的自由度

工农兵文学属于政治斗争文学。但是同样属于政治斗争文学的前苏联文学《毁灭》、《青年近卫军》、《一个人的遭遇》等，就与我国的许多工农兵文学作品不同。其实，和毛泽东“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7]49相似的话，列宁早就说过了，他说：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17]14。但前苏联对作家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的引导，主要通过文艺评论来进行，作家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它对作家有一套严格的管制手段，不但作品的出版，就连深入生活、写作，都有严格的资格规定，有一套审批的程序，而且对其宣传和评论都有严格的约束，上级领导对于作家、作品掌握着生死大权。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思想引导，而是行政领导甚至可以说是行政管控了。这就使作家丧失个人的写作自由，必然无法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无法体现作品的独特性，文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工农兵文学的这些失误是别的文学所没有的。正是这些失误，影响了工农兵文学取得更大的成就。但是从另一角度上看，这些失误却又给世界文学以警示和教训，这也是它的另一“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当今许多人在抨击工农兵文学的政治性。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名著都和政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德的《最后一课》，乃至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在劳动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反压迫、反侵略的战争岁月里，不可能也不应该否定文学和政治的联系。在不提“阶级斗争”的当今时代，我们的文学又能够不为最广大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不去鞭笞草菅人命的恐怖主义和藐视人民的霸权主义行径吗？笔者认为，对于工农兵文学，首先应该肯定的，就是它“为工农兵”的人民性。在其“人民性”本质的条件下，肯定它的艺术贡献，认识它的文学失误，才能显出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列宁说过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8]，但很遗憾，他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服务途径，而工农兵文学的服务途径是非常明确的。尽管它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和失误，但从历史上看，工农兵文学的确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起过很大的作用，这是它的历史功绩。西方的一位学者说过：“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既不能放弃苏联文学也不能放弃美国文学。”[29]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要问：在多元化的世界，可以有西方各种“主义”的文学，为什么就不能有独特的工农兵文学呢？我们应该做的，是纠正它的失误。奥地利学者恩·费歇尔的这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其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是：找到综合的办法，把社会责任与最大限度的个人独创性结合起来。艺术家不应该再降格为高级权威的代言人……他应该觉悟到他对社会主义集体的责任感，同时他应该自由选择他的题材和表现方式”[30]339；其二，“一件艺术品、一部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来自社会主义社会，有一股党的书记的味儿，容易懂，表现方法常见，而是因为它出自社会主义的信念”[3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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